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顶尖内科主任突然颤抖着跑出了手术室，当时发生了什么？

2016年，上海中山医院顶尖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在为一位19岁的少女做心脏手术时，竟突然颤抖着跑出了手术室，手术台上的女孩生命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当时发生了什么？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葛均波刚脱下前一晚急诊手术的铅衣。凌晨三点被一个电话叫来抢救心梗病人，整整忙活了快四个小时，患者终于脱离了危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助手推门进来，语气急促：“葛主任，李娜那边情况不太好，心内科那边请您过去定方案。”葛均波看了眼墙上的钟，早上七点二十分，距离李娜这台手术只剩下四十分钟。

这个19岁的姑娘来自山东，县医院的医生看见她的心脏造影片子时，手都在发抖。三根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左边两根完全堵死，右边仅剩那根也塞了90%。血液从一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缝隙里挤过去，维持着这个年轻的生命。李娜的爸妈在上海中山医院监护室门口守了十几天，不敢离开半步，夜里两个人挤一张躺椅轮着睡。李千军说，根本不觉得饿，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哪有胃口吃东西。

多发性大动脉炎，这是一种全身动脉都会发炎的罕见病。外科搭桥手术创伤大，而且李娜的血管本身就处在炎症状态，搭上去的桥血管通畅率会低很多，一旦桥出了问题，后续基本没啥好办法。最终，专家组决定采用介入治疗，用一根微导管从大腿或者手腕的动脉穿进去，直达心脏，在堵塞的血管里放支架，把这根“生命通道”撑开。

这台手术被安排在当天下午。按理说，葛均波上午那台急诊做完，中间应该调整休息一下。可心脏科的病人排着队等，哪有那么多所谓的“调整时间”。中午两点多，他扒了几口盒饭，还没来得及坐下来缓一缓，手术室就已经准备就绪了。

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葛均波身上穿的铅衣重达十几斤，这种防辐射的装备一穿就是几个小时。一般人穿着站半天都觉得腰酸背痛，而在这种状态下，还要用指尖捏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管，在跳动的心脏血管里反复试探，其难度难以想象。

李娜的三根心脏血管都处在致命的堵塞状态，其中完全闭塞的两个地方，导丝根本找不到能钻进去的缝隙。葛均波手里的微导管一点点往前探，透视屏幕上的影像一帧一帧地变化，手术室里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滴答声，气氛紧绷到了极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第一个小时过去了，第二个小时过去了，导丝依然在那片已经坏死的硬斑块前面打转。第三个小时，葛均波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这可不是紧张，而是肌肉在连续高强度工作后发出的抗议信号。

圈外人可能不太理解做这种手术到底有多累。光是那十几斤重的铅衣压在肩膀上就已经够呛，更别提还要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分毫不差地操控手上的导管。任何一个细微的偏移，都可能刺破血管，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不仅仅是手术，这是拿着患者的性命在自己的手上赌。

葛均波的手抽筋得越来越厉害。换了谁在手术台前连续站上好几个小时，身体都会有反应，可他是主刀医生，是这台手术里唯一的指望。就在导丝终于快要穿过最后一个堵塞点时，那一瞬间，他的手像是被什么东西电击了一样，剧烈地痉挛了起来，手指死死地僵在导管上，动弹不得。

葛均波立刻把手里的器械交给了身边的助手，自己抽身退到了一边。这时候做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极其危险，他必须停下来。可他根本没离开手术室，就在角落里使劲地揉搓自己那几根僵硬的手指，眼睛始终没有从病人的生命体征监视屏上移开过一秒。稍微缓解一点，他又会迅速回到手术台前，继续刚才的工作。

这种被迫中断的手术，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极其折磨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耗着，麻醉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每一分钟都像是在透支这个女孩生存的概率。旁边配合的护士们谁也不敢吭声，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葛均波的极限了。

