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外之戏：晚清戏园周边的酒馆饭店

不读清人有关京城戏园文化的笔记，也许难以想象清代曾经拥有过怎样丰富而完整的戏园娱乐和服务系统。这个服务系统并不局限在戏园之内，也不仅仅包括私寓，而是把戏园周边的酒馆、饭店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戏园周边的环境和活动，都与当时特有的戏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也与色情活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可以说，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戏园、饭馆和私寓是晚清上层社会和伶人社交生活的三个基本点。所谓“食色性也”被很直接地连接在一起，娱乐感官享受的性质表露无遗，而更进一步的是，这种感官享受跟在公共场合的挥霍和炫耀密切相连，在社交生活中受人羡慕和自己心理获得满足，也经常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伶童在戏园唱完戏后，就会有豪客带他们到酒馆饭店饮酒吃饭，或者有客人在饭馆传条子请他们来，伶童应召，当时叫作“赶条子”，这几乎成了当时伶童每天傍晚的例行工作，而一些当红的伶童，一个晚上甚至要赶三四个筵席。艺兰生《宣南杂俎》曾有诗《赶条》曰：

天街辘辘斗香车，蝶使分传四大居。最是莺花撩乱处，如松馆里上灯初。

“如松馆”是当时京中著名的高档饭馆，这首诗说的就是傍晚前往饭馆赶条子的伶童，他们的马车在大街小巷拥挤奔忙的景象。其实，清代民歌关于徽班伶人捧觞侑酒的竹枝词很多，早在乾隆六十年，杨米人《都门竹枝词》中就有一首曰：

小旦亲来为执壶，两边官座碧纱厨。日斜戏散归何处？宴乐居同六和居。

“宴乐居”与“六和居”都是当时京师的著名饭馆，常被各种士人笔记提及。这首诗讲的也是伶童从戏园请安到跟客人去饭馆陪酒的过程。这种景象，通过许多笔记已经得到佐证。嘉庆十八年《都门竹枝词》有多首写到伶童在饭庄酒馆或私寓陪酒的图景：

轴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装得几枝花。前门一带都该账，恒德堂中尚可赊。

义兴天德厌喧哗，小有余芳问酒家。不是春光解领略，南西门外跑飞车。

干爹爱吃南边菜，请到儿家仔细尝。每味上来夸不绝，那知依旧庆云堂。

这三首连续写下来的竹枝词仿佛叙事诗一样，生动又有情节，从豪客离开戏园带伶童去吃饭到大街上和私寓里的细节，都写得趣味盎然。因为希望营造一种私密的氛围，他们显然都喜欢挑选安静的小酒馆。其中“前门一带都该账，恒德堂中尚可赊”两句很有意思，那豪客因为经常出席这样的场合并过度挥霍，已经欠了周围饭馆太多的钱，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挥金如土的派头使他停不下来，就继续带伶童去一个还可以赊账的酒馆。最有幽默感的第三首，伶童带着他的“干爹”到他的私寓品尝南方菜肴，有情人的陪伴，“干爹”感觉每一道菜都不同寻常地美味，但他没想到的是，私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南方厨师，那些菜肴不过是附近的“庆云堂”的外卖而已！这些竹枝词和笔记绝大部分出自士人之手，伶人在士人的笔下经常被写成是不诚实的人，而豪客（通常是富商而非士人）在他们的笔下永远是个愚蠢的冤大头。

现在留存的一些清代中晚期士人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直观的史料。道光咸丰年间供职于国子监的士人沈宝昌，他的《翕羽巢日记》虽然目前仅残留百来则，却给我们显示了当时士人在工余观剧狎优、征歌品伶的真实生活图景，其中有不少涉及他们与伶童在酒馆和私寓饮酒嬉游的场景，而每每这样的场景总会被写得暧昧和性感，如下面一段：

清晨，郭雪斋来，少坐行。朝食后，沤客来，同往观剧四喜、三庆两部，观者填塞，四座皆满。途遇子与，遂同归。访秋蘅，值他出，留简招来晚饮，且为沤客以简招小韵。晡时雨禾来，谈次秋蘅至，醉态厌厌，红潮登颊，入室即酣睡。小韵亦来，娇鸟依人，昵昵软语。张灯置酒，移时秋蘅始酣醒。薄切羊肉，沸汤浴而食之。秋蘅亲手调羹，鼎覆，黦其裘，餔啜风流，极酣嬉淋漓之致。初更两郎去，三君复畅谈至二鼓行。

