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祸福相依：夺冠、车祸、中毒、入党，到成都学习像掉馅饼

我难忘的1988年军旅记忆

贾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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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话放在我当兵的1988年，太合适不过了！

那年元月，团政治处要举办青年知识大奖赛的消息传来，像一锅滚烫的酥油茶浇在了冰疙瘩上，整个营区都沸腾了。

我打小喜欢看书。在老家四川农村的时候，煤油灯下能把一本翻烂的《三国演义》连环画看上七八遍。到了部队，这习惯也没丢。边防连队条件苦，但连队有个不大的图书室，有空就泡在那儿，《中国青年》《解放军报》《参考消息》，逮着什么看什么。战友们笑我“书呆子”，我也不恼——在这雪域孤岛上，书是通往外界的窗户，是打发寂寞的良药。

比赛那天，团部礼堂坐得满满当当。我代表直属队参赛，站在台上，面对台下的首长和战友，手心全是汗。第一轮必答题，我稳扎稳打；第二轮抢答题，我的手比脑子还快，连抢三道，道道答对。最后的风险题，主持人问：“我国历史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公路是哪一条？”我脱口而出：“中尼公路，从拉萨经日喀则、拉孜到聂拉木，过友谊桥通往尼泊尔。”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是连队运输车在那条路上颠簸的画面，是战友们押运物资时被风雪吹得睁不开眼的模样。

结果出来了——全团个人冠军！直属队也拿了团体第一。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给咱们边防连队长脸了！”连长笑得合不拢嘴：“这下可好，你得去日喀则军分区参加比赛了，给咱们团争更大的光！”

去日喀则，意味着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能坐上卡车在公路上跑几百公里——这对常年窝在山沟里的边防战士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我激动得一宿没睡着，满脑子都是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山东路上的小馆子，还有军分区大院里那些从拉萨下来的兵。

可谁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很快就要用血来验证了。

出发那天，我们一行七余人，搭乘团里的山猫小汽车。九连的李连长跟我们同车，他坐在最前面，跟我们说笑：“到了日喀则，我请你们吃手抓羊肉，喝青稞酒，谁不喝我跟谁急！”

车过帕里镇进入康马县，海拔从三千多骤升到四千五，空气薄得让人头疼。公路盘在山腰上，一边是直立的崖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可那天，路面上有暗冰。

出事就在一瞬间。

我听到驾驶员喊了一声什么，紧接着是一阵剧烈的颠簸，车子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出公路，撞向路边的山坡。那一瞬间，世界在我眼前旋转起来——山、天、地、雪，搅成一团模糊的影。汽车连续翻了三个滚，我在座位之间的缝隙里被甩来甩去，像一粒被筛子颠簸的豆子。金属扭曲的声音、玻璃碎裂的声音、战友们的惊叫声混在一起，整个世界只剩下混乱和恐惧。

等一切停止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蜷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靠背之间的那个缝隙里，身上压着不知道谁的大衣和背包。车厢已经变形了，挡风玻璃碎了个大洞，冷风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我的脸。我试着动了动胳膊和腿，居然还能动。我从缝隙里爬出来，踩着碎玻璃站到公路上，寒风一吹，才感觉到脸上和手上有几道浅浅的口子在流血，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可当我转过头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九连长张连长，没了。

我们几个轻伤的，被后续赶来的车送回了团部。回到连队，班长老黄对我说：“你小子命大。”卫生员说，“擦破点皮，骨头没事。”

命大。是啊，我跟死神之间的距离，就差那半秒钟的跳车反应。

战友们来看我，有人红了眼圈，有人沉默不语。连队文书小代递给我一封信，是家里来的，母亲在信上说“儿啊，在部队要注意安全”。我没敢回信说这事，怕她担心。

车祸的阴影还没散尽，四月份又出了一件事。

那天中午吃的是大肉罐头炖粉条，配着清炒白菜。边防连队的伙食，常年是罐头、脱水菜、海带轮着来，新鲜蔬菜是稀罕物。

那次的事情，说起来也简单。连队附近的老百姓拿牛肉来换大米，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边防连队和地方老百姓的关系好，互通有无是常事，我们用大米换一些牦牛肉、酥油，改善一下伙食，老百姓也能吃到细粮，两全其美。可谁也没想到，那次换来的牛肉变质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亚硝酸盐中毒。全连一百多号人，中毒的占了将近一半，我是症状最重的几个之一。卫生队的医生说，再晚送来两个小时，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我又一次跟死神打了照面，然后擦肩而过。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我反复想一件事：我这条命，是不是老天爷特意留着的？两次都差点没了，两次都活了下来。直属队的协议员老刘来看我，他老家是重庆永川的，说话喜欢拽文，拉着我的手说：“兄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信我的。”

