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一辈子没瞧上舅妈，舅妈在税务局上班长得又白又漂亮还有工作

楔子

我叫李秀兰，今年四十二岁，在县城开了家早餐铺子。

说起我舅舅刘建国和舅妈王桂芝的事，整个青石县认识他们的人都能唠上几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舅舅那人，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娶亏了。

你说他娶了个啥样的媳妇？舅妈王桂芝，年轻时候在税务局上班，白白净净的，一米六五的个儿，往那儿一站，谁看了不说一声好。那时候税务局可是好单位，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她娘家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可她爹是供销社的老职工，她妈是小学老师，搁那会儿也算是体面人家。

可我舅舅呢？舅舅一米七二的个头，不算矮，长相也端正，浓眉大眼的，就是家里穷。他爹走得早，我姥姥一个人拉扯大五个孩子，舅舅是老幺，上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吃了上顿愁下顿。他在运输公司开大车，听着是个铁饭碗，可那会儿运输公司都快不行了，工资经常拖欠着发不出来。

就这条件，能娶到王桂芝那样的媳妇，搁谁看都是烧了高香。可舅舅不这么想，他觉得凭自己的长相和本事，就该娶个更好的。他嘴上不说，可那个劲儿，全写在脸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舅舅对舅妈笑过几次。他们家的饭桌上，舅舅永远是拉着脸的，舅妈说话他当没听见，舅妈问他吃啥他回一句“你管我吃啥”，把人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得忍着。

可舅妈这人，说好听了叫有涵养，说不好听了就是太能忍。她从来不跟舅舅吵，舅舅甩脸子她就当没看见，舅舅说难听话她就当没听见，照样一日三餐伺候着，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街坊邻居都替她抱不平，有人当着舅妈面说：“桂芝啊，你家建国那个脾气，你也受得了？”

舅妈就笑笑，说：“他就是那个脾气，人不坏。”

可这话说多了，她自己信不信，怕是只有天知道。

我们家住在城北老街上，这条街从东到西不过三百米，住了几十户人家，谁家锅大碗小都知道。舅舅家在我家隔壁，两家隔着一堵墙，从小到大，我是听着那边摔盆打碗的动静长大的。

要说舅舅这辈子最瞧不上舅妈什么，其实他也没说清楚过。说长相吧，舅妈长得是真不差；说工作吧，税务局不比运输公司强一百倍？说家世吧，人家也没拖累过他。那他到底哪来的底气看不起人家？

后来我琢磨明白了，有些男人就是这样，越是自己不行，越要在家里找存在感。外边当孙子当惯了，回来就冲着自个儿女人耍横，好像把她压下去了，自己就高大了似的。

可这些话，当外甥女的不能往外说，今天我就把这家里的这点子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们听。

第一章 老街往事

1

我叫李秀兰，打小在青石县城北老街长大。

老街不长，从东头走到西头，慢悠悠也就十来分钟。可这条街上的故事，几箩筐都装不下。

我家住在街中段，门牌26号，左邻28号就是我舅舅刘建国家，右舍24号是卖豆腐的赵家。再往西走几步，拐个弯就是大街，税务局的大楼就在那儿，舅妈王桂芝在那儿上了三十来年班。

我舅舅今年六十五，退了休的人了。舅妈比他小两岁，也早从税务局退了。按理说，到了这个岁数，该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可他俩这日子过的，说是搭伙过日子都算抬举，顶多算是一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前阵子我回老家，看见舅妈一个人在院子里浇花。院子不大，被她收拾得利利索索，靠墙种了一溜月季，红的粉的黄的，开得正盛。舅妈穿着一件淡紫色的棉布衫，头发花白了，可腰板还是直的，脸上还是白白净净的。

“舅妈，我舅呢？”我推开院门进去。

舅妈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秀兰来了？你舅啊，在屋里看电视呢，声音开得震天响，我这耳朵都快让他震聋了。”

我往屋里瞅了一眼，窗帘拉着，屋里黑洞洞的，就电视的亮光一闪一闪。舅舅歪在沙发上，也不知道看啥节目，看见我了也没动，就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

“秀兰来了？吃了吗？”

“吃了吃了，舅，您看您这屋里，也不开个灯，黑咕隆咚的。”

“开灯费电。”

舅妈在一旁小声嘀咕了一句：“一整天电视开着不费电，开个灯倒费电了。”

舅舅耳朵尖，立马接上了：“我说啥你都有茬子接，我开电视咋了？你看你那个院子，浇花浇菜的，一天得糟蹋多少水？”

舅妈没吭声，低下头继续浇花。我看着她微微抿紧的嘴角，心里头酸溜溜的。

这就是他们几十年的相处模式。舅舅找茬，舅妈沉默。偶尔舅妈回一句嘴，舅舅就翻旧账，从二十岁骂到六十岁，把舅妈祖上八辈都数落一遍。吵到最后舅妈还是沉默，舅舅摔门出去，过俩小时回来，谁也不理谁，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有人问我，舅舅这么对舅妈，舅妈怎么不离婚？

这个问题，搁在几十年前，是个笑话。我们这小县城，八九十年代谁离婚？离婚的女人就跟犯了罪似的，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舅妈又是税务局的人，在那个位置上，多少双眼睛盯着，闹出个离婚的名声，她还要不要脸了？

更何况还有我表妹刘婷婷。舅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婷婷，啥苦都能忍。”

