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名外交官离职，86%称工作受阻，美国外交系统陷危机

在美伊对峙持续僵持、俄乌冲突与巴以局势仍未出现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外交体系展开新一轮大规模调整。

5月中旬，近250名外交官被正式裁撤，被视为政府精简进程的一大成果。但与美国国务院所描绘的“高效重组”不同，越来越多观察人士发现，美国外交系统面临诸多挑战：战略决策失效、地区斡旋失灵、战乱撤侨失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前美国全球195个驻外大使职位中，有115个处于空缺状态。在非洲，美国51个使馆中有37个没有正式大使；而在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等关键中东国家，美国同样缺少最高级别外交代表。可以说，美国外交正陷入一种“空心化”困境。

在职业外交官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背景下，“裙带外交”日益突出。一批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进入外交决策核心，在这些商业巨鳄的操盘下，美国外交愈发丧失专业性和基本原则，更像一盘无利不起早的“买卖”。

当地时间5月15日，美国国务院通过一封简短而冷漠的电子邮件，宣布了本轮大规模裁员的正式落地。邮件写道：“您的裁员离职将于今日生效。再次感谢您为国务院所做的服务。”

对于许多职业外交官而言，这种裁员方式令人错愕。从海外使馆返回华盛顿工作，原本是美国外交系统再正常不过的职业晋升路径。许多中高级外交官通常会在国务院总部积累政策与管理经验，为未来出任高级驻外岗位做准备。

但这一次，不少人仅仅因为当时恰好在国内任职，就被列入裁员名单。一些受波及人士表示，他们所在的部分办公室被整体裁撤，而这些部门原本能为当前的危机提供关键政策建议。

曾任美国国务院中东与亚洲能源外交办公室主任的埃里克·霍尔姆格伦（Erik Holmgren）表示，作为国务院重组的一部分，整个能源资源局都被拿掉了。霍尔姆格伦所在办公室隶属于能源资源局，负责能源安全、能源获取、关键矿产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而此时，美伊对峙持续升级，中东局势高度紧张，全球能源市场因战争风险而愈发焦虑。这样的背景下，能源资源局被裁只会削弱美国的能源外交与地区研判能力。霍尔姆格伦称，他们本可以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出警告。

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持续推动以清除“深层政府”（deep state）为名的政府重组，一边提拔更具个人忠诚色彩的官员，一边大规模裁撤资深公务员和职业外交官，以此标榜联邦政府的“降本增效”。在国务卿鲁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全面围绕特朗普的核心议程及其本人的要求进行改革。

讽刺的是，鲁比奥上任第一天曾承诺要“赋权”国务院。但随着一轮轮裁员与人事调整展开，他本人被批评在迎合MAGA政治路线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越来越多声音担忧，国务院正被一步步“掏空”。

国务院将这轮改革描述为“美国政府历史上最复杂的机构重组之一”。该机构称，此次裁员与机构调整主要是为了清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冗余部门，取消那些“已不再符合总统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职能。

2025年6月，60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鲁比奥，要求暂停国务院的大规模裁员计划，并解除招聘冻结。议员们警告称，在全球危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主动削弱外交系统，只会进一步损害自身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美国外交服务协会（AFSA）亦警告，这轮裁员将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灾难性打击”。

面对此类批评，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Tommy Pigott）予以否认。他表示，机构重组消除了重复岗位，减少了不必要的官僚程序，提高了效率，也增强了外交团队的能力，认为失去数百名资深外交官会削弱美国外交能力的说法毫无根据。

长期以来，美国职业外交体系一直作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存在，以专业性、非党派著称。即便对政府政策存在异议，外交官通常可以通过国务院内部的“异议渠道”表达意见、推动调整。这种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前线外交人员的独立性与专业判断空间。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是否忠于总统的价值观、是否服从政府的政策，成为外交官的一大考核标准，令外交系统的许多“老兵”感到不适，越来越多资深外交官因此选择退休或离职。

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去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了国务院。该机构去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6%的外交官认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工作环境的变化已经妨碍到他们推进外交优先事项；98%的受访者表示士气低落，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正考虑离职。

曾在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罗宾·马科斯（Robbie Marks）说，自己过去一直高度认同美国国际援助工作的使命。但特朗普上台后，他发现这项工作几乎“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马科斯说，美国如今只允许南非的白人农民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政府却在推动所谓“反向移民”政策，鼓励移民“自愿返回”原籍国。“过去用于减轻苦难的人道主义资金，如今被用于推动人们离开美国，甚至包括带着已经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一起离开。”马科斯说，“我无法说服自己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

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John Dinkelman）表示，像马科斯这样主动离开的外交官人数，近期已经“爆满”。

更令外交系统不安的是，内部考核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多名官员透露，外交官年度晋升评估体系新增了“是否忠于政府政策”的考核内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意识形态存在偏差的官员成为裁员的首要目标。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召回近30名职业外交官，要求他们离开大使及其他高级使馆岗位。这些外交官大多是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的任命，涉及至少29个国家，包括斐济、老挝、亚美尼亚、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等。

一名国务院官员向美国保守派媒体《每日呼叫者》（The Daily Caller）解释称，旧版考试“充斥着与DEI（多元、公平与包容）相关的内容”，新版考试旨在确保“能基于真正的能力”进行招聘。

