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80岁了，想趁脑子还不糊涂的时候，把后事安排一下

我的身后事

我今年八十岁了。

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有点不信。总觉得昨天还在田里插秧，一抬头，日头毒辣辣地晒着，脊背上的汗珠子顺着脊沟往下淌。可一眨眼，头发白了，牙也缺了，走路的时候膝盖咯吱咯吱响，像是老木门缺了油。

老伴走了三年。她走的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照在她脸上，安安静静的，像是睡着了。我握着她的手，从温热攥到冰凉，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儿女们哭成一团，我没哭。不是不伤心，是觉得我这辈子最怕的事已经发生了——从此以后，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了。

可日子还得过。

这几年，我一个人住老房子，儿女们轮流来看我。大儿子在省城，一年回来两三趟，每次都拎着大包小包，坐不了一个钟头就接电话，忙，走。二女儿嫁在隔壁县，来得勤些，可她自己也有孙子要带，来了也是风风火火地帮我洗洗涮涮，天黑前就得赶回去。小儿子混得最好，当了个小领导，过年的时候开着黑轿车回来，在村里转一圈，喇叭按得震天响。

说起来，三个孩子都算孝顺。可孝顺和孝顺不一样。

大儿子孝顺在嘴上。每次回来都搂着我的肩膀说：“爸，你跟我去省城住吧，我买了电梯房，方便。”我去了。住了三天，他两口子上班，孙子住校，我一个人坐在二十楼的阳台上，看着底下蚂蚁一样的人和车，谁也不认识。第四天我就买了票回来了。大儿子在电话里埋怨我，说我不领情。我没吭声。

二女儿孝顺在手上。她每次来都闲不住，擦窗户、洗被子、包饺子，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她干活的时候嘴也不停，数落我袜子乱扔、剩菜不舍得倒、血压药忘记吃。我听着，觉得吵，可她一走，屋里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又盼着她来。

小儿子孝顺在钱上。逢年过节给我转账，数字不小。可他已经三年没回来过年了。去年除夕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在陪领导吃饭，让我跟他妈视频——我说不用了，你忙吧。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看完春晚，看到最后，电视机里那些人笑得热闹，我也跟着笑了笑。

以前我从不考虑后事。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离我远着呢。可过了七十五，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冬天摔了一跤，在地上躺了半个钟头才慢慢爬起来，没人知道。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宿没合眼，不是疼，是想事情。

我想，万一哪天我忽然走了，这三个孩子能不能好好商量着把我的后事办了？

想来想去，我觉得悬。

不是我心眼多，是这些年我看得太清楚了。每次家庭聚会，三句话不离钱。大哥说给爸买营养品花了多少，二妹说她请假扣了工资，小弟说房贷压力大。表面上和和气气，底下较着劲呢。

老伴去世那会儿，办丧事的钱是小弟垫的。事后大儿子提出平分，二女儿说她手头紧，能不能少出点。小弟当时脸就黑了，说都是爸妈的孩子，凭什么。最后是我从养老金里拿了两万块补上，才算完。

人还没走利索，就开始算账了。我躺在旁边的床上，闭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全听进去了。

从那天起，我就在想，我不能让这几个孩子在我走了以后还闹。

我八十岁生日那天，儿女们都回来了。大儿子定了个大蛋糕，二女儿炖了一锅红烧肉，小儿子给我买了件羊绒大衣，一千多块。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电视开着，谁也没怎么说话。

吃到一半，大儿子提了一句：“爸，你现在身体还好，有些事提前交代交代？”

二女儿夹菜的手顿了一下，看了大哥一眼。小儿子低头扒饭，没吭声。

我说：“吃你们的饭，别的事以后再说。”

其实不是不想说，是不想说在饭桌上。我怕说着说着，这顿饭就变了味。

过完生日第三天，我趁天气好，一个人去了镇上。找了那个办法律咨询的老周，给他塞了两包烟，让他帮我写一份遗嘱。老周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了想，说了三条。

老周听完，推了推眼镜，看了我一眼，问我：“叔，你想好了？”

我说：“八十岁了，还有什么想不好的。”

他又问：“要不要跟孩子们先通个气？”

我说：“不用。等我不在了，让他们自己看。”