可我后来想，这话也对也不对。孩子确实是个理由，可更大的理由，大概是舅妈这个人，骨头里头就带着那种旧式女人的软。她不是不会反抗，是不敢。从小被教育着要贤惠、要忍让、要以夫为天，到了婆家要低眉顺眼，这些观念跟刻在骨头里似的，想改都改不掉。

我从小就看舅舅不顺眼，可我姥姥说：“你舅那是命苦，你姥爷走得早，他没享过啥福。”

我心想，没享过福就能跟自个儿媳妇耍横了？可这话我没说出口，姥姥那时候都七十多了，我不想惹她伤心。

2

说回舅舅和舅妈的婚事，这还是我姥姥跟我讲的。

那是1982年，我姥姥托了多少人，才给舅舅说了王桂芝这个媳妇。王桂芝的妈跟我姥姥的一个远房亲戚沾点亲，拐了好几个弯说上了话，王家那边一开始还不愿意。

为啥不愿意？倒不是嫌舅舅穷，那时候大家都穷，而是舅舅这个人，名声不太好。不是说他人坏，是说他的脾气。青石县就这么大，谁家小子啥德行，三传两传都知道了。舅舅在运输公司出了名的倔，跟领导顶嘴，跟同事打架，三天两头惹事。运输公司那帮司机，个个都是人精，可没人敢惹我舅舅，翻脸就不认人。

王家那边打听了舅舅的情况，犹豫了好一阵子。可架不住我姥姥会说话，三天两头往王家跑，又说舅舅本质不坏，就是年轻气盛，结了婚就好了。又说自己虽然没啥本事，但五个孩子都拉扯大了，知道疼人，桂芝嫁过来她一定当亲闺女待。

再加上舅妈自己也见过舅舅两面，大概觉得他长得还算顺眼，就点了头。

婚礼办得寒碜，连个像样的酒席都没摆，就请了几桌亲戚，在老街巷口支了几张桌子，吃了顿饭就算完了。舅舅穿着一件半新的蓝布中山装，舅妈穿着一件红棉袄，还是借的。

照理说，新媳妇进门，就算条件再差，当婆婆的也该给置办点东西。可姥姥是真拿不出啥，就把自己陪嫁的一对银镯子给了舅妈，算是见面礼。

舅舅从头到尾板着脸，好像不是他娶媳妇，是别人娶似的。酒桌上有人劝酒，他端起杯子就干了，喝多了就坐在那儿发呆，也不跟舅妈说话，也不招呼客人。

我二姨刘建芳那时候刚结婚不久，看着舅舅那个样子，气得直跺脚，背地里跟姥姥说：“妈，你看建国那个样，跟谁欠他八百块钱似的。桂芝那样的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他还不乐意了？”

姥姥叹了口气：“他心里苦，你别说了。”

二姨更来气了：“他心里苦啥？他才二十来岁，娶了那么好的媳妇，往后日子好着呢，他苦啥？”

姥姥没再接话。

可我后来琢磨，二姨说得对也不对。舅舅心里确实有苦处，但那不是别人欠他的，是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总觉得，如果不是他爹走得早，如果不是家里穷，他肯定能有更好的前程，能娶更好的媳妇。他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结到命运上，可命运这个东西，你怨它骂它，它也不会理你。

结了婚以后，舅舅跟舅妈住进了姥姥家的老房子。老房子不大，三间正房一间厨房，姥姥住东屋，他们住西屋，中间隔着一间堂屋。舅妈下了班就回来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伺候姥姥伺候舅舅，没有一句怨言。

可舅舅不领情。舅妈做的饭他嫌咸了淡了，舅妈洗的衣服他嫌没洗干净，舅妈跟街坊说话他嫌她话多，舅妈回娘家他说她老往娘家跑不像话。

舅妈一开始还跟他理论，可每次一理论，舅舅就炸毛，摔东西砸碗，有两次还动了手。舅妈那会儿年轻，受不住这种气，偷偷哭了好几回。

姥姥听见了，就骂舅舅：“你打媳妇算啥本事？有本事你出去打去！”

舅舅被骂了也不吭声，抓起外套就走了，半夜才回来。

这么闹了小半年，舅妈也学聪明了，不跟他吵了。他说啥是啥，他要咋样就咋样，再委屈也往肚子里咽。

街坊邻居都知道舅舅的脾气，有时候看舅妈一个人在院子里洗衣服，就跟她说：“桂芝，你家建国那个脾气，你也别太惯着他，该说就说。”

舅妈就笑笑：“没事，他也不是天天这样。”

可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是湿的。

3

1983年冬天，我表妹刘婷婷出生了。

这孩子来得不算容易，舅妈怀孕那会儿反应特别大，吃啥吐啥，瘦得跟纸片人似的。舅舅那段时间倒是安分了些，大概是头一回当爹，也有点紧张。舅妈要上医院检查，他骑着自行车带她去，一路上小心翼翼，怕颠着。舅妈胃口不好，他去街上买水果，虽然买的是最便宜的烂梨，可好歹也是买了。

姥姥那阵子逢人就说：“建国这孩子懂事了，当了爹就不一样了。”

可好景不长，婷婷满月以后，舅舅又变回了老样子。甚至比原来还过分，因为家里多了张嘴，开销大了，他的工资又不按时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就把气撒在舅妈身上。

“你那个税务局有啥好的？一个月挣那俩钱，够干啥的？”舅舅喝了两杯酒就开骂，“你看看人家隔壁赵家的媳妇，在纺织厂上班，一个月奖金比工资还高，你再看看你！”