这是一幅当时士人狎伶场景的典型素描。沈宝昌写到如何给伶童写条子召他们来陪酒，语气之间可以看出士伶的关系十分亲近，犹如家人，伶童秋蘅应召来时，因刚刚陪了另一酒会而醉意朦胧，因此“入室即酣睡”，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随便亲切。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用词，如“醉态厌厌，红潮登颊”，“娇鸟依人，昵昵软语”，“餔啜风流，极酣嬉淋漓之致”，都是努力把伶童的神态举止写得可爱、性感、憨态十足。日记还写到饭后不久两个伶童先离开，留下三个士人继续畅谈，这同样是晚清狎伶行为的特色。当然有些当时的记录会写到士伶之间的性行为，但那似乎从来不是狎伶的主要目的，士人在这种关系中寻求的与其说是性的满足，不如说是一种浪漫的陪伴。这种浪漫的关系对士人来说，显然比性的满足要有意义得多。小说《品花宝鉴》于此有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可以互证。

晚清另一位著名官员、诗人和学者李慈铭在京城做官期间，观剧和召伶童陪酒也是他工余最经常的活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详细记录了他的日常活动、支出和他对政治、学术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张次溪从中摘录了与观剧和狎伶有关的部分，编成《越缦堂菊话》，对了解当时的士伶交往情况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史料。李慈铭早年科考多次失意，捐资为户部郎中，这样级别的官员通常在京中入不敷出，生活相当落魄。然而，这段时期他还是不断出入戏园歌楼，下面一段是他的业余生活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癸未：晴，有风。上午诣德甫，遂偕刘慈民舍人、谭研孙工部同至三庆部，听四喜部芷侬、芷秋演《独占》。情态极妍，尚有旧院承平风韵。晚从德甫饮毓兴居。予呼芷秋，德甫呼添财，慈民呼芷侬佐酒。夜从德甫、慈民、研孙饮添财家。予呼芷侬、慈民呼新宝；又有秀兰、兰生、三元诸郎及江西不识姓名者三人，同座行觞枚战。吴语依人，三年来无此痛饮局也。夜分后归。

李慈铭这一天活动包括士人狎伶三个最主要的内容：戏园听戏，到酒馆召伶童陪酒，晚上跟朋友一起到私寓饮酒、游戏，至午夜才各自返回住处。他提到晚上去私寓消遣的，除了他们朋友三人和三个他们相熟的伶童，还有三位从江西来的从未见过的客人以及三个那三位客人叫的伶童，这充分说明了私寓公开营业的性质。而“吴语依人”一句，指的是带着江南口音的伶童话音十分温柔可爱，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点出那种风流浪漫的感觉，但又不流于轻浮，是那个时期的士人写作此类文字的典型文风。相似的记录多次出现在这个时期，如同治三年七月：

十六日：下午，诣三庆园听戏。座客踏肩，甚不可耐。晚饮裕兴园，招芷秋。夜归，月明如昼，清绮有秋色矣。

作者对戏园的嘈杂似乎感到不堪忍受，听戏显然不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但晚间在酒馆“裕兴园”与伶童饮酒之后，他以诗人的笔触通过“月明如昼，清绮有秋色矣”来表明自己此刻内心的愉悦、安宁，前后形成鲜明对比，一种浪漫的情思从字里行间悄然溢出。而更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

同治四年正月十四庚戌：晴。寒夜，周文俊兵部邀同其群从文杰解元、麟图工部及允臣兄弟，宴于景和堂蕙仙家。予招芷秋。又有蒨云、芷侬、梅五诸郎，擫笛征歌，三更而罢。芷侬见予若不相识，终席冰襟不交一言。芷秋失座欢，龈龈有辞。此辈周旋固亦甚难耳。

这一段看似不太愉快的抱怨，其实读来却有一种“炫耀痛苦”的甜蜜，让人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经常想讨好大观园中所有的女孩子，结果闹了个谁都不高兴的局面。李慈铭在晚清以敢骂出名，但他骂朝中的官员和对伶童的抱怨当然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始终知道伶童是低他一等的人，虽然他字面上说的是他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讨好他们。这样的小插曲往往会让士人们心动，因为伶童虽然身份很低，但同时还是迷人的“明星”，不是唯唯诺诺的下人，他们有脾气，会闹别扭，也敢对主顾“终席冰襟不交一言”，更何况伶童之间更会因种种原因闹些小矛盾。但与贾宝玉不同的是，士人与伶童调情，每次都要付钱。虽然李慈铭在日记里经常声称伶童敬重他的道德学问而都希望能与他做朋友，他本人如何不屑于用钱来建立与伶童的关系，“囊金未解，花叶都虚”，但如果细读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当时在京中的收入几乎全都花在与伶童有关的活动上，以致自己入不敷出，不得不过着极其俭朴的日常生活。曾经有一次他在绍兴的弟弟生活遭遇急难时，他也实在无法拿出哪怕是他花在伶童身上一半的钱去帮助弟弟。后来他在京城升官了，成名了，但他自己一直生活俭朴清寒，仍然习惯把钱都送给伶童和私寓老板，这一生活方式几乎从未改变过，而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士人看来，乃十分风雅之举。

