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只能靠“熬走”老一代？《Science》研究揭开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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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李珊珊

当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步入老龄化时，一个更加隐蔽且令人不安的现实正在浮出水面：代表着人类最顶尖智力活动、永远标榜“求新求变”的科学，也正在走向老龄化，一项新研究，第一次用数据将这个隐忧变成了事实。

近日，《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老龄化与科学创新的收窄》（Aging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的政策研究。在对1960年至2020年间、全球1250万名科学家的海量科研数据进行长达60年的全景扫描后，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中国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随着全球科研劳动力步入老龄化，科学界的话语权和资源日益向资深的核心群体集中，科学的创新正日益窄化。

在论文的开头，作者写到：“如今的科学职业生涯呈现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一小部分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长久地保持活跃与影响力，而许多其他人则只是作为临时工短暂地经历一小段科研生涯。培养周期的延长、强制退休的取消或是退休的延迟，以及以资历为主要标准的资助和奖励体系，使得资源集中在年长科学家手中”。而所有这些，都在削弱着那些打破常规带来科学突破的“初生牛犊”力量。

“当你有一定资历，往往会带有一种‘学科守门员’的心态，这反而可能会阻碍新想法的诞生。”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师崔浩川向《知识分子》解释。他指出，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深科学家往往能居高临下地看到整个学科地图，做出极佳的组合式创新，但代价是陷入一种“怀旧效应”，很难做出颠覆过往的研究。“你在早期越成功，工作影响力越大，你就越难从中摆脱出来，一直被过去的成功固定住。”

换句话说，科学系统正在变得“保守”且“怀旧”。年轻人在资深审稿人的“规训”下，不得不一次次向经典的旧文献致敬；颠覆性的点子，正越来越难越过“守门员”的十指关。

当整个科学系统开始深度依赖这种“老龄核心”，科学的创新模式正在悄悄陷入一场结构性危机。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物理学家普朗克那句冷酷的名言——科学的每一次重大进展，真的只能等待一场又一场的葬礼吗？

这项研究究竟说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对话论文第一作者崔浩川，以下为详细解读。

01 科学家老一岁，参考文献变老一个月

为了探究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时间轨迹如何影响他们的研究，研究团队利用了2021年微软学术图谱（现为OpenAlex数据集）中经过姓名消歧的学者数据 。这个庞大的样本库包含了从1960年到2020年间发表文章的1250万名科学家，且样本中每位科学家至少发表过3篇文章 。研究者将“学术年龄”定义为自科学家发表第一篇论文以来的年数，并以此来追踪他们的主要知识来源——即“平均参考文献年龄”——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

科学的进步通常建立在最新的发现之上，这被称为“即时效应”，一篇普通论文的大多数引文通常都来自过去十年 。该分析证实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所有学科的平均参考文献年龄为9.8年 。然而，并非所有科学家都以相同的速度吸收新文献 。随着职业生涯的展开，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引用更古老的研究 。平均而言，科学家的学术年龄每增加一年，其引用的参考文献年龄就会增加约1个月（0.09年）。

这种随年龄增长的“怀旧”程度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计算机科学中，平均参考文献年龄最低，仅为7.1年，数学领域则高达12.7年 。如果看40年职业生涯的增幅，医学领域的参考文献年龄增长了28%（从7.9年增加到10.1年）。相比之下，数学领域的增长要剧烈得多，其参考文献年龄飙升了76%（从10.3年增加到18.1年）。

当然，研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论文第一作者崔浩川告诉《知识分子》：“这个工作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做的。2022年有一个比较粗糙的第一版，后面随着不断投稿、被拒、修改，迭代了很多个版本。” 转机出现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崔浩川回忆：“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会议上，我们团队与很多老科学家讨论了这个研究，他们坦然接受这个事实，笑称：‘是的，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时代就是刚进入科学的那个时代。’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建议我们关注美国1994年取消强制退休政策这个切入点，这项政策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和有意思的数据。”

基于老科学家们的提议，研究团队引入了一个真实的政策模型来进行分析 。1994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取消了大学的强制退休制度 。研究团队以英国（同一年份作为基准）为对照，发现在1994年取消强制学术退休政策后，美国科学界的参考文献年龄相对英国显著上升——在1994年政策取消后的几年里（到1999年左右），美国相较英国在参考文献年龄上的差距增加了约 0.2 到 0.4 年（大约相当于2.4到4.8个月）；而在这之前，两者几乎差别不大 。这场宏大的自然实验为作者的推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资深学者人事更替的减少，直接增加了整个科学界对旧文献的依赖 。

这不禁让人追问：为何资深科学家会系统性地回望过去？答案或许藏在一种更深层的认知机制里。

02 科学研究的印记效应

为什么科学家会陷入这种“怀旧”的循环？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印记效应（Imprinting Effect）。

正如人们往往对青少年时期听到的流行歌曲终身难忘，一位科学家也有一个塑造其科学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美好的年轻时代。研究发现，最深刻塑造一位科学家职业生涯的那批论文，通常发表在其本人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前的2年左右。这种“学术印记”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DNA。崔浩川向《知识分子》解释：“当你开辟科研旅程时，你最先接触到的那些工作决定了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你很难从中摆脱出来。”尤其是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获得巨大成功的科学家，这种锚定效应（Anchoring）会更加明显——你越是受益于早期的知识架构，就越难削减它对你的影响。

