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后，我和大姊不再给娘家补贴，弟弟突然怒了：以后谁管我？

母亲是在腊月二十三走的，小年。

那天大雪封路，我和大姊赶到时，她已经在冰棺里躺了四个小时。弟弟蹲在院子里抽烟，看我们进门，第一句话不是哭，而是“丧事你们出一半，我没钱”。

大姊没说话，放下包就去厨房烧水。我看着弟弟，他穿着母亲秋天给买的新棉袄，领口还带着吊牌。母亲一直舍不得摘掉那个吊牌，说是等过年再穿，喜庆。

母亲是个苦命人。四十岁守寡，一个人种八亩地，供我念完中专，供弟弟读完初中。大姊出嫁早，十七岁就嫁了隔壁村的木匠，因为那年父亲查出肝癌，家里需要一笔彩礼救命。父亲还是没救回来，大姊的彩礼填了医院的窟窿，母亲跪在地上对大姊说：“娘对不住你。”大姊说：“娘，别说了。”

后来我和弟弟都成了家。我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丈夫开出租车，日子紧巴巴但过得去。弟弟在镇上修摩托车，弟媳在服装厂剪线头，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比我家高，但永远不够花。母亲活着的时候，每个月我和大姊各出一千，给母亲做生活费，加上母亲的一百三十八块养老金，勉强够她一个人过活。

可那一千块钱，从来不只属于母亲。

弟弟隔三差五就去母亲那儿，“妈，摩托车的链条断了，给我三百。”“妈，娃要交校服费，二百。”“妈，这个月电费还没交。”母亲从来不会拒绝，从蓝布围裙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一层一层解开，里面是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她给钱的时候总是说：“别让你姐知道。”

我们都知道。

大姊撞见过很多次。有一次弟弟拿走五百，说是给电动车换电瓶，母亲刚取了我汇过去的一千块钱，还没捂热。大姊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后来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发抖：“二妹，我跟你说个事。”说了，两头沉默，最后大姊说：“算了，娘愿意，她心疼儿子。”

我们都心疼弟弟。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临终前拉着母亲的手，说的是“把儿子拉扯大”。母亲记了三十年。

母亲这一辈子，最后三年的医药费全是自费。她有高血压，后来查出糖尿病，再后来肾也开始出问题，每个月药费五六百。我和大姊商量，各加五百，每个月给母亲两千。弟弟知道了，跑到母亲那儿说：“妈，你看我姐她们多有本事，两千块说给就给。”母亲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她觉得女儿争气，儿子也知道姐姐的好。

我没忍心告诉母亲，那多出来的五百，是我在超市下班后去酒店刷盘子挣的。大姊的五百，是她退了五只老母鸡换的。大姊养了一窝土鸡，本来打算留给外甥女上学用。

疫情那几年，我们都没回去过年。等放开后再回去，母亲的背驼得厉害，走路要扶着墙。我给她买了根拐杖，她不拄，说拄拐杖显得老。她跟我们念叨：“你弟今年生意不好，两个月没开张了，你们能不能……”我和大姊对视一眼，大姊说：“娘，我们自己也不宽裕。”母亲就不说话了，低下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上厕所，路过母亲房间，听见她在念经。母亲不识字，念的是记在心里的佛号，一句接一句，在黑暗里像一条河。我不知道她是在为谁祈福。

去年秋天，母亲摔了一跤，脑溢血，送到县医院住了十天。医药费两万四，我和大姊一人出了一万，弟弟出了四千。弟媳在医院走廊上跟大姊说：“大姐，你们条件好，多出点是应该的。”大姊没吭声，但我看见她背过身去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大姊在镇上的包子铺打工，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一个月两千八。

母亲出院后偏瘫，右边身子不能动。我们商量着请护工，一天一百八，弟弟第一个反对：“请什么护工，妈住我家，我媳妇照顾。”弟媳脸色当场就变了，但没说话。我以为弟弟终于懂事了，还跟大姊说，他总算有担当了。

母亲搬到弟弟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弟弟就给我打电话：“二姐，妈的药没了。”我买了药送过去，进门闻见一股尿骚味。母亲躺在床上，床单湿的，不知道多久没换。弟媳在客厅看电视，见我来了，说：“二姐来了？我这两天腰疼，没顾上。”母亲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说：“二啊，我想回老屋。”

