科学本该是最严谨的怀疑主义,如今却充斥着无能、妄想和自欺欺人
最近,一位网名为“耿同学”的博主频繁登上热搜。他接连曝光多所高校学者论文造假、抄袭、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引发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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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支持他,认为他是“学术圈的吹哨人”;也有人质疑他动机不纯,是在“碰瓷”博流量。
但耿同学揭露的现象并非个案。实际上,学术圈的“败坏”早已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一点,一本名为《被败坏的学术》的书中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揭示。
书名:被败坏的学术
作者:【英】斯图尔特·里奇
隐藏在顶刊之下的“死亡手术”
2008年,意大利外科医生保罗·马基亚里尼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声称成功进行了气管移植。他的创新在于:用患者的干细胞在捐献者气管上“播种”,培养后再移植,从而防止排斥反应。
这项技术让他声名鹊起。2010年,他被聘为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客座教授——这所学院正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源地。
2011年,卡罗林斯卡学院兴奋地宣布:马基亚里尼“历史上首次”将全合成气管成功移植给癌症患者。随后几年,他又为多名患者施行了类似手术,相关论文多次发表于顶级期刊。
然而,光鲜的论文背后,是患者的惨死。
第一位患者术后不久去世,第二位仅存活3个月。在俄罗斯接受手术的芭蕾舞演员尤利娅向记者哭诉:“我的脖子开始腐烂……脓液气味强烈,人们退避三舍。”她在手术后两年去世,而她术前甚至没有生命危险。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卡罗林斯卡的医生发现异常并汇报时,得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搪塞和封口。学院甚至以“侵犯患者隐私”为由向警方举报吹哨人。
直到2016年,瑞典纪录片《实验》播出,将微型摄像头送入患者气管——结果显示气管充满瘢痕、堵塞甚至穿孔,与论文中描述的“几乎完全正常的气道”相去甚远。
真相大白后,马基亚里尼终被解雇,多名支持他的高层辞职。《柳叶刀》最终撤稿。
为什么骗子能逍遥法外?
马基亚里尼并非孤例。
2004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科学》杂志宣称成功克隆人类胚胎,举国欢腾,韩国甚至发行了纪念邮票。然而调查发现,所谓11个干细胞系全是伪造,两张关键图片完全一致——只是复制粘贴。
更荒诞的是1974年的威廉·萨默林:他声称解决了皮肤移植排斥问题,将黑色小鼠皮肤移植到白色小鼠上。真相是,他用黑色毡头笔涂黑了白鼠的皮肤。实验员用酒精轻轻一擦,“科学突破”就消失了。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科学体系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造假者正是利用这份信任。
耿同学:退学博士掀起的“学术地震”
回到当下。2026年4月,一位曾就读于吉林大学本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阶段退学的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引发了一场学术地震。
他接连举报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5名国家杰青,在Nature正刊、子刊上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数据造假。
他的打假手法与书中揭露的案例惊人一致:
第一,异常工整的数据。在同济大学某院长团队的论文中,他发现某列数据加0.3完全等于另一列;某列数据的末位数字几乎全是“5”。他统计2400个原始数据,“5”出现212次,第二多的“6”仅16次。正如书中所说,真实数据存在噪声,不会如此整齐。
第二,图片重复使用。中山大学某论文中,两张不同实验的小鼠照片姿势完全一致,只是荧光颜色被修改。
第三,跨类别数据雷同。另一篇论文中,基因表达数据与肿瘤体积数据高度相似,仅个别数值微调,“就像是随机数生成器生成的数据”。
面对质疑,同济大学5月6日通报:免去涉事院长职务,降低岗位等级两级,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南开、中山等高校也相继宣布启动调查程序。
谁在造假?为什么敢造假?
耿同学在接受采访时直言:“造假的人不是没能力做实验。之前小的不端行为一直没被发现,胆子越来越大,最后连演都不演了。”
这与书中描述的欺诈者特征完全吻合:聪明、有抱负,在高度竞争的领域工作,研究成果有重大意义——杰青、“长江学者”、985高校院长,这些“帽子”正是他们的身份标签。
耿同学专门挑“有人才‘帽子’的人”下手,因为“他们占着最好的实验室和经费,却用造假论文换取更多成果”。
至于期刊为何没能发现问题?耿同学认为这不完全是审稿人的责任:“一篇能发Nature的论文有5个左右审稿人,他们会更注重创新度是否足够,让审稿人逐一核对上千个原始数据不现实。数据真实性应当是原始作者的责任。”
欺诈的危害远不止撤稿
书中指出,欺诈的危害有四重:
第一,浪费时间和金钱。无数科学家耗费精力试图复现不存在的实验结果。黄禹锡侵吞的经费与浪费在虚假结果上的资金相比微不足道。
第二,污染科学文献。研究发现,撤稿后的论文仍被大量引用,其中83%的引用是正面评价,几乎没人注意到论文已被宣告“死亡”。
第三,危及生命。安德鲁·韦克菲尔德1998年在《柳叶刀》发表论文称MMR疫苗可能导致自闭症——这是一场蓄意的欺诈。他为了起诉疫苗厂商和申请专利,伪造了12名儿童的医疗数据。结果疫苗接 种率骤降,麻疹疫情爆发,至今每年仍有超过14万人死于麻疹。
第四,辜负公众信任。这或许是欺诈最恶劣之处。
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书中提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我们抓到的只是那些不够聪明、过于偷懒的骗子。那些更狡猾的造假者,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发现。
耿同学对此深有同感:“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很低,我们查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他最初靠肉眼逐条比对数据,耗时费力。如今他利用AI工具初筛,再人工复核,效率大幅提升——但也仅能触及少数论文。
唯一让他稍感欣慰的是,此次事件后,“很多学校开始向学生要实验的原始数据了” 。
《被败坏的学术》第三章开头引用了诺曼·麦克唐纳的话:“尽管我们可能不希望发现欺诈行为,但我们不能因此对其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害怕无赖,他们也会鄙视傻瓜。”
无论是马基亚里尼、黄禹锡,还是如今被揭露的“帽子”教授们,他们的故事都印证了一个道理:科学体系的信任不该是盲目的。同行评议不应只是“信任”,期刊编辑不应为了名气而包庇,高校不应为短期利益牺牲诚信。
正如耿同学所说:“我真正想推动的,是实验的重复验证——这是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
也许,这正是杜绝学术造假的唯一出路:不再只是相信“他说他做了”,而是让“再做一遍,给我看”成为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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