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田晃司谈戛纳新片《奈义日记》

作者：Patrick Brzeski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Asian Movie Plus

（2026年5月18日）

2022年，当日本导演深田晃司在42岁那年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颁发的「黑泽明奖」时，他略带腼腆地表示，这个表彰终身成就的奖项颁给自己，或许来得稍微早了一些。此前的获奖者包括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山田洋次以及侯孝贤；而那一晚与他同台领奖的另一位获奖者，则是五度斩获奥斯卡奖的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

深田晃司

深田晃司说，他打算把随奖项一同颁发的奖金，捐给一个由他共同创办的本土组织——该组织专门为日本的自由职业电影工作者提供心理健康与法律方面的支援；他还郑重承诺，会继续努力创作，不辜负人们对他才华所寄予的这份信任。

深田晃司此前早已屡屡在各大电影节上崭露头角——他那部具有突破意义的家庭喜剧《款待》于2010年摘得了东京电影节的「日本视点奖」，而他那部令人揪心的剧情惊悚片《临渊而立》则在2016年捧回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审团奖——不过，凭借最新长片《奈义日记》，戛纳首次将他揽入主竞赛单元，让他有机会去争夺那种与「黑泽明奖」得主身份相称的荣耀。

在金棕榈奖的角逐中，与他同场竞技的还有两位日本同胞：是枝裕和（《盒子里的羊》）和滨口龙介（《突如其来》）——这是25年来，首次有三位日本电影人在同一届戛纳电影节上角逐最高奖项。

《奈义日记》

《奈义日记》讲述了两位中年女性——由石桥静河饰演的友梨和松隆子饰演的寄子——在某个春日的几天里，于片名所指的那座日本乡间小镇「奈义」重逢的故事。友梨是寄子哥哥的前妻，但两位女性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情谊。寄子在奈义默默无闻地谋生，她是一位雕塑家，从一整块原木中凿刻出人物的形象。友梨则是东京一家大型事务所的建筑师，但在事业和个人生活双双陷入僵局之后，她前来探望寄子。

深田晃司怀着溢于言表的深情，将奈义的日本乡村生活娓娓道来；随着两位女性重续旧谊、并与寥寥几位当地人来往互动，记忆与张力层层累积，最终推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清算与了断。

问：《奈义日记》的灵感来自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1953），后来又被改编成舞台剧。在您的改编中，故事的背景转到了奈义。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深田晃司：我也许应该先说明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确实有一部戏剧叫《东京笔记》，它是平田织佐的代表作之一。平田织佐在日本是非常知名的剧作家和舞台导演。《东京笔记》的故事发生在东京的一座美术馆里；他曾向我建议，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改编成一部电影，并把故事设定在这座美术馆中。原因是，当时他正在那里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所以本来就已经有了某种联系。

我去了冈山县奈义町，看了那个场地。虽然那是一个非常独特，也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我觉得，既然都特意去了那里，如果还要拍一个以东京为基础的故事，就未免有些浪费。于是我决定抛开《东京笔记》的故事，构思一个全新的故事，改掉片名，一切从头开始。那部戏剧确实是最初的出发点，但这个故事已经完全不同。

问：《奈义日记》里有某种东西，会让人联想到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乃至沟口健二这些日本电影大师的作品。您会说他们对您产生过影响吗？

深田晃司：影响过我的电影人有很多，但我绝不敢把自己跟他们那样的导演相提并论。

问：您保留了原作舞台剧中的多少内容？

深田晃司：从根本上说，《奈义日记》讲述的是一个全新的原创故事。但因为我非常喜欢平田织佐的那部戏，所以其中仍有一些元素直接受到它的启发。《东京笔记》讲的是一群兄弟姐妹每年一次在东京的一座美术馆相聚。大姐住在东京以外的地方，也就是日本的地方城市，由她照顾父母；兄弟们则在东京过着都市生活。整部戏讲述的，就是他们在东京相聚的这一天。

大姐和其中一个弟弟的妻子，也就是她的弟媳，关系非常好。两人十分亲近，但后来我们会知道，那个弟弟正在离婚——而在日本，这意味着她们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因为她们在法律或家庭关系上已经不再是亲属。现实中通常就是这样。所以这部戏的结尾相当伤感：我们意识到，她们每年一次在美术馆相聚的传统，就此结束了。

当我开始为一个新故事构思点子时，我就在想：如果这两个女人并不太在意这些社会惯例，实际上仍然保持联系、继续见面，会发生什么？这就成了《奈义日记》最初的故事前提。

问：某种程度上来说《奈义日记》是一部关于友谊和陪伴的电影。不过，我也觉得它更像是一部关于孤独的纪事，甚至是一次关于孤独的诗意体验。您认同这种解读吗？

深田晃司：这部电影所探讨的主题，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其中包括父权结构，以及女性和男性在这种结构下所感受到的那种压迫。它也触及了性少数群体不得不把自己隐藏起来、让自己「隐形」的处境。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贯穿我所有作品的元素，因为那是我最重要的母题——孤独。

