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温岭地下党锄叛出意外，叛徒临终告密致组织遭破坏

金璇，原名金洪根，学名苦铣，又名金才衡、金礼智、项忠诚，1902年出生，浙江温岭县琛山乡楼旗村人，殷实的农民家庭出身，家里的堂号为“金修德堂”。

读书期间，受“五四运动”进步思想的影响，金璇萌发了变革社会的思想，曾组织杭州第一师范同学对校方毒害学生的恶劣行径开展斗争。后因国民党政府追究，他被迫肄业。

离开学校后，金璇投身于社会革命。在上海，他加入柳亚子组织的新南社，与著名社会进步人士交往频繁。1924年10月，金璇在上海参加了柳亚子、陈望道、陈去病、叶天底等人的聚餐会，会后还一起合影留念。

此后，金璇频繁往返于杭州、南京、上海、温岭等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6年，金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北伐军进入浙江，曹万顺的第十七军第六纵队指派先遣军唐大钊部从温州抵达温岭，一路上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口号。北伐军从江厦港登陆，金璇特意从村里赶到温岭街迎接，再次感受到革命力量的巨大。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温岭广大共产党员被“清洗”遭“通缉”。在血雨腥风中，金璇依然为党的工作出生入死，日夜奔波。他把名字改为项忠诚，意为即使自己的头颅离颈，也忠于党的革命事业。

中共地下党楼旗党支部成立时，金璇担任党支部书记。

金家后门有一排樟树，是祖辈留下的产业。金璇把这片樟树料理得很好，还因此与破坏樟树的人打过官司。可让家人不理解的是，官司打赢后，他却把樟树全部卖掉，用所得的钱在村里办了一所“旗峰初级小学”，自任校长。

金璇很有商业头脑。他引进宁波种的水蜜桃，汁水清甜，口味非常好。每年水蜜桃成熟时，他把每个桃子用纸包起来，在外面戳上“旗峰种植桃园”的印章。他家的水蜜桃24只卖1银元，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后来，他又在桃树脚套种花生。不过，他种桃、种花生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每年桃子成熟时，与他接头的同志就以买桃为借口过来，这样就不会引人注意。他把卖桃的收入用来资助革命和兴办学堂，可谓一举几得。

在他和温岭县委领导人之一金学河以及叶逸川等地下党人的努力下，党组织由旗峰向横峰及周边扩展。横峰镇的石刺头、马鞍桥、汇头王和滴水岩等村落都有地下党组织活动。于是，楼旗村的金璇家、叶逸川家、旗峰小学及惠众寺等地方，成了中共温岭地下党领导人经常接头、联络和开会的地方。

1928年1月，浙南特派员陈绍奏来温岭正式成立中共温岭县委。

月底，陈在太平镇主持召开温（岭）黄（岩）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后，县委委员分别到北乡、西乡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组织碗业工人罢工，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抗租反霸斗争。

为积极开展抗租反霸和武装斗争，地下党中共温岭县委指定金璇、陈竖石、陈子明三人负责筹款买枪，款子由金璇保管。

1928年春，温岭县委通过宁波大官僚倪阿春买来枪支弹药，派金学河和潘善顺两人去运。枪藏在棺材里，潘善顺扮孝子护运，先乘轮船到海门，再坐内河小船到北乡。金璇积极配合做好联络、接应工作。

有了枪支弹药，县委着手组织赤卫队，对付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武装的革命来推翻武装的反革命。

蔡大姐是横峰莞渭蔡人，她17岁时嫁给横峰下马湾村徐永夫（地下党员）。她回忆说，1929年上半年，她和堂叔徐永梅一起，到温岭城关东门照相馆买木壳枪，购枪的银洋是金璇给徐永梅的。平时活动的经费也是金璇给的。蔡大姐到金璇家拿过两次银洋，由金学河写好纸条叫她去拿。每次拿来二三十元，是买枪用。

革命一波三折。1929年秋，温岭县委委员李道明因被捕叛变投敌，充当国民党浙保五团的便衣密探。

同年10月，金璇收到陈爽子（即游馥，平阳县人，时为台州中心县委委员）从宁波看守所寄来的一封密信：“李道明暗中叛变投敌，是国民党浙保五团驻海门的密探。共产党员陈爽子、张岳生、柳小荣等都是被李道明出卖而被捕的。”

金璇接到这封密信后，立即把内容转告县委书记金学河，建议及早处决叛徒李明道。

11月1日，李道明先到楼旗村河头洋叶逸川家试探，但叶逸川不在家，然后来到楼旗村金璇家，要金璇帮助他找到县委领导，说自己有要事接洽。

金璇虽然对叛徒恨之入骨，但他将计就计，沉着对付。一面“热情”招待，留吃留住，一面把情况告诉县委领导。金学河接到情报，立即召集徐永梅、徐昌辉商量对策。

第二天夜里，金学河、徐永梅、徐昌辉三人到了金璇家，说带李道明去大溪见县委机关负责人。李道明信以为真，跟着三人一起走到大溪新建埠头。这时，三人突然对李道明进行搜查，搜出驻海门浙保五团密探的证件，确认李道明叛徒身份无误。徐永梅拔出勃朗宁手枪射杀李道明，后三人匆忙离开现场。