因为梨园狎伶与酒馆饭店这么密切的联系，不少晚清士人在他们谈论梨园的笔记里，都会提到这一现象：

达官大贾及豪门公子挟优童以赴酒楼，一筵之费，动至数百金，倾家荡产，败名丧节，莫此为甚。都中恬不为怪，风气使然也。良可慨夫！

《清稗类钞》也有类似的更为具体的记录：

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光绪中叶之例赏，为京钱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曰车资，八千则后付。来时，面客而点头，就案取酒壶，遍向座客斟之，众必谦言曰：“勿客气。”斟已，乃依老斗而坐，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

艺兰生《侧帽余谭》对于当时在京中饭馆召伶童陪酒的细节和价格，都记录得很仔细：

觅醉花间，主人招邀胜侣五、六人造之。仆辈入报，嘤然一声笑颜迎，侧足侍者不知几辈。寒暄数语，主人索纸笔。侍者磨墨隆隆然，坐者挥毫索索然，盖飞笺召各友所欢也。授急足去讫，须臾还报曰：“条子就来，请主人更室坐。”团栾位置，排比已齐。山肴海物，纷纷罗列。方就坐，则搴帘一笑，似曾相识来也。由是或行令，或猜拳，或挥麈清谈，或竹肉并奏，一视其主人之所好。所识中有膺重名者，酒数巡，登车径去。余稍留片刻亦去。伶既去，酒亦阑矣。呼双弓米啜少许，而席撤。主人出，赏京蚨十千以授。若辈转递仆辈，内传呼曰：“某老爷赏钱若干。”随有仆出磕头谢。于斯时也，主人微疲，客颜亦酡。一声呼灯，则已排班鹄立，各持其一以出。一席之费，除赏资外，计需京帖三十千，旧例也。

这是晚清京中的一种排场。其实伶童应召，通常不会在酒楼饭馆唱曲或真的倒酒上菜，而只是给客人敬一二巡酒，2有时陪客人玩一回骨牌而已，但有他们到场，这席酒就有了面子和兴奋点。当然，叫他们的大都是贵族豪客，这陪酒的价格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香车一至，即须出京帖二千。掷酒保转付，名曰“车饭钱”。其侑酒费，例取八千，则按节照算，不即掷付，存体统也。博盛名者，即车饭之资，日进百贯云。

不但侑酒费可观，如果召伶，还要找一个体面讲究的饭馆，因为这本来就是带炫耀性的消费，如果饭馆档次不够，有些伶童可能拒绝应召：

陈银儿盛时，召侑酒者，非金陵楼不赴。其地在肉市，今为广和楼，即昔查家楼也。今日肉市，酒楼最多，而味最恶劣，无谙水火之齐者。余尝谓，携美人赴肉市饮食，亦焚琴煮鹤之一事。其南则晋元楼在焉，皆西商所集。其中不设雅座，诸伶足迹所不到。园中问“今夜宴集何所”，答曰“晋元楼”，则摇首径去矣。

可以预期的是，伶童在酒楼宴会遭受客人调戏，客人或向他们说色情笑话，或动手动脚，这些在《品花宝鉴》里都有生动的再现。这部小说大量写到上层社会的男人在饭店酒馆召伶陪酒时的色情活动，其中包括“敬皮杯”这样的变相接吻，亦即由伶童口对口地将酒传给客人：

二喜便拿着杯子，呷了一口，又送到元茂嘴边，元茂摇着头，闭紧了嘴不受。二喜便跨在元茂身上，端端正正的，将元茂的头捧正，往上一抬，元茂便仰着脸。二喜却把那一点珠唇，紧贴那一张阔嘴，慢慢的沁将出来，一连敬了三口。元茂便如醍醐灌顶，乐不可言。大家听他喉咙里头咭咯咭咯的，咽了三咽。