并且，这种个体的“怀旧”并非在真空中发生，科研体制的合力正在将这种个人偏好放大为一种系统性的“老龄化”。

在当今的大科学时代，很少有人单打独斗。但研究发现，科研合作并不是简单的“老青结合、平均年龄”，而更像是一种由资深者主导的“重力场”。

当年轻科学家与资深学者合作时，论文的参考文献年龄会显著向资深者靠拢。数据表明，团队中PI（首席研究员或者叫课题负责人）的学术年龄越大，整篇论文引用的文献就越陈旧。这意味着，即便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一旦进入资深PI的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视角也会不自觉地被拉向数十年前的经典。

如果说合作是内部的同化，那么同行评审则是外部的规训。

崔浩川介绍：资深科学家作为审稿人，往往扮演着“学科守门员”的角色。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但也更容易形成一种“守门员心态”：当看到一个颠覆性的新想法时，他们会本能地要求作者加入更多的文献，而这些要求通常翻译过来就是——“请引用那些我所熟悉的、更经典的（也更老的）文献。”

这种机制形成了一种“引用依赖”的马太效应：因为某些老文献被认为具有“奠基性”，审稿人和作者都会反复引用它们。这种系统性的压力，迫使年轻人不得不放弃那些最新、最前沿但尚显稚嫩的参考文献，转而向那些更“经典”，更受资深审稿人们推崇的文献。

正如研究所揭示的：这种老龄化不仅仅是个体的生理演变，更是一场由合作模式和评审制度共同编织的“创新收窄”。当“老龄核心”掌握了资源分配与评价体系，科学的航船便会不自觉地掉头，驶向那些已经风平浪静、却也缺乏惊喜的旧海域。

03 科学的发展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葬礼吗？

因在量子物理学中的开创性工作，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收到过大量质疑，很多年后，普朗克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一项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非源于说服反对者并让他们幡然醒悟，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会死去，而熟悉新科学的新一代会成长起来。” 这句话在后来的出版物中被简单地概括为：“科学的进步是一场又一场的葬礼。”

这句话听来刻薄，却在百年后被一项严肃的经济学研究意外证实。

2019年，一项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就曾引发轰动：当某位明星科学家突然离世后，他原本主导的研究方向中，新的思想反而更容易涌现。年轻研究者开始进入此前被“学术权威”牢牢占据的领域，提出更激进、更非共识的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普朗克的“葬礼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然而，科学的进步真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葬礼吗？

至少，崔浩川并不愿意把这个故事简单理解为“老科学家阻碍科学”。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年龄本身，而在于一个科学系统是否只剩下一种声音、一种评价标准，以及一种被反复验证过的成功路径。

“我们并不是说老科学家应该被淘汰。”崔浩川强调，“不同年龄阶段的科学家，本来就在科学发展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研究团队进一步研究创造力随职业年龄的变化。他们将科学创造力拆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新颖性”，即在原本无关的已知概念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二是“颠覆性”，即用新的思想取代既有工作。通过利用引用网络量化这两种创造力，他们发现，随着职业年龄的增长，科学家创造力模式产生了改变，从“提出颠覆性创新”转向“重组既有概念”。也就是说，资深科学家能通过组合既有的旧知识，产生更多的新颖成果，但探索新主题、颠覆既有思想的能力显著下降。这一模式的改变规律在不同学科都得到了印证。

此外，通过研究者还考察了对睡美人文章的引用情况。“睡美人”文章被定义为那些发表时无人问津，却在多年乃至数十年后突然被大量引用、焕发影响力的文章。团队发现，在“睡美人”尚在沉睡时（早年少人问津），受到的引用大部分来自于年轻科学家。也就是说，年轻科学家更容易进入未知领域，敢于偏离主流范式，才更容易发现这些冷门但在未来引发巨大变革的文献；而资深科学家则更容易对有确定性高影响力的文献感兴趣，往往在此基础上整合既有知识、搭建学科框架。

科学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年轻人取代老年人”，而是一个能够同时给“颠覆”与“整合”留出空间的科研环境。

崔浩川对《知识分子》解释，历史上并非没有不断“重启自己”的例外。比如印度裔天体物理学家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 ，其一生曾多次主动转换研究方向：从恒星结构、辐射传输，到流体力学、黑洞理论，每隔十几年便几乎“推倒重来”一次。崔浩川认为，这类科学家之所以罕见，恰恰因为他们能够主动挣脱早年“印记效应”的束缚，不断把自己重新放回“年轻人”的位置。

“如果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你的‘学术年龄’某种程度上又会重新归零。”他说。

但更多时候，问题并不只来自科学家个人。真正让科学逐渐“变老”的，是整个系统对既有成功路径的强化。

经费向资深PI集中，学术界越来越依赖同一批人把关，于是，为了生存，青年科学家便只能把课题圈定在“安全”“容易发表”的范围内。此时，整个系统便会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正确但不危险”的研究。然而，颠覆性的想法，往往恰恰诞生于“不成熟”“不规范”甚至“看起来不太靠谱”的阶段。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全球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时代，人们会重新开始讨论青年科学家的空间问题。

论文中提到，与欧美等拥有大量资深科学家的国家相比，中国、印度等科研劳动力相对年轻的国家，目前仍保持着更高比例的“颠覆性研究”产出。 但崔浩川也提醒，这种优势并不会自动持续下去。

“如果年轻人始终只能在高度等级化的团队里工作，那么一个年轻国家，也可能迅速形成一个‘老龄化’的科学结构。”

也因此，比起简单争论“年轻人更重要”还是“老科学家更重要”，这篇研究真正提出的问题或许是：

在一个越来越长寿、越来越资深、越来越依赖经验的时代，人类还能否为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新想法，保留足够的冒险空间？我们的科研系统还能不能容得下年轻人那些看起来“不太靠谱”的点子？

参考资料：

• [1] Aging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Science, 2026
• [2] Does Science Advance One Funeral at a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