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土——一个被历史烟尘埋了四千年的狠人

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儿，今天老弟跟大家唠一个埋了四千来年的主儿——相土。

你问相土是谁？嗨，说句到家的话，这个名字你搁大街上随便拽十个人问，得有九个半不知道。可你别看人家现在名气不咋地，在三千多年前那个年代，这位爷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商部落第三代大当家，契的孙子，昭明的儿子，昌若的爹。说白了吧，他就是后来建立起咱中国第二个王朝那个商朝老祖宗里头的核心人物。《史记·殷本纪》里白纸黑字写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就这么一行字，搁《史记》里头就一笔带过，连个“赞曰”都没混上。可司马迁那老爷子也够狠的，后头又补了一句：“相土卒，子昌若立”——得，这就交代了。你琢磨琢磨，就这么两行字，搁现在连个简历都算不上。

可是老弟今儿就是要从这么两行字里头，给大伙儿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刨根问底地扒一扒这位狠人的底细。

为啥？因为这位爷干的事儿太大了。啥事儿？《世本·作篇》里说：“相土作乘马。”什么叫“作乘马”？简单说，就是把野马给驯服了，搁上笼头，套上缰绳，让它乖乖地给咱人类拉车干活儿。搁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就相当于哪位大神发明了汽车发动机。你品品这个分量。

先聊聊商部落这个家族是咋来的

要说相土，咱先得把他老祖宗那头捋明白喽。

相土的爷爷是契——不是那个咱们平时说的契约的契，这个念xiè，在古代那可是个大人物。传说契的妈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给帝喾当了二老婆。有一回，简狄跟另外俩女的一块儿去河边洗澡，正洗着呢，天上飞过来一只燕子，“啪嗒”一声掉下来一个燕子蛋。简狄手疾眼快捡起来就给吞了——你猜咋的？就这么怀上了契！搁《诗经》里是这么唱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玄鸟到底是啥鸟？学者们考究来考究去，绝大多数人认为说的就是燕子。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搁那时候可是天大的正经事，不是瞎编的瞎话。那是母系氏族社会往父系社会转变的特殊时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是常态，需要用一个神乎其神的故事来给部族找一个正经八百的神圣起源。商部落的人打那时候就认准了燕子是自己的保护神，玄鸟就成了整个商族的图腾。

契长大了以后，了不得的人物——跟大禹一块儿治过水，立了大功。当时管事儿的舜帝就说了：“契啊，你干得不赖，封你到商那个地方，赐你子姓。”还让他当了司徒，管教化老百姓的事儿。搁今天的话说，契就是那个年代的“道德模范”加上“杰出青年”。司马迁在《史记》里评价契：“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这话啥意思？契在尧、舜、禹那个时代就混出大名堂来了。

契死后，他儿子昭明接班。这位昭明主要干了个啥？搬家。《荀子·成相篇》说昭明“居砥石，迁于商”。砥石到底在哪？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在河北，有人考证在山西。反正不管怎么说，昭明带着部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略迁移。

昭明死后，咱今天的主角相土，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相土即位——商部落第三代大当家的上位

说到相土即位当上商部落的第三代首领，老弟得先跟大伙儿掰扯掰扯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相土活动的年代，大概在距今四千年上下，属于夏朝初期那会儿。那个时候，中原大地到处是小部落、小方国，你打我、我打你，乱得跟一锅粥似的。夏朝虽然是名义上的共主，可实际控制的地盘也就那么大点儿，远远谈不上大一统。商部落那时候还是夏朝下头的一个诸侯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半独立的部族联盟。

相土他爷爷契当年被封的地方，据说最早在“商”——这个“商”到底在哪里呢？学术界有两种主流说法。一种说法是陕西商洛那一带，汉代的郑玄就说：“商国在太华之阳。”太华就是华山，华山的南边，也就是今天陕西商洛市那片。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也附和这个说法。另一种说法呢，说契封的商在河南商丘。唐代的《括地志》说得很直接：“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又说是商洛，又说是商丘，这俩地名差了上千公里，到底哪个靠谱？老弟跟你讲，这个事情至今没有定论，学者们的争论能写好几本专著。咱们今天不是来做学术裁判的，只能说这反映了先商时期部落迁徙的复杂性。商部落从西北一路迁到中原，中间换了好几个地方，这是学界比较公认的。

重点来了——相土做了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迁都。《竹书纪年》有一条关键的记录：“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按后世的推算，帝相十五年大约是公元前2132年前后。相土把部落从原来的地盘迁到了商丘（今河南商丘）。这一迁不要紧，直接奠定了后来商族数百年发展的根基。商丘这片地方成了商族的核心活动区域，相土之后的好几代先公，包括大名鼎鼎的王亥，都在这片土地上经营。