更具争议的是，新版考试还加入了与政策相关的内容。一些题目大致是：“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4月签署了某项行政命令，你支持还是反对？”一位了解考试内容的人士说，“此举名义上是在考察你对政府政策的了解，但很多人都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忠诚测试。”

早在今年2月，特朗普签署了名为《美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个声音》（One Voice for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的行政令，要求国务院改革招聘、绩效评估与留任机制，以确保建立“一支能忠实执行总统外交政策的工作队伍”。

在职业外交官生存空间日益收缩的同时，无论是推动俄乌停火，还是处理中东局势等高度敏感的外交谈判，特朗普身边的长期商业伙伴、MAGA派政治盟友，甚至家庭成员，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少批评者形容，美国外交决策越来越脱离传统职业外交体系，转而由一批缺乏外交经验、争议缠身，却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圈内人”主导。

今年1月，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达沃斯提出所谓“新加沙”（New Gaza）计划，主张将加沙地带改造成一个豪华海滨度假区，引发广泛批评。

不少中东问题观察人士认为，这一构想既缺乏现实可行的政治方案，也没有充分考虑巴勒斯坦人的立场与诉求，而像是一幅异想天开的“房地产外交”蓝图。

“一定不会是我们巴勒斯坦人能住进这些别墅和豪华公寓。”一名当地女性无奈地说。另一名当地居民反问：“谁能阻止以色列再次将它们炸毁？我们的安全从哪里来？在住进豪宅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安全。”

站在风口浪尖的还有贾里德的父亲、房地产大亨查尔斯·库什纳（Charles Kushner）。这位特朗普的亲家曾因税务违法、报复证人等多项罪名入狱服刑。他于2025年7月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但查尔斯却拒绝出席。依照外交惯例，“召见大使”本是驻在国表达不满、要求解释的标准外交程序，而拒绝召见在外交场合十分罕见，被认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外交形象。

另一位备受关注的人物，是特朗普任命的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这位总统亲信来自房地产行业，同样没有外交工作背景，却成为处理中东事务的核心人物之一。

威特科夫被视为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关键人物之一。据悉，他与亲以色列的超级金主米丽娅姆·阿德尔森（Miriam Adelson）关系密切，并随身携带一台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摩萨德高级官员赠送的定制传呼机。

截至目前，威特科夫在中东问题上很难说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尽管如此，他的职责范围还是被进一步扩展至俄乌事务协调等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

《大西洋月刊》评价称，威特科夫在描述俄乌冲突问题时带有典型的商业化话术风格，比如“这是积极的、乐观的、极具建设性的”，这种表达或许适用于房地产交易语境，但在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讨论战争问题时，显得过于幼稚。

另据彭博社披露，2025年底，威特科夫在与克里姆林宫官员的沟通中就如何更有效地与特朗普打交道提出建议，并协助对方“管理”美国总统的决策节奏。

这一消息引发外界质疑，这位特使私下是否更接近一名政治掮客。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批评说，华盛顿的政策制定缺乏系统性的专业分析，权力被少数顾问集团垄断，如今的决策模式带有“黑帮式”思维特征。

美伊对峙僵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分析指向围绕战争决策的判断与情报评估存在明显偏差，其背后离不开特朗普“裙带”外交的指挥。

据多方报道，军事行动前夕，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曾向白宫表示，伊朗只是借谈判拖延时间，这一结论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最终批准军事行动的决策。特朗普事后也承认，两人在推动其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军控协会主席达里尔·金博尔（Daryl Kimball）透露，根据特朗普政府官员关于谈判失败的公开简报，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显然误解了谈判中涉及的一系列基础技术与历史问题。例如，他们将伊朗方面坚持在研究反应堆时继续使用20%的丰度浓缩铀视为直接威胁。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很可能是因为威特科夫与库什纳“缺乏核问题知识”，因此“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理解伊朗在谈判中究竟提出了什么”。

美伊对峙升级后，美国在中东的撤侨行动暴露出明显的混乱与滞后，也被视为外交体系被削弱后的一大后果。今年3月初，当国务院发布撤离指令后，多家媒体和滞留人员反映，从官方热线到驻外使领馆，信息口径不一，甚至相互矛盾。

部分滞留在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美国公民表示，他们在拨打国务院紧急热线时，被系统提示“当前不应依赖美国政府安排撤离”，并称“暂无具体撤离点或统一疏散方案”，这一说法与随后“正组织包机撤离”的官方表态明显不一致。

直到数日后，国务院才逐步协调包机与军用运输，并要求滞留人员登记信息等待安排。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对此批评称，相关裁员导致经验丰富的人员流失，正在削弱领事体系履行“保护海外美国公民”这一核心职责的能力。

但从根本来看，无论是裁撤职业外交官、加征全球关税、更名墨西哥湾、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还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外交，越来越难与传统意义上追求建立盟友网络与长效机制的外交联系在一起。

在特朗普治下，外交不再被视为协调冲突、维持稳定与运用软实力的制度性工具，而转化为展示其个人“能力”与“魅力”的舞台。如今的对外政策更依赖实力优势与胁迫手段推动结果，并伴随对“美国优先”的直接强调以及“战争部”等象征性叙事的回归。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种转向正在削弱美国外交的基础，并对其国际形象与战略信誉造成难以挽回的冲击。诚如美国驻阿富汗前大使约翰·巴斯（John Bass）所说：“我认为，历史学家在回顾这一时期时，会把它视为美国自找的重大非受迫性失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