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名为“黄山”？答案藏在华夏文明的源头里

黄山，古称黟山，因峰岩青黑，遥望苍黛而得名。相传，黄帝曾在此地炼丹修行，最终得道飞升。唐玄宗听闻此传说，下诏将黟山改名为黄山，取“黄帝之山”之意。

▲2025年12月14日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拍摄的美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施亚磊摄）

黄山坐落于我国南北地理过渡地带，具备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境内群峰竞秀，以书画、文学、传说、名士、历史“五胜”与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闻名于世，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也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千百年来，黄山不仅凭借壮丽的自然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天下游人，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见证了中华各民族往来交融的历史进程。

山河形胜：南北之交的地理枢纽

黄山地处皖、浙、赣交界，东接杭州、西邻上饶、南望衢州、北瞰池州，自古以来便是“三省通衢”之地，是承北启南的关键地理纽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各地迁徙而来的族群在此繁衍生息，带来了多样的文化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与当地居民持续往来，共同塑造了黄山独特的人文风貌，丰富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篇章。

黄山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安徽歙县、祁门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黄山一带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已创造原始的文化形态。1959年至1975年，黄山市屯溪区奕棋村附近先后发现了8座西周时期的土墩墓，出土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石件、漆器残件等文物，经鉴定应属于当时生活在黄山一带的古越族，说明古越文化是黄山及其周边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的重要构成。

▲1965年屯溪市(今黄山市屯溪区)弈棋三号墓出土的西周公卣（yǒu），造型规整，纹饰绚丽华美，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区风格。　来源：安徽博物院网站

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黄山一带隶属于会稽郡。之后，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统治，秦朝将原越国的百姓迁徙至新安江上游一带，设立黝（宋以后称黟）、歙二县，属鄣郡。西汉初期，黝、歙二县相继属楚国、荆国、吴国、江都国，后属丹阳郡。汉末至三国时期，黄山地区属东吴势力范围，当地居民为避动荡而入山林，“依山阻险，不纳王租”，被称为“山越”。这一时期，受战乱影响，中原士族开始陆续向南迁移，黄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格局也随之重构。“永嘉南渡”是黄山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人口迁徙高潮，据《新安志》等文献记载，西晋永嘉年间，因多重危机叠加，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北方士族及大量平民百姓相继从中原迁入黄山及周边地区。第二次人口迁徙高潮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由于中原长期动荡，黄山地区因“万山环绕，少遭兵燹”，成为士族首选的栖身之所。北宋“靖康之变”后，黄山地区迎来第三次人口迁徙高潮。《新安名族志》及各姓族谱均记载，柯、宋、张、周、吕、韩等十余姓族人于这一时期来到黄山地区定居。

南迁人口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礼乐教化、宗族制度等，与当地山越族群长期交往，二者深度融合。至南宋时期，“山越”之称不再见于文献记载。《徽州府志》有言：“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随着不同时期迁入的移民在此定居，多种方言、习俗、技艺等相互渗透，黄山地区成为多族群共生共荣的区域。

徽杭古道是位于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一条著名古商道，西起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伏岭镇，东至浙江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全长20多公里。它形成于唐代，南宋时期初具规模，此后历代均有重修，是徽杭之间的交通要道。徽商经此将皖南的茶叶、药材、木材、山货等运抵浙江，再换购食盐、布匹、大米等生活必需品返回。徽杭古道作为连接皖浙的重要贸易动脉，不仅促进了两地物资交流，提升了百姓生活水平，也推动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

进入近现代，黄山可退可守、可通可聚的地理条件，在民族危亡之际被赋予了新的战略价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湘、赣、粤、闽、浙、皖、豫、鄂8省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黄山脚下的歙县岩寺点验整编。黄山易守难攻的地形，为部队集训和隐蔽驻防创造了有利条件。整训期间，新四军战士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与当地民众共同发展生产，结下了深厚情谊。1938年4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从歙县岩寺附近的潜口出发，正式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千秋一脉：连接四方的精神纽带

最先为黄山注入人文底蕴的，便是其与黄帝的深厚渊源。传说，黄帝曾与浮丘公、容成子在黄山采药炼丹，得道升天。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文化凝聚着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正因黄山与黄帝之间的密切关联，使黄山成为一个寄托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人文圣地。