而且你得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相土迁到商丘，不是随随便便挑了个地方。《左传》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阏伯是谁？有人考证说阏伯就是契本人，是陶唐氏（尧帝）封的火正，负责观测大火星来安排农业生产。大火星，就是二十八宿里心宿的那颗亮星。相土到了商丘之后，继承了阏伯观测大火星的职责，商人从此把大火星作为祭祀的核心星宿。这一套星象祭祀体系，一直延续到商朝灭亡才罢休。

“相土作乘马”——远古时代的科技大爆炸

好，唠到这儿，咱得好好掰扯掰扯相土这辈子最硬核的功绩——“相土作乘马”。

这几个字搁哪儿来的？《世本·作篇》，这是一部专门记录古代各种发明创造的奇书。里头白纸黑字写着：“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郭沫若在《中国史稿》里头解释得明明白白的：“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后来《易经·系辞》里也有一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就是说，驯服了牛和马，用它们拉重物走远路，给天下人造福。

那么问题来了——“相土作乘马”到底是啥意思？老弟给你细细掰扯。

首先，这个“乘马”，它可不是说相土学会了骑在马背上。咱们得尊重历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表明，早期人类利用马匹，首先想到的是让马拉车，而不是直接骑马。为啥？因为要骑马，你得有马鞍、马镫。马镫是啥时候发明的？那是几千年后的事儿了。没有马镫，你骑在马背上打仗，敌人一推你就掉下去了，根本使不上劲儿。所以“相土作乘马”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相土发明了用马来拉车。他给马戴上了笼头，套上了缰绳，把马跟车连在一起，从此人类有了一种全新的运输方式。

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有多震撼。在此之前，人类运东西靠啥？靠人扛、靠人挑、靠人抬。顶多弄个雪橇或者滚木，在平地上拖一拖。相土这一下子，直接搞出了“畜力+车辆”的组合，运输效率翻了多少倍？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事儿。这就好比原来大家都是两条腿走路，突然有人开上了汽车——那种冲击力你想去吧。

更牛的是，相土不仅发明了马拉车，还配套搞了一整套驯养马匹的体系。《管子·轻重戊》里头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子，“牢”是圈养牛羊的圈。啥意思？就是说相土（或者商部落的早期领袖）建立了圈养和槽喂的制度，把野马从散养改为圈养，这样才能进行系统性的驯化。你想想，要把一匹野性十足的草原马驯成能够听人使唤、乖乖拉车的家马，这个过程的难度有多大？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说不定得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相土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的突破，所以后人把这份功劳都记在了他头上。

那么问题又来了：相土是凭空想出来马拉车这个点子的吗？不一定。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世本》里还有一句：“奚仲作车。”奚仲是夏朝的车正——车正是啥？就是专门管车的官员。说明在夏朝，车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李学勤先生（这可不是一般学者，清华简研究的大牛）指出：“按照这种传说，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的夏代，已经使用马车，而且在朝廷中设有专门管车的职官，叫作车正。”不过李学勤先生也说了，《世本》里说的某人“作”某物，不一定就是指首创，有时候只是“加其精巧”——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改良。所以相土的功劳，很可能是在前人摸索的基础上，真正地把“马”和“车”搭配在了一起，并且把驯马的技术体系化了。

那么从考古学上看，中国的家马驯化和马车使用，到底追溯到什么时候？清华简公布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对家马的驯养大约在距今4000到3500年之间，是由中亚传入西北地区，再一步步东进到中原的。这个时间窗口，跟相土活动的夏代初期（距今约4000年）基本上吻合！而且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上百座商代后期的车马坑，其中最早的一批属于商王武丁时代（距今约3300年）。那些车马坑里头，有一车配两匹马的，也有一车配四匹马的，还有成套的青铜车马器和武器，证明到了商代后期，马车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虽然到目前为止，夏代的马车还没有直接的考古实物出土，但学界普遍认为，从家马传入中国到殷墟那些高度成熟的马车之间，必定有一个漫长的技术积累过程。相土很可能就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老弟得跟大伙儿说明白：相土不一定真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把马给驯出来了，但文献把这个功劳归到他头上，说明他代表的那个时代、那个部落群体，在驯马和用马技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族的第一波大扩张

聊完相土搞科技发明的狠事儿，咱再来聊聊他另一个大功绩——开疆拓土。这可不是老弟瞎吹的，有诗为证。

《诗经·商颂·长发》里唱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这八个字，搁中国诗歌史上，那是响当当的。可是这里头有个老大的学问。“烈烈”是啥意思？威武雄壮、轰轰烈烈。“海外”又是啥意思？四海之外，指很边远的地方。“有截”呢？整齐划一、全部归顺的意思。