我把母亲接回了老屋。大姊第二天就从镇上赶过来，我们给母亲擦身子、换床单、熬粥。母亲喝着粥，忽然说：“你们小时候，你爹走的时候，我说有娘在，天塌不了。现在娘没用了。”大姊端着碗，眼泪掉进粥里，说：“娘，你在呢。”

那三个月是我和大姊最累的三个月。我每天下了班骑电动车回去给母亲做饭，大姊隔一天来一次，给母亲洗澡、换衣服、剪指甲。弟弟来过两次，一次是母亲生日，一次是送弟媳娘家种的白菜。每次来待不到半小时就走，走的时候会顺走母亲床头的牛奶和水果，说“给娃吃”。

母亲走的那天早上，大姊在。母亲忽然清醒了，拉着大姊的手说：“大啊，娘这辈子对不住你。”大姊说：“娘，你没有对不住我。”母亲又说：“你弟……他不成器，你们当姐的，多担待。”大姊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把母亲的手贴在脸上，哭得像个孩子。

等我和大姊赶到殡仪馆，弟弟已经在了，蹲在走廊里抽烟。大姊问他：“娘走的时候，谁在身边？”弟弟说：“我在隔壁屋睡觉，听见她喘得厉害，起来看就没气了。”

丧事办了三天。弟弟果然一分钱没出，连葬礼上用的烟酒都是赊的，最后我和大姊结的账。来吊唁的亲戚里，三叔把我和大姊拉到一边，说：“你娘生前跟我说过，老屋留给你们姐妹俩，田给你弟，这是她的意思。”我和大姊互相看看，谁也没说话。

母亲下葬后第三天，我和大姊在老屋收拾遗物。母亲的衣服都是旧的，有的打了补丁还在穿。大姊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说要烧给母亲。我从床垫底下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万两千块钱，还有一张发黄的纸，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日期和数字：大一千、二一千，底下是“儿五百”。大姊看着那张纸，忽然笑了一下，说：“娘连写都不会写，不知让谁帮写的。”她笑着笑着就哭了。

弟弟是第四天来的。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扫雪，他站在门口，没进屋，说：“二姐，妈的地呢？三叔说妈把地留给我的。”我说：“是你的，没人跟你争。”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来，说：“二姐，摩托车坏了，修修要八百。”我看着他，想起母亲生前每次给完钱都要说的那句“别让你姐知道”。

“我没钱。”我说。

弟弟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转身走了。

后来的半个月，弟弟又来了两次，一次找大姊，一次找我。说辞都一样，先问地的事，再说手头紧，想借点钱。我们都拒绝了。大姊那天在电话里跟我说：“二妹，你说咱是不是心太狠了？”我说：“大姊，咱得为自己活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真正爆发是在一个月后。那天弟媳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两个姐姐不管弟弟死活，母亲一死就把亲情断了，做人不要太势利。弟弟紧接着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很大，我点开的时候旁边的同事都听见了：“你们还是人吗？娘才走一个月，你们就不管我了？以后谁管我？”

以后谁管我。

二十九岁的男人，有老婆有孩子有手有脚，在问两个姐姐以后谁管他。

大姊没有在群里回复。她给我发了条私信：“二妹，我想起小时候，娘下地干活，他在家哭，我背着他哄，一背就是一整天。他三岁才会走路，娘说是天生的，我说不是，是背出来的，我就没怎么让他下地走过。”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当晚我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母亲最后说的那句话：“你们当姐的，多担待。”母亲到死都在为我们安排，只是她安排的担子，我们挑了一辈子，实在挑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弟弟又打来电话。我没接。他发了条语音，我没点开。他又发了条文字：“二姐，我错了，你们真不管我了？”

我回了条消息：“弟，娘走了，但日子还得过。你有手有脚，能管好自己。”

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他没有再回复。

过了两天，大姊打电话来，说弟弟来找她了，在她家楼下站了半个小时。大姊没让他上楼，下楼跟他说了几句话。我问大姊说了什么，大姊说：“我告诉他，我跟二妹每个月给娘的两千块，是娘的口粮钱。娘不在了，钱也没了。让他自己去挣。”

弟弟当时站在楼下，风很大，他缩着脖子，像小时候那样。大姊说那一刻她心软了，但终究没有开口让他上楼。

因为他早晚得学会自己长大。母亲走了，那根拐杖也一起带走了。而我和大姊，已经没有力气再做另一根拐杖了。

昨天我去超市上班，路过弟弟的修车铺，门关着，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旺铺转让”。我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然后骑上车走了。

风打在脸上，有点疼。

但我知道，有些疼，是必须自己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