但出乎意料的是，由于枪法不够娴熟，李道明并未当场毙命。天亮时，路人问他是哪里人，李道明说了一句“我从楼旗金璇屋里出来”后才断了气。

李道明被处决后，国民党当局对参与行动者追捕得很紧。因李道明临死前的一句话，楼旗、下马湾、横峰汇头王等地好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当作凶手嫌疑遭拘捕。金璇、金学河也在通缉之列。

眼看在家已无法立足，11月3日，金璇急急忙忙告别妻儿，星夜翻墙离开了楼旗。

他先取道上海，再到南京躲避。颜载愉后来回忆：“我当时在南京娃娃桥的国民党第四区党部任干事，同乡林云崇在第四区党部第三分部任干事。金璇还有一个浙江工业学校的同学罗雪正，毕业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北伐战争时回国，这时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林云崇住在三分部，和我俩隔壁。1929年11月初，金璇到南京时，借住在林云崇处。当时我和林云崇都不知金璇何故来南京。期间，金璇、我、林云崇、罗雪正，还有同在南京的温、乐地下党负责人李达甫（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四区党部第三分部代理常委，1930年牺牲），由于几个人是老乡关系，常常聚会见面。”

11月13日夜，因被叛徒告密，金璇与李达甫遭拘捕。没几天，罗雪正也遭逮捕。

被捕后，金璇先是关押在南京警察厅侦缉队，受尽酷刑折磨，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国民党江苏省高级法院因无确凿证据，宣布他无罪释放。不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出公诉：“浙江省保安队第五团侦探李道明被金学河等杀害，与金璇有牵连，要求撤销原判。”金璇不仅没有被释放，还被押至苏州监狱，重新审查。

金璇深知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他。于是给妻子写了一首六言诗（此时他只知大儿子金伯春，不知小儿子金小春已经出生）：“家中尚有一子，今年才只五龄。相劳转告我妻，好好教养成人；读书明理进步，那是最最要紧。”此诗后来由地下党员李达甫寄回，成了金璇的最后遗言。

1930年1月8日，金璇在狱中被酷刑摧残致死，年仅29岁。

因金璇被害，金学河避走他乡，温岭西区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挫折。1931年，叶逸川根据上级指示，接任楼旗（河头洋）党支部第二任书记，继续开展地下党活动。

金璇的妻子林姐头接到李达甫从苏州发来的电报，说金璇在苏州狱中病危。接获电报后，林姐头急匆匆将五岁的大儿子金伯春交托给亲戚，收拾行装，在其表兄的陪同下，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金小春赶往苏州。金伯春后来回忆说：“当时不知道母亲要去干啥？只是说去接父亲回家。”

到了苏州，在监狱门口，林姐头见到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说是和金璇曾一同关在监狱的同志。对方还拿出一沓药费单给她看，她以为是索要金璇在狱中的医疗费，对方却说：“我们已经很尽力了，用了一两百的银洋，但还是救不回他。”后来了解到，这人很可能就是李达甫。

林姐头在苏州殡仪馆见到金璇，遗体用旧棉被裹着，一身乌黑。她惊呆了，哭着追问：“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全身发黑……”在场的狱友的一番话，让她更是痛到了心底：“他们的手段真是残忍，你丈夫是被活活烤死的。他们先把铁丝网烧红，再把人放在铁丝网上面，然后用火继续烤铁丝网……”

得知丈夫是被活活折磨致死，林姐头悲怆莫名。但在苏州，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只得在当地购买了一副棺材，连同在苏州监狱捧回的一钵泥土，细心用布包好带回老家，她含泪将丈夫的遗体辗转由水路经海门转运回家。屋漏偏遭连夜雨，途中小儿子金小春不幸夭折。

金璇的遗体到家的当天，林姐头哭得声嘶力竭。村里的一个人把五岁的金伯春抱上棺材盖，他骑在上面，却不知道下面躺着他的父亲。

金璇生前帮组织买过枪，因此欠了一百块的银洋，这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但林姐头说这些钱是丈夫出面借的，就要还清。她把家里收的稻谷卖掉还账。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林姐头继承了丈夫的遗志，也参加了地下党。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乡村和农会干部抬着写有“烈士之家”的匾额，带着一副“革命初步由你起，为民牺牲最光荣”的对联和一个红灯五角星，敲锣打鼓游遍楼旗村后送到金璇家。林姐头见此不禁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