所以按照传统的解读，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相土干得轰轰烈烈，连四海之外的边远部落，都齐刷刷地归服于他的麾下。要是按这个理解，相土的势力范围那就大了去了——往东一直延伸到山东渤海边上，往南往北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可是老弟得跟大伙儿交代清楚——对于这句诗，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大学者晁福林先生就提出过质疑，他说先商时期，商部落的势力在林立的方国部落中并不强大，一直到晚商的武丁时期才把势力扩展到四海之内，要说相土的时候就到达了“海外”，那恐怕是悖于史实的。

晁福林先生的看法是啥呢？他考证说，“相土”两个字在这句诗里可能压根儿就不是人名——是地名加上“社”字！“相”是地名，在今天河南省北部内黄县一带。“土”通“社”，是祭祀的土地神。“相土烈烈”的意思，可能是说契每次到相地举行隆重的社祭活动，占卜的龟甲上裂纹鲜明整齐，得到了大吉大利的预兆。

你看看，这差别有多大！一个是说相土这个人在海外打出了一片天，一个是说契去相地做了一场祭祀活动。哪个更靠谱？老弟的态度是：对古代文献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地说，相土时期的商部落确实还没有后来商朝那么大的体量，要把势力直接扩展到“海外”，可能确实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反过来看，相土作为商部落的第三代首领，在驯服马匹、发明马车的基础上，带领部落向东方发展、迁到商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征服了不少沿途的小部落，使得商族从一个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小部族，变成了中原地区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这个基本判断，无论从文献还是逻辑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诗里头那种夸张的修辞，咱得理解——老祖宗给自己祖宗唱颂歌，那还不可劲儿往好听了说吗？

相土和那个叫“商”的地名

说到相土，有一个话题绕不开——相土和“商”这个地名到底啥关系？更直接地说，“商业”这个词是不是跟相土有关系？

这个说法不是没影儿的瞎传。相传相土发明了马拉车之后，商部落的人就开始驾着马车，拉着货物，满世界跑着搞贸易。因为干这个事儿最出名的就是这个部落，所以外头的人就开始管做买卖的叫“商人”，管交换的东西叫“商品”，管这个行当叫“商业”。

但是老弟得在这儿给大伙儿纠正一个事儿——这个说法的源头其实指向的是相土的后人王亥，而不是相土本人。你看哈，王亥是相土往下四代的玄孙，他的主要功绩是“作服牛”，就是驯服牛来拉车。王亥赶着牛车，拉着货物，穿梭在各个部落之间做买卖，干得风生水起，是公认的“华商始祖”。

那相土跟商业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你得这么想：没有相土的马拉车技术，就不可能有王亥后来的牛车贸易。相土开的这个头，相当于发明了“畜力运输”这个模式，王亥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了跨部落的商业贸易。所以从源头上说，商业的萌芽确实跟相土有关，只不过把这个事儿做到极致、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后来的王亥。

而且你也得注意到一个更本质的事儿——商族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根据《左传》的记载，尧帝封阏伯为“火正”，让他居住在商丘，负责观测大火星。因为阏伯的封号叫“商”，所以他的封地就叫“商丘”，商族也因此得名。相土到了商丘，不仅继承了阏伯“祀大火”的传统，还把商族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所以你看，无论是“商”这个地名，还是后来的“商业”这个词，都跟相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土虽然不是商业的直接发明者，但他是把“商”这个基因注入商族血脉的关键人物。

相土在商族世系中的位置——站在神话与历史的门槛上

好，前面唠了这么多，都是讲相土有多么厉害。可是老弟得负责任地跟大伙儿说：关于相土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学术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咱先把世系捋一遍。从《史记·殷本纪》来看，商族的先公世系是这样排的：契 → 昭明 → 相土 → 昌若 → 曹圉 → 冥 → 振（王亥）→ 微（上甲微）……一直传到成汤，共十四代。

这个世系表，是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整理的。靠谱吗？这个问题问得好。

1917年，大学者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来验证《史记》的记载。结果发现：甲骨文中确实可以找到王亥（写作“高祖亥”或“高祖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先公的名字，跟《史记》的记载大体对得上。

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昭明、昌若、曹圉”这三位，除《世本》等零星文献外，在甲骨卜辞中至今没有得到确切的印证。而相土呢，情况比较特殊：他在《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中能找到独立于《史记》的记载，这增加了他的可信度。但甲骨文中有一个单字“土”作为祭祀对象出现，这个“土”到底是不是相土，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

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大胆的怀疑。有学者认为，相土这个名字跟夏朝帝王“夏后相”的名字很接近，两者在早期文献中甚至出现过混淆的情况，都曾经居住在“商丘”，所以有人怀疑商先公相土有可能是从“夏后相”这个名字误入史籍的。