比起社会议题本身，我更感兴趣的是生命的悖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自降生、又独自死去。不仅在日本，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许多能让我们感觉不那么孤单的东西，比如家庭、爱、宗教（尽管日本很多人并不信教，包括我自己在内），正在一点点地消失。这只会让那种孤独感变得愈发强烈。所以，在我的电影里，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孤独，以及「我们如何独自活着、又独自死去」这个问题。

问：据我所知，您后来还以驻地艺术家的身份在奈义待了更长一段时间。您对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它们又是如何滋养了您的故事？

深田晃司：我最后在那里待了大约十个月，跟当地居民聊天，差不多是从零开始一点点搭建起我的故事。首先，那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座美术馆有着极其现代、极其独特的设计，却又这么孤零零地杵在一片乡村景致的正中央，构成了一幅相当不寻常的画面。这座美术馆至今已经在那儿矗立了将近30年，它也对奈义当地的居民产生了影响。他们为它感到非常自豪，也许是因为它，那里的人在文化和艺术这方面十分具有涵养。然后，当然，正如电影里所呈现的那样，镇上还有一座大型军事设施——一个日本自卫队的基地。这是这座小镇性格中一个形成强烈反差的侧面。它让我不禁好奇：为什么偏偏是这里、要把基地建在这么个地方？也让我去思考东京与日本这片乡土之间的关系。

问：影片呈现了两种艺术家，两种艺术家生活。一边是孤独的雕塑家，她以一种非常纯粹的方式献身于自己的手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由里，她是一位成功的大城市建筑师。但她也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妥协：当别人要求她简单模仿更知名建筑师的风格时，她往往会照做。请谈谈您对这种二元关系的兴趣，以及您是如何形成这一设定的。

深田晃司：说来有趣，我很早就萌生了让一位建筑师和一位雕塑家同时登场的想法。最初纯粹只是出于直觉，但随着我对奈义越来越熟悉，这两个人物和她们各自所从事的事业，竟意外地与这个地方十分契合。我不清楚木雕在其他国家有多常见，但在东京，那是一门几乎无法从事的手艺。很少有人在自己狭小的住宅或公寓里有足够的空间去做这种活儿，而且还有噪声问题，以及邻居投诉的麻烦。优质的木材也非常昂贵。但在奈义，空间绰绰有余，你只需到周围的森林里去寻一寻，就能廉价甚至免费地得到漂亮的木料。

建筑则恰恰相反。它是一门无法独自完成的艺术形式。无论你多么热爱建筑，你都不可能真的仅凭一己之力、单纯出于对这门手艺的热爱去把它实现出来。电影创作也和建筑十分相似。我想，我之所以选了这两个人物，是因为我发现自己一方面对友梨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对寄子那种工作方式充满向往——能过上那种纯粹的、独居的艺术人生，多有吸引力啊。

问：看过您之前的作品之后，我看《奈义日记》开头时其实有些担心。想到《临渊而立》或《爱情生活》这样的电影，我会担心那些可爱的孩子或主要人物身上，是否即将发生某种真正可怕的事情。但很快就能看出，这是一部更温和、更微妙，也更柔软的电影。这是您从一开始就有意为之的吗？

深田晃司：这一次，从最初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想拍成悲剧。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在日本，当人们从城市视角看待乡村生活时，往往会抱持一种相当负面的看法——容易觉得乡下人落后、封闭，甚至有一点阴森。但我不想走那条路。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孩子失踪或可怕的暴力行为，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会遭遇的唯一悲剧。对我来说，还有一种更大的悲剧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那就是孤独的悲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承受的东西。

在影片中，友梨离了婚，发现自己在工作和事业上都陷入停滞——而现在，她突然不得不直面这种孤独，这也是她迄今为止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另一方面，寄子完全独自工作，生活在一片空旷土地遍布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她已经接受了孤独。我想，这正是友梨觉得寄子的生活方式如此迷人的原因。我想呈现的，就是这种对比。

《临渊而立》

问：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这部电影里其实根本没有坏人。在这种基调下创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深田晃司：我并不觉得这特别难。我认为，当涉及人这个话题时，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不认为有什么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在特定的情境下，人可能会显得善良或邪恶——而在这部片子里，只不过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会让某个人显得邪恶罢了。我经常说，我最喜欢的电影人之一是埃里克·侯麦。在他的电影里，没有反派，但故事却依然讲得那么好。日本的宫崎骏是我另一位心目中的英雄。从我小时候起，他就塑造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不再让自己的电影里出现反派了。从《天空之城》（1986）以后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没有坏人。

问：除了将寄子描写成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之外，影片中还有一段非常纯粹的爱情故事。影片的核心处，是两个正在探索自我身份、经历初恋的男孩，他们也在思考该如何面对这份感情。那份爱的天真，成了某种映照物，两位女性也借此投射并反思自己对过往的感受。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这一切处理得非常优雅。

深田晃司：嗯，谢谢你这么说。拍电影时，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一切。在这个故事里，我最初有的是这样一个女人的想法：她单身，独自生活、独自工作在这个乡村小镇里——但我并不知道她为什么是孤身一人。后来我想到，也许寄子是一位性少数者。