伴随黄帝传说，黄山丰富的物质遗存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黄山三十六峰中的炼丹峰、轩辕峰、仙人峰、浮丘峰、容成峰等山峰，及丹井、晒药台、紫芝源、石仙室等景观均因此得名。据史料记载，轩辕峰下很早就设有“黄帝宫”供奉轩辕皇帝，到晋代时改称为“轩辕古刹”。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在黄山原有祠宇的基础上建轩辕古刹。古刹建成后，香火鼎盛，来往祭拜之人络绎不绝，清代重修后更名为“福固寺”，成为黄山四大禅林之一。

宋代地理志《黄山图经》记载黄帝栖真于黄山，山下发现的“丹井”石刻与这一记载形成了文物与文献的互证。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文学家汪道昆邀友游览黄山时，将原有的“仙臼”重题为“丹井”并镌刻于石壁，此名沿用至今。历朝历代对黄帝遗迹的不断修建、题刻与守护，以及对黄帝文化的认同，本身就是一场文明接力，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被联结进了同一个文化传统。

▲2025年1月29日，“轩辕车会”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六角楼广场表演（无人机照片）。施亚磊 摄

轩辕车会是黄山一带群众为纪念轩辕黄帝而举行的一项大型民俗活动，又称“车公会”“车会”。相传，黄帝在黄山一带游览修炼之时，带来了以造车术为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当地山越族群将轩辕黄帝尊为“车公”，祭祀黄帝也成为当地重要的神祭活动。唐天宝年间，黄山仙源、甘棠一带就有以车会形式纪念轩辕黄帝的民俗活动。每年农历七月十八至二十四日为轩辕车会会期，车会包括洗车、试车、正车、祭车、收车等环节，其中正车中的滚车是最具代表性的表演内容。滚车所使用的火轮车有禳灾祈福之寓意，表演仪式中，火轮车会滚过大街小巷，人们常以燃放鞭炮、为火轮车披红挂彩的方式讨取吉利。车代表着当时生产方式的革新，造车技术以黄帝传说为载体传入黄山地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江南山地文化深度融合的体现。

黄山因与黄帝的深厚渊源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这种以人文始祖为纽带的文化凝聚力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文脉悠长：多元融汇的文化空间

黄山处于荆楚、吴越、中原多个文化圈的交界地带，逐渐成为一处多元汇通的文化高地。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将文化印记层叠于此方山水，使黄山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历代文人墨客跨越千里登山吟咏，是黄山文脉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清人沈德潜说：“黄山亘古来，吟咏始太白。”“诗仙”李白吟咏黄山的诗篇成为南北诗风交汇的典范，其作品也赋予了黄山重要的文学意义。唐天宝年间，李白来到安徽宣城，作《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一诗送别友人，“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成为后世吟咏黄山的经典诗作。此后，文人骚客络绎而至，以黄山为题进行创作。宋代鲁宗道诗云：“三十六峰凝翠霭，数千余仞锁岚烟。轩皇去后无消息，白鹿青牛何处眠。”范成大写下：“黟山郁律神仙宅，三十六峰雷雨隔。碧城栏槛偃双旌，笑挹浮丘为坐客。”这些诗作名篇，奠定了黄山在中国山水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在美术领域，明清之际形成的新安画派以黄山为魂，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流派。新安画派真正形成并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是以明末清初“海阳四家”（江韬、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的出现为标志。他们出生在黄山脚下，主张师法自然，寄情山水，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体现出超尘拔俗和凛若冰霜的气质。新安画派领军人物江韬的传世作品大多数以黄山风光为描绘对象，他创作的《黄山真景图》是一幅长卷经典画作，在国画技法的勾勒、皴擦、点染、晕染中，他摒弃了其他技法，只保留勾勒、点染两法，略施轻染将笔法减到了极致，独树一帜。以石涛为代表的画家提出“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艺术理念，将人与山的关系从观照提升为对话。在持续千百年的隔空对话中，中原士人的家国情怀与江南文人的山水意趣在此处共鸣，使黄山成为具有多元文化气质的文学与艺术场域，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凝聚力。

黄山的价值不仅在于山势之奇绝、景色之壮观，还在于包罗万象的胸怀与特质。远古至今的人群迁徙、以黄帝传说串联起的遗迹与民俗活动、不同时代文人墨客的时空对话，共同构成了黄山万象共生的人文生态，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牛锐 海宁

制作 | 胡晓蝶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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