舅妈抱着婷婷，低着头不说话。

税务局那个年代确实不行，工资低不说，还没啥油水。不像后来，税务局成了香饽饽。可那时候谁说得准以后的事？舅舅那运输公司更不行，眼看着就要改制，多少人愁得头发都白了。

可舅舅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在他眼里，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日子过不好，怪舅妈不会挣钱；家里乱七八糟，怪舅妈不会持家；婷婷哭闹，怪舅妈没带好孩子。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好像这个家里所有的难处都跟他没关系。

1985年，运输公司改制，舅舅下岗了。

那段时间，舅舅整个人跟丢了魂似的。他在运输公司干了十来年，虽说一直骂这个单位不行，可真让他走，他又不知道该去哪儿。一个开大车的司机，除了握方向盘，别的啥也不会。县城就那么点大，运输公司倒了，别的单位也不招人，他一下子就成了无业游民。

家里少了一份收入，日子更难了。舅妈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三个大人一个孩子，捉襟见肘。姥姥那阵子身体也不好，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更是雪上加霜。

舅舅在家待了三个月，整天不出门，闷在屋里喝酒。舅妈下班回来，看到他歪在沙发上，地上扔了一地的花生壳和酒瓶子，也不吭声，弯腰收拾了，然后去厨房做饭。

有一天晚上，婷婷发高烧，烧到四十度。舅妈急得不行，让舅舅骑车带她去县医院。舅舅喝得醉醺醺的，话都说不利索，哪里还能骑车？舅妈只好自己背着婷婷，深更半夜走了四十分钟的路，赶到医院挂急诊。

我姥姥后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桂芝这孩子，命苦啊。嫁到咱家，啥福没享过，光受罪了。”

医生说是急性肺炎，要住院。舅妈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舅舅愣是一次没去看。不是不想去，是他觉得丢人。运输公司的老同事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他，问他咋样了，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他不愿意面对自己下岗的事实，干脆连门都不出了。

最后还是姥姥发了一通脾气，舅舅才勉强去了医院。到了医院，舅妈正在给婷婷喂药，看见他来了，眼圈红了一下，但啥也没说。

舅舅站在病房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丢下一句“我去缴费”，转身就走了。

从那以后，舅舅开始跑长途运输。他借了点钱，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跑起了货运。从青石县拉货到省城，再从省城拉货回来，一来一回三四天，风餐露宿的，人也晒黑了，也瘦了。

跑长途虽然辛苦，但比在运输公司挣得多。一个月下来，少说也能挣个千儿八百的，比舅妈的工资多出好几倍。舅舅腰杆子一下子硬了，在家里的嗓门都大了不少。

“你那个破税务局，一个月两百多块钱，够干啥的？还不如我在家歇着！”舅舅酒桌上跟人吹牛的时候，经常这么说。

舅妈就在旁边听着，脸上挂着淡淡的笑，谁也看不出她心里在想啥。

4

跑长途那几年，是舅舅最风光的时候。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跑运输的确实挣钱。舅舅脑子活，路子宽，认识的人多，拉货不愁没活干。慢慢的，他把那辆破解放换成了新东风，又从新东风换成了大平板，生意越做越大，手里也有了点积蓄。

有钱了，舅舅的气场就不一样了。以前穿得灰头土脸的，现在也讲究起来了，买了一件皮夹克，花了八百多块钱，在青石县这种小地方，那可是了不得的事。他还买了一副墨镜，开车的时候戴上，自觉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可他对舅妈的态度，一点没变。

不，应该说更差了。以前穷的时候，他还知道收敛一点，毕竟一家子的吃穿用度都指着舅妈那点工资。现在他挣钱了，底气足了，更不把舅妈放在眼里了。

舅妈跟他要钱给婷婷交学费，他皱着眉头说：“你税务局不是发工资吗？怎么老跟我要钱？”

舅妈说：“我那点工资，够吃饭就不错了，婷婷的学费一学期好几百，我哪拿得出来？”

舅舅把钱往桌上一拍：“给你给你，天天跟我要钱，跟个讨债鬼似的。”

婷婷那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小姑娘随舅妈，白白净净的，扎着两个小辫子，懂事得让人心疼。她虽然小，可啥都看在眼里。有一次我去舅舅家，婷婷悄悄拉着我的手说：“表姐，我爸为啥老对我妈那么凶？”

我蹲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你爸就是个混蛋。我只能说：“你爸就是那个脾气，他不是故意的。”

婷婷摇摇头：“可我妈偷偷哭了好多次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跟针扎似的。我把婷婷搂在怀里，眼泪差点掉下来。

1992年，县里搞了个招商引资的项目，要修一条从县城到省城的高速公路。消息传出来，整个青石县都沸腾了，人人都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舅舅那阵子天天在外面应酬，跟这个局长吃饭跟那个老板喝酒，回来的时候浑身酒气，进了门就骂骂咧咧的。

舅妈端了醒酒汤过来，他一把推开，汤洒了一地。

“你烦不烦？天天端这破玩意儿，有啥用？”

舅妈蹲下去擦地，舅舅还不依不饶的：“你看看人家老婆，有本事的帮着老公找门路，你倒好，在税务局干了十来年，连个副局长都不认识，你有啥用？”

舅妈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啥也没说，继续擦地。

我姥姥那天也在，实在看不下去了，从东屋走出来，指着舅舅的鼻子骂：“建国，你还有没有良心？桂芝嫁给你十来年了，伺候你伺候老的伺候小的，你给过她一天好脸色没有？你现在挣了几个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舅舅被姥姥骂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摔门出去了。

姥姥气得直哆嗦，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我对不起桂芝啊，是我害了她啊，当初我就不该把她介绍给建国啊。”

