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前辈曾彦修和他的《平生六记》

最近胡乱看了几本书，都是出版界前辈写的，觉得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曾彦修的这本《平生六记》（三联书店，2014年6月），真是看得人唏嘘不已。

曾彦修是四川宜宾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3月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随军南下，参与创办《南方日报》，任首任总编辑。1954年5月调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错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京沪竹枝词》《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等。

《平生六记》的这个书名，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脱胎于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全书的六记，对应建国初期曾彦修经历的六场关键的政治运动，标题自然各有深意焉：

1. 《土改记异》：记在广东肇庆地区的云浮县土改中的 “怪事”（如贫农家中有小老婆、丫头的问题，以及山区群众性的抢劫问题），曾彦修强调实事求是、不机械执行政策；
2. 《打虎记零》：记《南方日报》社的三反运动，这里的“虎”自然不是武松打的那种吊睛白额虎，而是指三反运动中揪出来的“坏分子”。曾彦修拒绝逼供信与 “大胆怀疑”，主张重证据，无冤案可报，故曰 “零”；
3. 《镇反记慎》：曾彦修主持建国初期的镇反时，坚守法律底线，慎之又慎，避免滥杀，报纸宣传镇反慎用“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模糊表述；
4. 《肃反记无》：曾彦修领导所在单位人民出版社的肃反工作，实事求是，进行甄别，不但未发现一个真反革命，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藉此给一批人解除了政治疑问；
5. 《四清记实》：本部分曾以《审干杂谈》为名，在在北京群众出版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记六十年代中期曾彦修在上海群众印刷厂的四清工作中，逐一查清三十来个普通人的冤案（如被指盗窃、汉奸、工贼等），脱人于难；
6. 《反右记幸》：曾彦修自述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称自己虽然不幸在单位最早被打成右派，不过阴差阳错，反而免于在运动中去整人，祸兮福兮，这又何尝不是人生之大幸呢。

关于自己的这平生六记，曾彦修认为最重要的还应该算是《四清记实》，在书中他颇有感慨地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曾彦修有选择地写了结论的三十来个人中的十个，先易后难地举出实例来谈谈。他认为，这比看福尔摩斯侦探案可要简明有趣多了，而且全是牵涉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的。

我个人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是曾彦修笔下的第二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小标题稍微有点长——“一个自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宴会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原来只是一个端咖啡的小工”。

晚年曾彦修

这个人姓张，男，三十几岁。上海人，装订车间大机折页组工人。有群众检举他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汤恩伯来接收上海时，他参加过欢迎汤恩伯的宴会。因此，这个人可能是国民党的地下潜伏人员。

据曾彦修他们进厂后所知，此人除了平日说话随便，喜欢吹吹牛，工作上多少有点吊儿郎当之外，并无其他劣迹。但是多年来不止一人检举过这件事，而且检举人都说这是解放前他本人多次亲口讲的。

经曾彦修他们调查，这个人在解放前确曾参加过什么壮丁训练队之类，但那是国民党军政机关向各大厂商派定的名额，由资方出钱买制服等，到时应卯而已。此事过去及这次都已调查清楚，他本人早已上交制服，即作罢论。

一算这个人的年龄，1945年或1946年时，他只有十几岁，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征信所或银行公会的小印刷厂做排字工人，这是有人证明的。

这样一个身份和年龄的人，怎么能够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欢迎国民党最高接收大员汤恩伯的宴会呢？从常理推断不大可能。

但档案内和口头上都有检举材料，不弄清楚就不能结案。这次如果不管，岂不要怀疑他一辈子？

于是，曾彦修建议，仍采取老办法，不搞神秘化，不同他在背后捉迷藏，既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不要自找麻烦，先问清楚他本人再说。

曾彦修找来这个姓张的工人一问，他就笑嘻嘻地说，解放前他确曾向别人吹过这个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楼上的邻居是虹口某咖啡店的“侍应生”（即服务员）。汤到沪时，上海各界名流二三百人在某大学礼堂开茶话会欢迎汤，由于规模较大，是由若干家咖啡馆联合承办的。他的邻居老师傅受雇的那家咖啡店，也是那天承办这个茶话会的店家之一。

这位邻居师傅临行时随便对他说：“小张，侬想看看汤恩伯？阿拉带侬去！”张回答愿意去，于是立即换上邻居师傅的白工作服一齐去了。

茶会举行时，这位小张就在外面帮忙打杂，包括把饮料点心等送到欢迎大厅的门口，由邻居师傅在门口接过去，再送到客人面前。

调查时，这位姓张的工人对曾彦修说：“我瞎忙了大半天，就是远远地看了汤恩伯几眼，吃了几块西点，勿格（合）算。”

这以后他就乱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的宴会，别人再加油加醋，于是就由在场外帮忙端茶送水变成了参加宴会，又由参加宴会逐渐引申出“国民党地下特工人员”的问题，真是阿弥陀佛！

这之后，曾彦修他们就进行调查，咖啡馆某师傅已死，他确曾是这位张姓工人多年的邻居，平日很喜欢这个孩子。

曾彦修他们都认为这件事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没有什么再调查下去的必要，可以取消对这位张姓工人的怀疑，给他做了个书面结论。

曾彦修最后对这位工人同志交代，以后不要乱讲大话，自找麻烦了。不过，想想也是，有时我们是不是也太会制造“敌人”了，似乎举国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实，往往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