在奈义待的那几个月里，我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和所有人交谈，也遇到了一些很好的人。我学到了很多，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但我意识到，有一种人是缺席的，那就是性少数群体。从统计上讲，奈义肯定有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但我意识到，他们全都隐身了。于是我决定，我想把焦点放在我所发现的这种「缺席」上。

从那里开始，我逐渐把这些线索连接起来。那么，她为什么是孤身一人？也许她曾经爱过某个人，却始终没能向对方说出口。而现在，面对这些正在探索性别身份的年轻男孩，也许当她决定如何回应他们时，她想到的是自己曾经的梦想与遗憾。

《奈义日记》

另一方面，友梨离过婚，也对婚姻抱有更多怀疑，因此她非常自然地鼓励他们不要急，不要焦虑，要花些时间去发现自己究竟是谁，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们都在人生途中学到过一些艰难的功课；而当别人向我们求助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从自己最遗憾的那些时刻中汲取经验。

所有这些想法和关联，就这样逐渐堆积起来，有点像雕塑家寄子一点点给模型加上黏土——然后再刮掉一些，再添上新的部分。它永远处在进行之中，就像是在雕塑这个故事。

问：影片以一种极为暧昧的音符结束，所以我很好奇，对于影片结束之后的那些时刻或日子里，友梨将如何揭示真正的自己，您心中是否已有一个明确答案？

深田晃司：她的未来是开放的。对我来说，一部电影最重要的事情，是给出空间，或者创造出一些留白，让观众可以自行填补——而不是把我的想法或某种信息强加给观众。我留下了空间，让观众去想象友梨和寄子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是我所知道的、防止一部电影沦为说教的最好办法。

友梨的未来是一片空白，就像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一样。不过，我确实很想看看那座雕塑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问：能谈谈片中的那些艺术作品，以及您为何选择它们吗？

深田晃司：嗯，因为整件事的缘起就是奈义的这座美术馆，再加上整座小镇在文化和艺术上都很有素养，所以我觉得，我故事的焦点可以放在艺术家与模特之间的关系上。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展现出艺术家的工作不仅仅是呈现那件完成的艺术品，而是要呈现创作的过程。我觉得，一部电影把焦点放在艺术家与模特的关系上，却又对那件完成的作品本身没有特别的兴趣，这是相当少见的。当然，艺术家是想要创造出美的东西、想要为观者创造出某种作品的，但与此同时，创作这一行为、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以更高清晰度去观察世界的行为，这一方面非常重要。这正是我想要呈现的——把「过程」作为一种观看世界、观察世界、并去认识他人的方式。

问：电影里的角色总是试图把自己稍稍隔绝起来，但外部世界还是透过那些新闻播报渗了进来——比如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军事基地的那场枪击。让外部世界以这种方式进入故事的决定，是从何而来的呢？

深田晃司：嗯，原因之一是，这本就是对现实中奈义的一幅写照——那里每家每户确实都装着那种防灾广播，也确实能听见大炮轰鸣的声响。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那个广播每天早上、每天傍晚都会播报。我常常是在那广播声中醒来的，而在有实弹演练的日子里，大炮的轰鸣声会从早一直响到晚。所以这是对奈义这座小镇生活的一种真实描摹。

与此同时，正因为它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会让你去思考：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座自卫队基地？当然，这是因为世界各地正在发生战争，而这些正是日本的防卫力量。

当你生活在城市里时，很容易忘记这些战争正在发生。它们感觉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当然离我们很近。我们所有人都彼此连接。因此，通过呈现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小镇——顺便说一句，我写作这部电影时，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我得以把远方发生的战争，与这个村庄和平的日常生活并置起来。而枪炮声在某种程度上把两者连接在了一起。

问：您能想象自己有一天住在乡村里吗？

深田晃司：我在东京出生、长大，一直都生活在东京。我从来没在乡下住过，所以为了拍这部电影，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决定去那里住上将近一年，一边写剧本。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为了避免落入刻板印象，我有两件事特别留意。一方面，有很多电影会呈现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某个城里人到乡下，经历一段难得的际遇，让自己焕然一新，参透了人生的意义，然后回到城市——这种我不喜欢。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套路，把乡村描绘得封闭、守旧，与城市相比落后过时。我非常小心地想要避开这两种描写方式，努力把它们更平等地呈现在同一水平线上。

我在奈义生活的时候意识到，东京所拥有的，是「选择」。你会觉得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无论是在所从事的工作上，还是在出行方式上。你可以坐火车，可以坐公交，也可以骑自行车。而在乡下，工作的选择更少。作为性少数群体的一员，要出柜也要难得多。你要是想去哪儿，基本上就只能开车。那种感觉更拘束。但我遇到的大多数人，似乎并不这么觉得。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过着一种更松弛自在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起初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看上去你在东京似乎拥有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你的生活方式反而更受限制；而在乡下，限制是更多了，可自由却也更多。至于我自己愿不愿意住在乡下嘛，很遗憾，日本乡下的电影院实在是太少了。我可不想住在任何一个没法看电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