老周没再劝，帮我写了，一式三份，盖上他的手章。我把遗嘱折好，装进信封，压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辈子过了一遍。从出生到现在，八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吃过苦，享过福，欠过人情，也被人欠过。到头来，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三个孩子。

他们小时候，我也打过骂过。大儿子偷了邻居家的梨，我揍了他一顿，打完又心疼，背地里掉眼泪。二女儿发烧到四十度，我背着她走了十五里山路去医院，鞋都走烂了。小儿子考上大学那年，我卖了两头猪凑学费，他上车的时候我往他兜里塞了两百块钱，让他别省着花。

这些事，他们还记得吗？

大概记得吧。可记得又能怎样呢？日子往前过，人都是向前看的。老一辈的辛苦，到了下一辈嘴里，就变成了一句“你们那时候不容易”，轻飘飘的，像风一样。

我有个老伙计，去年走了。他走之前没安排好后事，三个儿子争房子，闹上了法庭，老太太气得住了院。出殡那天冷冷清清，连个哭丧的都没有。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心里发凉。

我不想要那样的结局。

我不是什么有钱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就是这套老房子和几万块钱存款。老房子不值钱，但位置还行，要是拆迁能补不少。存款更不值一提，也就够办个体面的丧事。这些家当，放在有钱人眼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可在我们这种普通人家，就是天大的事。

我不怕死，就怕死了以后，孩子们因为这些反目成仇。

遗嘱写好之后的那个周末，我把三个孩子都叫回来了。

不是商量，是通知。

他们都坐在老屋的堂屋里，大儿子坐左边，二女儿坐右边，小儿子坐在门口，手机不停地震动，他看了两眼，没接。

我把信封拿出来，放在桌上。

“这是遗嘱，”我说，“等我走了你们再看。”

三个人都愣住了。

大儿子第一个开口：“爸，你现在身体好好的，写这个做什么？”

二女儿眼圈红了：“爸，你说这种话我心里难受。”

小儿子没说话，把手机扣在桌上，盯着那个信封。

我没理会他们的反应，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他们，我早就想好了，趁着脑子还清楚，把该安排的安排明白。老房子留给大儿子，存款五万块留给二女儿，小儿子不用分家产，但他妈留下的那对银镯子归他。

大儿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二女儿也张了张嘴。小儿子依旧沉默。

我摆了摆手，没让他们插话。

“别的都不重要，”我说，“但有一条，你们三个必须记住——等我走了，不许吵架，不许争，不许闹。丧事怎么办，我提前写好了单子，你们照着做就行。你妈葬在哪里，我也写清楚了，就葬在她生前看中的那片山坡上，不要买贵的墓地，浪费钱。”

“还有，”我看着他们三个人，“谁要是在我走后闹得鸡飞狗跳，我半夜回来找他。”

最后一句话我说得很轻，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屋子里安静了很久。秋风吹着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大儿子先开口了，声音有点哑：“爸，你放心，我们不会的。”

二女儿已经哭出来了，抓着我胳膊说：“爸你别说了，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好好活着。”

小儿子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扑通跪下了。他跪在地上，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没说一句话。

我看着他们三个，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我伸手摸了摸小儿子的头，就像他小时候那样。我说：“起来，八十岁的老子还没死，你跪什么。”

他抬起头，四十多岁的人了，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小儿子没走，大儿子也没走。二女儿下厨炒了几个菜，一家人又围着桌子吃饭。这回没人看手机，没人接电话，电视也没开。他们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说着说着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

我坐在上首，喝了二两白酒，没醉，但有点上头。看着他们三个吵吵闹闹的样子，恍惚间好像回到了二十年前。那时候老伴还在，孩子们还没成家，过年的时候挤在这间屋子里，炭火烧得旺旺的，窗玻璃上结着霜花。

那时候多好啊。

可是好日子不会一直等着你。人这一辈子，就像庄稼，一茬一茬的。种下去，长出来，到了秋天就要割。割完了，地还在，明年还能种。可这一茬，就是这一茬了。

我八十岁了，这一茬，该收了。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把遗嘱又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看了一遍。白纸黑字，写的都是我想说的话。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我让老周加了一句话——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望吾儿吾女珍重手足之情，莫让父母在地下不安。”

我把信封装好，又压回枕头底下。

窗外的月亮很大，和我八十年前出生那天晚上一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