舅妈赶紧过来扶姥姥，自己眼眶也红了，但还是忍着没哭，反过来劝姥姥：“妈，您别这么说，建国他就是脾气急，人还是好的。”

我姥姥拉着舅妈的手，老泪纵横：“桂芝，你别替他说好话了，我是他亲妈，我不知道他是个啥人？他就是让他爹走得早，惯坏了，这些年我惯着他，你也惯着他，把他惯得无法无天了。”

那个下午，我坐在姥姥家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阳光一点点暗下去，心里头说不出的难受。

我在想，舅妈这一辈子，图啥呢？

她长得好看，工作体面，性情温和，离了舅舅，她能找个更好的。可她偏偏守着舅舅这个火坑，一跳就是几十年。是离不开？是不敢？还是不甘心？

我那时候年纪小，想不明白。后来大了，经历的事儿多了，才慢慢懂了。

旧式女人的悲哀，不是她们不优秀，是她们太能忍。她们把忍当成美德，把委屈当成修行，把一生交付给一个不值得的人，到头来只换来一句“这辈子就这样了”。

5

1994年，舅舅的运输生意出了岔子。

那一年经济形势不好，好多工厂都停产了，货运的活越来越少。舅舅手里那辆大平板车贷还没还完，每个月光还贷款就要好几千，活又接不上，日子一下子又紧巴起来了。

舅舅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天天出去找活干，可那时候整个青石县都萧条，上哪儿找活去？有几个以前一起跑运输的朋友劝他，说要不先把车卖了，等形势好了再说。舅舅不肯，觉得卖车就是认输，他刘建国这辈子从来不认输。

可不认输又能咋办？贷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银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过来催款，舅舅的手机都不敢开机了。

那段时间，舅舅的脾气更差了。他在家坐不住，动不动就冲舅妈发火。嫌她做的饭不好吃，嫌她说话声音大了，嫌她走路脚步声重了，反正啥都是错的。

有一次我去舅舅家，正好赶上他发火。不知道因为啥事，舅舅把桌子掀了，碗碟摔了一地，汤汤水水流得到处都是。婷婷吓得大哭，舅妈护着婷婷，头都不敢抬。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年轻气盛，实在看不下去了，冲舅舅吼了一句：“舅，你够了没有？你有本事冲外头使去，在家欺负老婆孩子算啥男人？”

舅舅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愣了一下，然后瞪着我：“你个小丫头片子懂啥？滚一边去！”

“我不滚！”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站在那儿跟他杠上了，“舅，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就您这个脾气，搁谁谁受得了？舅妈跟了您十来年，您对她好过一天没有？您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回家拿老婆出气，您觉得自己有理了？”

舅舅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攥着拳头站了半天，最后转身走了。

舅妈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秀兰，你别跟你舅吵，他心情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看着舅妈，心里头五味杂陈。我都替她出头了，她还在替舅舅说话。这个女人，到底要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吗？

那晚我跟我妈说了这事，我妈叹了口气，说：“你舅那个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你舅妈嫁给他，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我妈说得对，舅舅这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总觉得世界欠他的。他爹走得早，欠他一个完整的家；家里穷，欠他一个好出身；运输公司倒闭，欠他一个好工作；生意不好做，欠他一个好运气。他从来没想过，他自己到底付出了啥，他到底配不配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满足，永远都觉得别人欠他的。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理所当然；你忍让他一辈子，他也觉得是你应该的。

舅妈这辈子，算是栽在他手里了。

6

1996年，婷婷上了初中。

小姑娘越长越像舅妈，白白净净的，成绩也好，年年考第一。舅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婷婷身上，省吃俭用也要供她上学。舅舅那几年跑运输挣了点钱，可大部分都让他自己花了，抽烟喝酒请客吃饭，出手阔绰得很。给婷婷交学费的时候，他就开始算计了。

“一个丫头片子，上那么多学干啥？早晚是别人家的人。”舅舅在饭桌上说这话的时候，轻飘飘的，好像婷婷不是他亲闺女似的。

舅妈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婷婷成绩好，以后考大学，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她。”

舅舅嗤了一声：“考大学？你供得起吗？你一个月那点工资，够干啥的？”

“我供得起。”舅妈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舅舅被她这语气激怒了，筷子往桌上一拍：“你供得起你供，反正我是不出一分钱！”

婷婷端着碗，低着头，眼泪一颗一颗掉进碗里。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头堵得慌。我想说点啥，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是外甥女，不是亲闺女，有些话我说了不合适。

那顿饭谁也没吃好，舅妈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里站了很久，肩膀一耸一耸的，在哭。

我悄悄走过去，递了张纸巾给她。

舅妈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勉强挤出一个笑：“秀兰，没事，我就是眼睛进沙子了。”

我没拆穿她，陪她站了一会儿。

“秀兰，”舅妈忽然开口，“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很失败？”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这么问。

“舅妈，您别这么说。您工作好，人品好，婷婷又懂事，您哪里失败了？”

舅妈摇摇头，声音轻得跟蚊子似的：“可我连自己男人都管不住，我算啥成功？”

我不知道该说啥。说实在的，舅妈的婚姻确实失败，可这失败难道是她一个人的错吗？她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好像舅舅这么对她，全是她的错。这种想法，才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悲哀。