老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啥呢？咱既不能因为文献中确实记载了相土，就拍胸脯说“肯定有这个人在历史上活过”；也不能因为缺乏考古直接证据，就一棍子打死说“相土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后人编的”。从学术上讲，相土处于商族历史从神话传说向信史过渡的那个地带——他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部落领袖，也可能是一段历史记忆的人格化符号。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商族的集体记忆中，确实有那么一个时期，有人（或一群人）掌握了驯马技术、发明了马拉车，并带领部落完成了从西北向中原腹地的迁徙。后世的商族人把这段集体记忆凝聚成了“相土”这个名字，并且用诗歌和文献一代代传颂下去。

相土身后的历史——从商部落到商王朝

相土死了以后，商部落还在继续往前奔。

相土的儿子叫昌若，这是第四代。昌若的儿子曹圉是第五代，曹圉的儿子冥是第六代。冥这个人也不简单，在夏朝朝廷里当过司空，主管水利，后来治黄河的时候不幸殉职。冥的儿子就是咱前面提过的王亥——第七代，把经商贸易做到极致的那位。王亥后来被有易氏部落的首领绵臣给害死了，他儿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兵马报了父仇，自此商族势力更加壮大。

从上甲微开始，商族进入了甲骨文中可以明确印证的信史阶段。再往下传了七八代，到第十四代成汤的时候，商族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足以跟夏朝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最终商汤一举灭了夏桀，建立了商朝，定都于亳。从相土迁到商丘算起，商族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奋斗了好几百年，终于从一个小小的部族变成了天下的共主。

你再回头想想——商朝到底有多大？从考古学上看，商朝的疆域虽然比不上后来的周朝那么辽阔，但在当时的东亚大陆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霸权了。而这一切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相土那个时代：驯马、造车、迁都、扩张——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踩对了路子。

围绕相土的种种学术悬案——老弟给你盘点盘点

唠了这么多，老弟发现关于相土，还有好几个学术界至今扯不清的悬案，得一并跟大伙儿说道说道。

悬案一：相土的名字到底啥意思？ 这个名字挺怪的——“相”和“土”各有各的意思。“相”这个字在古代有“审视、观看”的含义，而“土”是大地、领土的意思。是不是跟相土主持社祭有关？前面提到的晁福林先生的观点，就是说“相土”可能根本不是人名，而是“相地之社”的意思。这种看法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确实提醒咱们：对待上古文献中的名字，不能简单拿后世的习惯去套。

悬案二：相土和夏朝的关系到底咋样？ 《史记·索隐》里说：“相土佐夏，功著于商。”意思是相土辅佐了夏朝，功劳在商地很显著。可是《左传》等文献又强调商族自身的独立性，相土继承阏伯的火正之职，似乎是一套独立的祭祀和政治体系。所以相土时期商部落跟夏朝中央到底是什么关系——是隶属？还是半独立？还是名义臣服、实际自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悬案三：“乘马”到底用的是几匹马？ 《世本》原文就是“作乘马”，没说清楚是几匹马。后世有学者考证，“乘”在古代特指四匹马拉的车，所谓“驷马”就是四匹马拉一辆车。但是殷墟早期的车马坑里，既有两匹马拉一车的，也有四匹马拉一车的。所以相土时代的“乘马”到底是几匹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答案了。

唠到这了，你说相土冤不冤？他爷爷契，各种文献记载、诗歌传颂，风光得很；他后人王亥，被尊为华商始祖，满世界的商人跑来商丘给王亥烧香磕头；就连他重孙子冥，虽然死在黄河里，至少也算是因公殉职，落下个好名声。唯独相土，夹在中间，不上不下，《史记》里就给他两行字。

可问题是，要是没有相土——商部落可能还窝在陕西那片山沟沟里转悠；马可能还是草原上撒欢跑的野牲口；商丘可能压根成不了商族几百年的核心地盘；后来那套让商族强大起来的畜力运输模式，还不知道要多摸索多少年。

所以老弟这么跟你说吧：相土就是那种典型的“站在历史舞台阴影里的大人物”——他的贡献在后世开花结果了，但他本人被历史的尘埃给埋了。

《诗经》里的商人后代唱他们祖宗的时候，总要带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唱了几百年。这八个字，是相土留给后世唯一响亮的名声。至于这到底是真在说相土本人，还是在说一场远古的祭祀活动——说实话，老弟觉得咱也别钻牛角尖了。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有那么一个时刻，有一位祖先（或者一群祖先），在四千年前的中原大地上，驯服了烈马，驾起了马车，开启了一个民族走向强盛的序幕。

这个人——或者这个符号——叫相土。

行了，今儿就唠到这儿。你琢磨琢磨相土这个人到底存在不存在，他干的那些事儿是真的还是神话——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在一两本史书里，而在咱中国人对自己文明起源的那种执着追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