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9年5月的上海，空气里都是火药味。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国民党守军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一个叫范纪曼的男人正盯着牢房顶上的铁窗发呆。他口袋里藏着三个火柴头，这是三天前从送饭牢头那里偷偷摸来的。
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中学教员，竟是中共上海局情报部的交通联络负责人。从1938年入党那天起，他就在刀尖上过日子。现在，叛徒把他供了出来，死刑判决书已经送到手上，日期就定在三天后。
铁窗里藏着火柴头
范纪曼刚被捕的时候，心里真没底。1948年冬天那个早上，他刚走出"永兴隆"米行——那是他们的秘密交通站，就被两个便衣按住了。米行仓库里还藏着长江南岸的布防图，那是要送给解放军的重要情报。
被关进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龙门"的"忠"字号牢房时，他才发现这里关着不少同志。牢房里又暗又潮，十几个人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晚上睡觉只能轮流躺，臭虫在身上爬来爬去。但难友们眼神里的光，让他心里踏实不少。
腊月二十三那天，法警来宣读死刑判决。整个牢房瞬间安静下来，范纪曼倒显得挺平静。法官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想抽一支烟。"这个请求被拒绝了，但他藏在袖口的手，悄悄握紧了那三个火柴头。老实讲，那一刻他就没想过真要赴死。
本来想找机会和难友们商量逃跑计划，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看守盯得太紧，连说话都得用暗号。他只能自己琢磨，每天观察牢房的结构，听看守聊天时透露的消息。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成了他最好的计时器。
苏州河上的生死一跃
1949年5月12日早上，看守突然忙乱起来。范纪曼竖起耳朵听，才知道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外围，看守所要紧急转移"要犯"。他看到转移名单上自己排在第十三位，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时候转移，十有八九是要提前处决。
押解队出发时，街上乱成一团。汽车根本开不动，只能步行。范纪曼故意落在队伍后面，眼睛四处打量。走到苏州河边的垃圾码头时，他突然捂住肚子蹲下去："报告，我要解手。"
带队的军官不耐烦地挥挥手："快去快回！"这三个字，范纪曼等了整整六个月。他假装走进垃圾堆后面，趁看守转头的瞬间，纵身跳进了苏州河。冰冷的河水呛得他差点窒息，但他拼命往对岸游。
就在他快没劲的时候，一艘小渔船划了过来。船上的十三岁少年伸手把他拉上去。"叔叔，你怎么浑身是血？"少年问。范纪曼喘着气说："我是好人，被坏人追。"少年点点头："我知道，我爸说解放军快来了。"
船靠岸时，范纪曼把身上唯一值钱的钢笔塞给少年。少年却摇摇头："我爸说帮助同志不要钱。"范纪曼心里一热，这孩子说不定就是地下党联络的船工家庭。他跟着少年穿过小巷，远远看见解放军的岗哨。
报出"南风"这个代号时，哨兵的表情从警惕变成惊喜。原来情报部早就把他的情况报给了前线部队。走进指挥部的那一刻，范纪曼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不是害怕，是激动。
后来范纪曼跟着部队南下，参加了解放厦门的战斗。1955年转业到上海社科院，研究党史。晚年住在虹口的老楼里，每天都要去苏州河边走一走。他总说，那三个没来得及用的火柴头，比任何勋章都珍贵。
1998年范纪曼去世后，家人在他的旧皮箱里发现了一个小铁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个火柴头。盒子里还有张纸条，上面写着："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就是这样一群人，用信仰当船，在黑暗里划出了一条光明的路。
那个救了他的小船工，后来再也没见过。但范纪曼总说，他一直记得少年把他拉上船时说的那句话："同志，你轻得像一封信。"可不是嘛，他们这些地下工作者，不就是党和人民之间传递希望的信件吗？
如今苏州河的水早就变清了，游船在河面上慢悠悠地开。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有个叫范纪曼的男人在这里完成了生命中最惊险的一跃。那个"早去早回"的请求，不只是为了活命，更是为了看到新中国的太阳。
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信仰？可能就是范纪曼藏在口袋里的火柴头，是小船工伸出的那只手，是千千万万个"南风"们在黑暗里点燃的微光。这些光聚在一起，就成了照亮中国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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