舅妈不是没有本事，不是没有魅力，她缺的是一口气。一口说“不”的气，一口“老娘不伺候了”的气。这口气她憋了一辈子，到老了也没憋出来。

7

1998年，舅舅出了车祸。

那天他从省城拉货回来，下了大雨，路滑，在一个弯道翻了车。车头撞得稀烂，他的左腿被卡在驾驶室里，等救援的人把他拉出来的时候，那条腿已经血肉模糊了。

县医院不敢接，直接转到了省城的大医院。医生说要截肢，舅妈跪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哭得撕心裂肺：“大夫，求求您了，想想办法，他要是没了腿，他就完了。”

最后没截肢，可那条腿算是废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再也开不了车。

舅舅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舅妈请了长假，在医院照顾他。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没日没夜地守着，人都瘦了一大圈。舅舅躺在病床上，脾气比以前还大，嫌医院饭难吃，嫌护士扎针疼，嫌舅妈伺候得不周到。

同病房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有个老大爷私下跟舅妈说：“闺女，你对你男人够好了，他那个态度，你也能忍？”

舅妈笑了笑，没说话。

舅舅出院以后，把那辆大平板车卖了，还了贷款，剩下的钱没多少。一条腿废了，干不了重活，他就在家闲着，靠舅妈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那段时间舅舅消停了不少，大概是觉得自己废了，没底气再横了。可这种消停，只维持了两三年。

2000年以后，县城开始发展起来了，舅舅在家闲不住，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他跟人合伙开了个建材店，舅妈拿出了多年的积蓄给他当本钱。建材店开了两年，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糊口。舅舅又开始觉得自己行了，在家里那个劲儿又上来了。

“你那个税务局，早晚要改制，到时候你就得下岗，我看你到时候咋办。”舅舅又开始在饭桌上说风凉话了。

舅妈那时候已经快五十了，在税务局干了二十多年，眼看着就要退休了。她对舅舅这些话早就免疫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该吃吃该喝喝。

婷婷那时候已经考上大学了，在省城念书，学的是会计。小姑娘争气，大学四年拿了三年奖学金，毕业后留在了省城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

舅妈在婷婷考上大学那一年，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她说：“秀兰，我这辈子没啥盼头了，就盼着婷婷能过得好。她能嫁个好人家，不受男人气，我这辈子就值了。”

我说：“舅妈，您放心吧，婷婷不会跟您一样的。”

舅妈点点头，眼里有泪光，但她笑了。

第二章 岁月无声

8

时间这个东西，跑起来比谁都快。

一转眼，舅舅和舅妈都六十多了，头发白了，腰弯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老街上那些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的青石板。

婷婷结了婚，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一两次。她嫁了个老实人，在银行上班，对婷婷好得不得了，从来没红过脸。舅妈每次提起女婿，脸上就挂着笑，那种笑是真心的，从心底里溢出来的，跟她在舅舅面前那种勉强挤出来的笑完全不一样。

舅舅退休以后，日子过得更加寡淡。每天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就出门遛弯，在老街上来来回回地走，走到累了就回来，打开电视看，看到困了就歪在沙发上眯一觉。晚饭吃过再看会儿电视，然后洗洗睡，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他跟舅妈之间的对话，少得可怜。偶尔说几句，也是“饭好了没有”“把我那个茶杯拿来”“今天啥菜”这种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像跟保姆说话似的。

有一年过年，我回老家，在舅舅家吃年夜饭。婷婷和女婿都回来了，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吃顿饭。

饭桌上，舅舅喝了两杯酒，话匣子打开了，开始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开大车跑长途的光辉岁月，讲他认识多少多少领导，讲他当年有多能吃苦。讲着讲着，话题就拐到舅妈身上了。

“你妈这个人啊，”舅舅对着婷婷说，“啥都好，就是命好。嫁给我，她享了一辈子福。”

这话说得，我都替舅妈脸红。

婷婷听不下去了，放下筷子说：“爸，您说这话亏不亏心？我妈嫁给你，啥时候享过福了？您的衣服谁洗的？您的饭谁做的？您生病了谁伺候的？您下岗那几年，家里靠谁撑着的？”

舅舅没想到婷婷会这么说，脸色当场就变了：“你啥意思？我养你这么大，你还替你妈说起我来了？”

“我没说您不好，”婷婷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就是觉得，您对我妈好一点行不行？她都这岁数了，您就不能让她过几天舒心日子？”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舅妈赶紧打圆场：“行了行了，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啥？婷婷，你爸就是随口一说，你别当真。”

婷婷还想说啥，被她老公拉住了。

那顿饭后面吃得没滋没味的，大家各怀心事，谁也没再说什么。

吃过饭，我跟婷婷在院子里说话。晚上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天上的星星稀稀拉拉，月亮倒是挺亮的。

“秀兰姐，”婷婷忽然问我，“你说我妈这辈子，是不是特别不值？”

我想了想，说：“值不值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你妈她愿意，那就值。”

婷婷摇摇头，眼圈红了：“可我觉得她不愿意，她只是不敢说。”

我没接话，因为我知道婷婷说得对。

舅妈不是不愿意，是不敢。她从嫁进刘家的第一天起，就被灌输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被教育着“女人要以家庭为重”，被要求着“凡事都要忍让”。她不是没有脾气，是她的脾气被这些观念给磨平了，磨得一点棱角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好婚姻？

是舅舅跟舅妈这样的吗？一个一辈子看不上另一个，一个一辈子忍气吞声。表面上看，这个家还在，孩子也养大了，日子也过下来了。可这种日子，算是好日子吗？

我想起我爸妈。我爸妈跟舅舅舅妈是两种人。我妈性子烈，我爸要是敢像舅舅那样对她，她能拿擀面杖追着我爸满街跑。我爸也尊重我妈，家里大事小事都跟我妈商量，从来不独断专行。他们也有吵架的时候，可吵完了该咋过咋过，从来不冷战，更不动手。