老刘的话，在七月份应验了。

连队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抱太大希望——连里还有七八个比我兵龄老的骨干，有的当兵四五年了还没入党，我一个第二年兵，凭什么？可名单公示那天，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指导员找我谈话：“组织上看中的是你的表现。知识比赛给连队争了光，平时工作踏实肯干，出车祸受了伤没叫一声苦，中毒住院回来第三天就上了训练场。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七月的亚东，雪山脚下的杜鹃花开得正盛，我在党旗下举起右拳，一字一句念出入党誓词。那一刻，我想起了九连长——如果他还在，一定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恭喜你！”

九月下旬，更大的馅饼砸了下来。

团里通知：派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报》社学习新闻采访报道。对于一个边防连队的战士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从西藏出去，能到军区大机关去，能接触到报纸、编辑、铅字，能学到写稿子的真本事。这在当时的边防部队，绝对是破天荒的待遇。

接到通知那天晚上，我跑到连队后面的山坡上，对着漫天的星星大喊了一声。风从乃堆拉山口吹过来，把我的声音卷进了雪山的褶皱里。

出发那天，天没亮我就收拾好了行李。一个军用背包，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烂了的《新闻写作入门》。连队的战友们送我到门口，有人说“到了成都给咱们寄张照片”，有人说“在报纸上多发几篇稿子”，还有人小声说“兄弟，一路顺风”。

从亚东边防到成都，现在坐飞机不过两个多小时，可在1988年，那是一段漫长到让人绝望的路程。

先坐团里的运输车从亚东到拉萨，两天两夜的汽车颠簸，屁股磨破了皮，腰颠得直不起来。沿途是望不到头的雪山、戈壁、荒原，偶尔能看见几只藏羚羊在远处奔跑，或者一个朝圣的藏民磕着长头向西而去。司机老马是个老西藏，车开得稳，嘴里叼着烟，时不时跟我聊两句：“你小子运气好，能去成都。我当兵十五年，还没去过呢。”

到了拉萨，转乘长途汽车到格尔木。格尔木是个兵城，满大街穿军装的，空气里都是柴油和尘土的味道。从格尔木坐上开往西宁的绿皮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铁轨的哐当声、车厢里混杂着泡面和汗味的空气、窗外一闪而过的戈壁滩，一切都新鲜得让人兴奋。

西宁到兰州，兰州到成都。那时候的火车慢得像牛车，兰州到成都要两天一夜，钻不完的隧道，过不完的山。可我不觉得累，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荒凉的黄土高原渐渐变成绿油油的四川盆地，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

到了成都北站，出站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灯、骑着自行车的洪流、路边飘来的火锅香味……我在边防待了两年，看惯了雪山、哨所、界碑、巡逻路，突然被扔进这座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人像做梦一样。

《战旗报》社在成都北较场，军区大院里绿树成荫，安静得能听见鸟叫。编辑部的老师们对我这个从边防来的小战士格外照顾，教我写消息、通讯、特写，教我如何采访、如何拟标题、如何用最少的字说最多的事。我第一次摸到了真正的铅字排版，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第一次体会到了“豆腐块”带来的巨大成就感。

晚上躺在司令部招待所床上，我经常想起亚东边防。想起连队的铁皮营房，想起巡逻路上的雪莲花，想起乃堆拉山口对面印度士兵的身影，想起战友们围着火炉唱《十五的月亮》。那些日子艰苦，但纯粹；那些日子枯燥，但珍贵。

1988年，以我荣立新闻报道三等功而圆满收官。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对我而言，简直是一部写满了传奇和幸运的剧本。知识比赛夺冠，是福；车祸重伤，是祸；食物中毒，是祸；火线入党，是福；被派往成都学习，更是福。福祸像麻绳一样拧在一起，掰不开，也说不清。

但我更愿意记住的是另一些东西——是九连长说“我请你吃手抓羊肉”时爽朗的笑声，是卫生员给我换药时轻轻的叮嘱，是老刘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时笃定的眼神，是连队战友们送我出发时挥舞的手臂。(全文完)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贾洪国：1968 年生人，中共党员，西藏军旅五年，荣立部队新闻报道三等功一次，曾获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一等奖。出版有个人文学集《 一花一世界 》《 人生足迹 》《 风兮雨兮》。近年来，主要精力用于采写纪实散文集《军旅宥坐——寻访战友故事集》目前已汇集了三册，110万字的文稿。

把文字当成爱好经营，把生活当成诗意品味，一念花开，一念云起，在时光中拈花微笑，能穿透岁月的漫漫尘埃。

作者：贾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