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政府近日正式公布的2026年反恐战略，把反恐工具当作服务意识形态立场的手段。它把矛头对准“极左翼极端分子”，却几乎不提右翼激进运动；而后者造成的暴力犯罪其实更多。
这些战略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但在政策和官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会影响联邦机构的优先事项、预算、安全理论以及与盟友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出华盛顿如何看待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应当如何应对。
这份战略延续了“美国优先”理念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多个核心主题。南部边境被塑造成一个重要的安全前线。墨西哥涉毒犯罪集团，以及一些近期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委内瑞拉犯罪网络，例如阿拉瓜火车，都被描绘成能够直接动摇美国的力量，而非法移民则经常被联系到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但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真实或被认为真实的风险上，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份战略今天是否有意忽视了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从而可能削弱美国明天识别、预防和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
尽管这份战略大力强调“暴力极左翼极端分子”，却只给来自右翼激进势力的暴力留下很小篇幅。无论是把被视为外来者的社区作为目标的种族优越主义者，还是专门袭击政府代表的极端分子，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过去几年里，专家一直在警告，与武装民兵、加速主义思潮或暴力阴谋论网络相关的激进化正在上升。
近些年，美国发生了多起与这些群体有关的袭击事件，因此不少专家如今把右翼激进思潮视为美国国内最主要的恐怖威胁之一。
2018年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遭袭，动机来自反犹阴谋论；2022年布法罗种族主义枪击案，作案者则受到种族优越主义内容和“人口大替代”理论的影响。这两起事件只是近年来美国右翼激进暴力中的两个著名例子。根据反诽谤联盟的数据，2024年美国记录在案的、出于极端主义动机的全部谋杀案，都与右翼激进思潮有关。再加上，多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一直把这些思潮视为美国国内最主要的恐怖威胁之一，而特朗普政府这份新的反恐战略对此完全忽视。
最近，2026年5月圣迭戈一座清真寺遭袭时，袭击者同样在网上发布内容，并提到基督城袭击及其实施者。这种逻辑让人联想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此前使用过的一些方法：它们曾大量借助社交媒体和病毒式内容招募人员，并鼓动孤立个体实施袭击。
这份战略确实提到新技术和人工智能，但主要是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角度来谈。它对当下某些激进化进程赖以形成的数字生态关注得少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同时削减或取消了多个负责监测虚假信息活动和外国干预的联邦机构，例如国务院的全球参与中心，以及国土安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中与信息威胁相关的部分能力。
因此，风险在于：如果这份战略越来越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理解恐怖主义，它最终可能低估那些美国安全机构多年来早已识别出的威胁。
这场争论并不只关乎美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样面临越来越混杂的激进化形态，恐怖主义、数字宣传和政治极化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2020年萨缪尔·帕蒂遇害，尤其说明了这一变化。在袭击发生前，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曾帮助把这位教师公开塑造成目标，虚假信息、群体动员和网络仇恨交织在一起。这个话题至今仍深深影响法国公共讨论，最近上映的电影《遗弃》聚焦这位遇害教师生命最后几天，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对民主国家来说，难题始终没有变：如何在保护社会的同时，不把恐怖主义逐渐变成一个会随着政府和时代意识形态而变化的政治分类？
一份反恐战略，总会揭示一个国家如何界定自己的优先事项，也会揭示它的恐惧所在。真正的危险，不只是低估某些新出现的威胁，还在于把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定义长期政治化。一旦一个国家开始主要从意识形态框架来理解威胁，它就会越来越难以清醒识别明天的风险，尤其是在这些风险变化速度前所未有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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