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有尊重，有商量，有底线。舅舅对舅妈，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这样的婚姻，就是一间没有地基的房子，看着还在那儿立着，可一阵风就能吹倒。

可这间房子，愣是立了四十多年。你说它是个奇迹也好，你说它是场悲剧也罢，反正它就那么立在那儿，风吹雨打，岿然不动。

9

2018年，舅妈生了一场大病。

那天早上她起来做饭，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喘不上气来。她扶着灶台站了一会儿，想缓一缓，可那口气就是上不来。她想喊人，可嗓子发不出声音来。

舅舅那时候刚起床，从卧室出来，看见舅妈扶着灶台靠着墙，脸色煞白，吓了一大跳。

“你咋了？”舅舅的声音有点发抖。

舅妈摆摆手，想说自己没事，可话还没说出口，人就软下去了。

舅舅慌了神，腿脚不利索也顾不上，一瘸一拐地跑出去喊人。邻居赵家大哥听见动静，跑过来一看，赶紧打了120，又帮着把舅妈抬上了救护车。

在医院抢救了三个多小时，舅妈才醒过来。医生说她是冠心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差一点就没命了。这次是运气好，再晚来十分钟，人就没了。

舅舅在病房外面坐了一整夜。

我去医院的时候，看见舅舅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低着，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整个人看上去老了好几岁。

“舅，”我走过去，“您回去歇着吧，我在这儿守着。”

舅舅抬起头，我看见他的眼睛是红的。

“秀兰，”他的声音有点哑，“你舅妈她……她不会有事的吧？”

我愣了一下。在我的记忆里，舅舅从来没对舅妈表现过这种担心。哪怕当年舅妈生婷婷的时候大出血，他也没有这么紧张过。

“不会有事的，舅。医生说抢救及时，好好休养就没事了。”

舅舅点点头，又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舅妈住院那半个月，舅舅天天往医院跑，风雨无阻。他腿脚不好，走不了远路，就坐公交车去，一趟要倒两趟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到了医院，他也不进病房，就坐在走廊里，隔着玻璃窗往里看。

我问他：“舅，您怎么不进去？”

他摆摆手：“我不进去了，进去了也没啥用。我又不会伺候人，进去也是添乱。”

我看着他坐在走廊里的样子，心里忽然有点酸。这个一辈子嘴硬的男人，到老了，终于知道怕了。不是怕别的，是怕没了那个人。

舅妈出院以后，舅舅变了不少。虽然还是那副臭脾气，还是动不动就甩脸子，可他开始会问舅妈“你药吃了没有”，会主动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会在舅妈做饭的时候去厨房帮忙剥个蒜递个碗。

这些改变微不足道，可对舅妈来说，那是等了大半辈子才等来的一点温情。

有一天我去舅舅家，看见舅妈在院子里晒太阳，舅舅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

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这一幕要是放在三十年前，我做梦都不敢想。可现在它就那么真实地发生在我眼前，两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两个熟透了的果子，虽然表皮已经斑驳，可里面是软的、甜的。

10

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舅舅消停了一阵子，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了。

舅妈的身体虽然保住了，可到底是大病了一场，元气大伤，体力大不如前。她以前干家务活麻利得很，现在干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有时候连买菜都觉得吃力。

舅舅不理解这些。他觉得舅妈就是矫情，就是偷懒。他看舅妈坐在沙发上歇着，就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一天到晚啥也不干，还有脸歇着？”

舅妈有心想争辩几句，可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知道，跟舅舅争辩没有意义。他认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你说再多也没用。

婷婷知道舅舅的德性，隔三差五给舅妈打电话，有时候也给我打，让我帮着照看照看。

“秀兰姐，你说我爸那个人，是不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婷婷在电话里叹气。

我想了想说：“改不了的了。你爸这辈子就这样了，别指望他变了，能少作点妖就烧高香了。”

婷婷沉默了一会儿，说：“有时候我真恨他。他那么对我妈，我妈还天天伺候他，凭啥呀？”

我说：“凭啥？凭你妈愿意。”

婷婷哭了：“可我妈不愿意啊，她只是不会说不。”

我没再说话，因为我知道婷婷说得对。舅妈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说“不”。她可以对邻居说不，可以对同事说不，可以对任何人说不，唯独对舅舅说不出口。好像那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下去。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吧。舅舅那么横，舅妈那么软，正好凑成一对。换了别人，不是舅舅把人气跑，就是人被气跑，偏偏这两个人，凑合着过了一辈子。

11

2020年，疫情来了。

那一年，整个中国都按下了暂停键。我们青石县也不例外，街上没有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连空气都透着紧张。

舅舅和舅妈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这一困就是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天天面对面，搁以前，舅舅早就烦了。可那段时间，舅舅反常地安静。大概是电视上天天播报的疫情数字让他怕了，大概是外面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慌了，他忽然变得没那么刻薄了。

有一天我去给他们送菜，站在院门口，隔着铁门把菜递进去。舅妈来接菜的时候，我注意到舅舅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口罩，等着舅妈接完菜就把口罩递给她。

“戴上，别到处乱跑。”舅舅的声音还是硬邦邦的，可那只递口罩的手，是小心翼翼的。

我回到家，跟我妈说起这事。我妈沉默了半天，忽然说了句让我琢磨了很久的话。

“你舅这个人吧，一辈子看不起你舅妈，可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不是看不起她，他是怕她。”