说来也是，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院士，世界顶尖的介入心脏病学专家，为什么要让自己遭这份罪？

早在1999年，葛均波在德国Essen大学医学院就已经干到了血管内超声室的主任。那是多少人削尖脑袋都想占的位置，高薪、体面、设备先进。可他偏偏不干了，执意要回国。德国的导师气得脸红脖子粗，想不通这个中国学生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葛均波的想法其实特别简单。他回国之后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要价近四万块钱。那个年代，很多从农村赶来的患者，把钱缝在内衣里带来看病，生怕路上被人偷了。你看着那一张张沾着体温的钞票递过来，心里那种滋味，真不是谁都能体会的。正是这股说不上来的酸楚和心酸，让他铁了心要搞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用得起的心脏支架。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825个日夜，3000多次实验，葛均波带着团队硬是把国产的可降解涂层支架给做出来了。这不单单是一堆让人看不懂的实验数据，而是支架的价格从将近四万元直接降到了一万多块钱，每年能有八万多患者因此受益。这一下，砸掉的是跨国药企设置的高价门槛，救活的是无数个像李娜一样曾经快要走投无路的普通家庭。

手术室里，李娜的情况也越来越危急。葛均波的手抽筋反复发作了好几次，但他根本没工夫去管什么疼痛不疼痛。在经过短暂的手部按摩和缓解处理后，他重新咬牙握住了导管。

经过整整六个多小时的反复尝试，导丝终于成功穿过了堵塞的病变部位，支架稳稳地撑开了那段已经硬化的血管。监视器上显示的血流，从若隐若现的细流一下子变得通畅了起来，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让整个手术室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李娜的命，保住了。

葛均波放下手中的器械，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瘫软在手术台旁边的凳子上。十几斤的铅衣还没脱下来，额头上的汗水已经把手术帽浸湿了一大片。助手问他怎么样，他摆了摆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话：上监护室那边跟家属说一声，孩子没事了。

站在手术室外的李娜父母，看见葛均波那个疲惫到极点的身影从通道里走出来，直接瘫倒在了地上。老两口连谢谢都说不利索了，只剩下哭。而葛均波这个很少在患者家属面前流露出脆弱一面的汉子，嗓子也沙哑得说不出任何华丽的场面话。这是他作为医生最朴实的自豪，也是他对得起自己身上这件白大褂最好的证明。

实际上，现在的医生都承受着远超常人想象的精神和肉体压力。长时间的站立让葛均波的腰椎早就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常年被几十斤重的铅衣压着，身体的磨损比普通人快得多。在这台手术之前，他还做了四个小时的急诊抢救。可即使在自己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的时候，他依然没有选择退缩。

李娜顺利脱险后，葛均波还有一个直到今天也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他研发成功的可降解涂层心脏支架，竟然没有收取任何专利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把能让自己一夜暴富的机会彻底抛弃了，为的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放眼现在这个功利的社会，有几个技术大牛能做到这一步？

医生也是人，不是钢铁锻造的神。他们会感到饥饿，会在手术间隙蹲在走廊里快速扒拉几口饭；他们的肌肉会痉挛，会被高强度的精细操作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平常可能只看到了手术成功的欣喜，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成功背后满是医生拿自己的健康去拼命换来的。

葛均波在手术室里那几段断断续续、被迫中断的操作录像，后来被医学院的学生反复观看。学生们惊叹的自然是他精湛到极点的技术，但更让学生们感同身受的，是那种就算自己手抽筋了、身体撑不住了也要扛下去的倔强。这似乎在告诉这些年轻的医学生，成为一个好医生不仅仅需要医术高明，更需要那颗在极端困境下也绝不放弃患者的坚韧心脏。

手术室外的无影灯终会熄灭，葛均波踉跄着走回办公室脱下湿透的手术服，他需要一杯热水和片刻的安静来平复自己。而这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周二，后面的手术单上还排着好几个等着他处理的病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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