这种非常类似于妓院才有的色情活动，在清人的狎伶笔记中似乎都没有看到，却也不完全像是小说家的虚构。《品花宝鉴》第十九回更写到富商奚十一强奸伶童的“西洋好法儿”，令人发指：

他有个木桶，口小底大，洋漆描金的。里头丁丁当当的响，倒像钟的声音。上头有个盖子，中间一层板，板底下有个横档儿，外头一个铜锁门，瞧是瞧不见什么。他看上了那人，要是不顺手的，便哄他到内室去瞧桶儿。人家听见里头响，自然爬在那桶边上瞧了，奚十一就拿些东西，或是金银锞子，或是翡翠顽意等类，都是贵重的东西，望桶里一扔，说你能捡出来，就是你的。那人如何知道细底，便伸手下去。原来中间那层板子有两个孔儿，一个只放得一只手，摸不着，又伸下那只手，他就拿钥匙往锁门里一拨，这两只手再退不出来，桶又提不起来，鞠着身子。他就不问你愿不愿，就硬弄起来。要他兴尽了才放你，你叫喊也不中用，已经如此了。即放开了，也无可如何。知机的就问他多要些东西，还有那不知机的与他闹，他就翻了，倒说讹他，打了骂了。还要送到坊里收拾你。

这个“西洋好法儿”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现在不得而知。陈森在京城住过几十年，主要兴趣就是戏园和伶童，见多识广。这至少反映当时可能有类似的传言，而传言也总能反映某种社会倾向。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关于酒馆饭店色情活动的传言也不时见诸记载。《侧帽余谭》提到当时有如此传言：

都门酒肆，向推四大居。近年煤市桥头，新起泰丰楼。地甫三弓，室近十座，皆精雅有致。正厅尤胜，厅旁植竹数枝，颜其堂曰：“解虚心”。室中悬古画一、联一。置天然几上，供秘色瓷瓶一、镜一、罏一，他物称是。旁室置博古厨，杯箸酒具及招友之简，悉贮其中。游春余兴，且住为佳。顾客常满，座非豫订不得焉。中有小楼甚湫隘，说者谓鄂君覆被处也。余情未之信。

“鄂君覆被”用的是《说苑》“越人歌”的典故，常指代男性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一间听起来档次很高的饭店里有一简陋小楼，传言供好男风的顾客使用，但作者声明“未之信”，因为这不是常理说得通的。不过，不管传言是否属实，有这样的传言，本身说明了饭店与狎伶行为的密切联系。《品花宝鉴》第四十七回写一酒肉和尚在自己京城寺院旁边开了一家极其受欢迎的饭庄，除了秘方特制的“烧鸭子”，和尚告诉客人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招引顾客的原因：

有相好的如果酒后要吹两口，可以到我这里来。就那边也另有两密室，要相公、媳妇，都可以叫得。从我这边进去，是没有人知道的。比运河旁边那个右僧庙，一切更觉方便，又觉严紧。

这饭庄听起来几乎就是现代的夜总会。虽为小说家言，在当时的都市生活中听起来也有相当的可能性。1904到1907年间，日人服部宇之吉编著《北京志》，第三十四章列有“相公”一节，当时私寓仍然存在，因此叙述大致准确。作者主要写伶童陪酒的情况，其中细节可以与士人的叙述相互参照：

相公本为对他人之尊称，而今日已成俗语，即龙阳之名义。但相公并非如同娼妓之一种特殊职业，而仅指优伶之少年弟子。北京习俗，朋友相聚设宴，视招歌妓侍宴较之招相公更为下等，并不高雅。盖因歌妓仅以卖淫为业，而相公并非以色侍人，只不过以陪酒弹唱滑拳等助兴为业。

欲招相公者令菜馆老板将之招来。不仅为酒席助兴，其小费亦无须甚多。招请数次后逐渐相识，方得玩弄其色，但其小费若不比歌妓甚多则不应允。深交后，狎客必须为之买衣、帽、靴等。若相公学艺已成，可独立为优伶时，狎客必须出钱使之走出师门。相公尚未离开师门期间，陪酒席所得之小费等均成为师之收入。独立而离开师门后，一切收入皆归其所有，并且狎客出钱租房娶妻，收徒教戏，得以安度一生。于是，相公若被酒客招请，则努力寻求于己之未来有利之人，此亦自然之理。

与士人文本稍有不同的是，这段文字来自一个外国人的观察，叙述显得更平实，没有风流浪漫的色彩，可以作为理解当时伶童陪酒的补充材料。

（本文摘自吴存存著《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吴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