“怕她？”我愣住了，“他怕舅妈啥？”

我妈说：“你舅妈长得好，工作好，脾气好，啥都比你舅强。你舅打心眼里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他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就反过来天天说她不好，好像把她贬低了，他自己就没那么差了。”

我想了想，觉得我妈说得有道理。

舅舅对舅妈的那种瞧不上，与其说是真的瞧不上，不如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觉得舅妈比他强，他心里发虚，所以要用贬低和打压的方式，把舅妈拉低到他的水平线上，他才觉得安全。

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投射”。把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投射到别人身上，通过攻击别人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可惜舅舅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自己看舅妈不顺眼，却不知道这种不顺眼的根源，是他自己心里的那根刺。

12

疫情过去了，日子又恢复了正常。

舅舅还是那个舅舅，舅妈还是那个舅妈。该吵的吵，该忍的忍，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有时候想，舅舅这辈子真的没瞧上舅妈吗？

如果真瞧不上，为什么舅妈生病的时候他急成那个样子？为什么舅妈住院的时候他天天往医院跑？为什么他会在深夜舅妈睡着以后，悄悄地帮她掖好被角？

这些事，是舅妈后来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正在收拾衣柜。舅舅不在家，去老街口跟人下棋去了。舅妈一边叠衣服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了这些。

“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有。他每天早上都比我起得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被子盖好了没有。”舅妈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笑意，那笑意里有苦涩，也有一点点甜。

我说：“舅妈，您觉得舅舅他……”

舅妈打断了我的话：“秀兰，你别替他说好话。他这个人，一辈子对不起我，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他不是坏人，他就是那个脾气，改不了了。”

我看着舅妈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她刚嫁过来的样子。那时候她多好看啊，白白净净的，两条大辫子垂在胸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

四十年过去了，那条老街拆了一半又留了一半，税务局的大楼翻新了三回，姥姥走了，我爸妈也走了，连婷婷都当妈了。可舅妈还是那个舅妈，还是那么能忍，还是那么会替别人着想，还是说不出那个“不”字。

我有时候觉得，舅妈这一辈子，像一棵长在墙缝里的草。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充足的阳光，甚至连水都要靠自己从石头缝里一点一点地吸。可她还是活了，还是绿了，还是开出花来了。虽然那花小小的，不起眼，可它确实开了。

这就够了。

第三章 余生漫长

13

去年秋天，舅舅摔了一跤。

摔得不轻，髋骨骨折，在省城的医院做了手术，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

婷婷在省城工作，忙着上班还要照顾舅舅，分身乏术。舅妈二话不说，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去了省城，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天天往医院跑。

舅舅躺在病床上，一条腿打着石膏吊着，动弹不得。舅妈端水喂饭，擦洗翻身，事事亲力亲为。六十好几的人了，体力本来就不行，可她硬是撑下来了。一个月下来，舅妈瘦了十几斤，脸都凹进去了。

邻床的病友家属是个大姐，特别爱说话，没几天就跟舅妈混熟了。有一天我在医院，听见那位大姐跟舅妈唠嗑。

“大姐，您对您老伴儿可真好啊，天天这么伺候着，太辛苦了。”

舅妈笑了笑：“两口子嘛，应该的。”

那大姐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舅舅，压低声音说：“可您老伴儿那脾气，您也受得了？”

舅妈没接话，继续削苹果。

那大姐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舅妈不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看他天天对您呼来喝去的，您也不吭声。大姐，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这辈子是不是太惯着他了？”

舅妈手里的苹果削了一半，停下来，看着手里那个削了一半的苹果，沉默了好一会儿。

“习惯了。”她说。就两个字，轻飘飘的，可听在我耳朵里，重得像一块石头。

是啊，习惯了。

习惯了忍让，习惯了迁就，习惯了挨骂不还嘴，习惯了受委屈不吭声。这种习惯，就像长在骨头里的风湿病，治不好，也去不掉，只能带着它过日子。

舅舅出院以后，回了青石县。县里搞了个社区养老中心，就在老街附近，条件还不错。婷婷给他们俩都报了名，让他们白天去养老中心活动，吃饭也在那儿解决，晚上回家住。

舅舅一开始不愿意去，嫌丢人。可去了几天，发现那儿有棋牌室，还有几个老棋友，就天天去了。舅妈也跟着去，不过她不打牌不下棋，她参加了老年合唱团，每周三下午练歌，唱的都是些老歌，《东方红》《南泥湾》《我的祖国》，她唱得有滋有味的。

有一天傍晚，我去养老中心接他们回家。夕阳西下，金色的光洒在青石板路上，两个老人一前一后地走着。舅舅走在前面，一瘸一拐的；舅妈跟在后面，走得不快也不慢。

走到老街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舅舅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舅妈一眼。

“走快点，磨磨蹭蹭的。”

舅妈没接话，可脚步加快了一点。

我走在他们后面，看着这两个老人的背影，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想哭。

一辈子了，舅舅还是那个口气，舅妈还是那个反应。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变的不是他们，是时间。时间把他们的棱角磨圆了，把他们的脾气磨平了，把他们的爱恨情仇都熬成了一锅淡而无味的粥。你说它好喝吧，没啥味道；你说它不好喝吧，又暖身子。

这大概就是婚姻最真实的样子。不是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不是电影里的轰轰烈烈，而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人，在鸡毛蒜皮里度过的一生。

有的人幸运，遇到了对的人，一生温暖幸福。有的人不那么幸运，遇到了错的人，一生都在凑合和忍让。

可无论幸运还是不幸运，日子总得过下去。

14

上个月，我又回了一趟老家。

进了舅舅家的院子，看见舅妈在浇花。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头发比上次见到又白了一些，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可她还是那个白白净净的舅妈，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举手投足间还是能看出当年的影子。

舅舅坐在屋檐下的躺椅上晒太阳，眯着眼睛，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

“舅，舅妈，我回来了。”我推开院门进去。

舅舅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秀兰来了？吃了没？”

“吃了吃了，您别操心了。”

舅妈放下水壶，走过来拉住我的手：“秀兰，你来得正好，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她拉着我进了屋，从柜子里翻出一本相册。那相册我见过，是婷婷结婚那年舅妈买的，红色的封皮，上头印着一朵金色的玫瑰花。

舅妈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站在一栋老房子前面。男的穿着一件蓝布中山装，表情有点僵硬；女的穿着一件红棉袄，扎着两条大辫子，笑得很甜。

是舅舅和舅妈的结婚照。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舅妈。照片上那个扎着大辫子、笑得甜甜的姑娘，和眼前这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是同一个人。四十年光阴，把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舅妈，您年轻时候真好看。”我由衷地说。

舅妈笑了笑，用手摸了摸照片上那个年轻的自己，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好看有啥用，”她轻声说，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在跟自己说，“又没人看。”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是啊，好看有啥用？没人看，没人欣赏，没人珍惜。一朵花开了四十年，那个该赏花的人，却从来没正眼看过它一眼。

门口传来舅舅的声音：“桂芝，倒杯水来。”

舅妈合上相册，站起来，去厨房倒水。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一句话：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转身。

我不知道舅妈等没等过。也许她等过，在刚结婚的头几年，在生婷婷的那一天，在她一次次被辱骂被嫌弃的深夜里。也许她等了很久很久，等到心都凉了，等到不再有任何期待了。

后来她不等了。不是放弃，是算了。

可算了，不等于不在乎。不在乎的话，她不会在舅舅生病的时候那么拼命地救他，不会在舅舅住院的时候那么辛苦地照顾他，不会在舅舅睡着以后，悄悄地帮他掖好被角。

她嘴上说算了，可心里还是在意的。在意了一辈子，也失望了一辈子。

舅舅呢？他真的看不起舅妈吗？

我不确定。

我只知道，舅妈生病的时候，舅舅慌得不行，坐在走廊里哭了一整夜。我只知道，舅妈去省城照顾舅舅的时候，舅舅虽然还是那个口气，可每次舅妈离开病房，他的眼睛就会追着她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为止。我只知道，有一次舅妈在合唱团练歌回来晚了，舅舅在院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等她，她回来了他也不说话，转身就进屋了。

有些人的爱，是用难看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们不会说好听的话，不会做温柔的事，甚至自己都不觉得自己爱对方。可那份爱就长在骨头里，割不掉，拔不出，直到有一天对方不在了，他们才会发现，那份爱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舅舅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他不是看不起舅妈，他是看不起自己。

尾声

前几天，婷婷打电话给我，说要把舅舅和舅妈接到省城去住。

她说：“秀兰姐，我老公在郊区买了套房子，有个小院子，刚好够他们俩住。离我们也不远，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我想把他们接过来，我方便照顾。”

我说：“你爸能同意吗？”

婷婷沉默了一下，说：“我爸那个人，嘴上是不会同意的。但我妈要是想去，他肯定跟着去。”

我又问：“那你妈呢？你妈想去吗？”

婷婷笑了：“我妈说了，听你爸的。”

我也笑了。

一辈子了，舅妈还是那个舅妈，永远“听你爸的”。

我挂了电话，站在窗前发呆。窗外的老街还是那条老街，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两旁的房子换了又换，可这条街的路还是那个方向，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走了几十年也没变过。

我想起舅舅和舅妈这一辈子，想起那些摔盆打碗的争吵，想起那些无声无息的眼泪，想起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委屈和不甘。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一辈子都在互相折磨。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他们很幸运，至少他们还有对方。在那些吵闹和沉默的背后，是四十多年共同度过的光阴，是一起养育的孩子，是一起撑过的家。

这些东西，吵不散，骂不跑，时间越久越牢固。

姥爷走得早，姥姥一个人拉扯大五个孩子。我妈常说，咱家这一辈人，都不太会表达感情。越是在乎，越是说不出好听话；越是离不开，越是要装作无所谓。

舅舅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舅妈，从来不会说“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可他所有的在乎，都藏在那张臭脸后面，藏在那些别扭的关心里面，藏在那些深夜掖好的被角里。

可惜舅妈等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句好听的话。

可她还是等了一辈子。

这天底下，有多少人是这样过的？一辈子都在等，一辈子都在忍，一辈子都在凑合。嘴上说着“算了”，心里头还是抱着那么一点点的期待。

期待对方能变好，期待日子能变好，期待那个从没对自己笑过的人，有一天能对自己笑一下。

哪怕就一下。

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站在窗前，风吹进来，带着老街独有的气息，有炊烟的味道，有桂花的香气，还有远处传来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

日子还在继续。舅舅还是那个舅舅，舅妈还是那个舅妈。

再过十年，二十年，等他们都走了，这条老街还在，这个院子的月季还会开，税务局的楼还会立在那里。

只是再也没有一个叫王桂芝的女人，站在税务局门口，等着一个叫刘建国的男人来接她下班。

那个男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来过。

可她还是等了。

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不是海誓山盟的许诺，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等待，证明了一件事：

她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