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历史流行起来？一段学术沟通大众的旅程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从来不由“客观史实”单向决定，而是在不同群体争夺历史叙事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丹尼尔・布尔斯廷等五位历史学家写作通俗历史的故事，本质上是精英与大众、主流与边缘、保守与激进的不同力量，通过历史书写争夺大众认知、塑造家国认同、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而历史叙事能否真正影响大众，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回应时代的核心问题，能否与大众的现实生活、身份认同与社会诉求产生深层共鸣。

《谁让历史流行起来：历史学家、出版商与读者》，尼克·威瑟姆 著 ，万有引力编辑部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霍夫施塔特努力打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展示的行文风格。他在给阿尔弗雷德·卡津的一封信中反思了这一点：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不要把我归类为“历史学家”。我想你是对的，他们瞧不起“文学家”，但我其实是一个被压抑的文学家，无法仅仅通过写好的散文取得成功，所以不得不转向历史。与我的同行不同，我仰慕作家，敬畏他们，从称职的记者到文学评论家，无一例外。

正如这段话所示，霍夫施塔特认为文学风格是成功的通俗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键分界线。事实上，他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出版三年后为《进步》杂志（The Progressive）撰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他在文中反思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很明显，霍夫施塔特对这位小说家优雅的写作风格极为钦佩：

他能够看到——因为他如此敏锐地感受到——充满竞争的势利和奢侈表象之下，存在着充满人性的、令人渴望的东西；当他那些华丽的文章，用一个美妙的句子捕捉到某个闪耀的事件时，人们可以看到，那些通常只会沦为陈词滥调的主题和角色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

霍夫施塔特在此处所表达的关于表象与内涵之间的差异，以及赋予人们已然熟悉的人物以象征意义的观点，与他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自觉地打磨自身写作风格的努力相呼应。他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恰恰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写作中实现的。理解这一观点，我们需要结合《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所介入的有关历史写作的公共功能的讨论、该书受克诺夫出版社委托创作的方式，以及霍夫施塔特为使亚伯拉罕·林肯等知名人物的历史声誉变得更为复杂多元所做的努力。综合来看，该书创作过程中的这些因素表明，无论是在构思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霍夫施塔特都卓有成效地运用了“通俗”写作的理念，他这样做并非为了迎合他所认为的当代文化中最低层次的大众品位，而是为了在教育美国公众的同时，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巨匠们看齐。

20世纪中叶，关于学术界如何触及大学以外受众的辩论并不仅限于历史学界。例如，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也非常重视将复杂思想传达给大众读者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体现了特里林批评的这一特点：这本书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出版两年后问世，收录了一系列1940年代最初发表于小众期刊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对美国文学批评与激进政治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批评。特里林将评论家的职责描述为“让自由主义重新唤起其最初对多样性和可能性的基本想象，这意味着要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和困难”。他在1949年写信给编辑时表示，这一观点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文学专业的学生”，目的是“应对我们文化中出现的危机，这场危机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信仰进行大胆而审慎的思考”。因此，特里林的目标与霍夫施塔特的目标一致，尽管主题不同：他希望用更复杂和细致入微的解释取代公众心中对美国文学的简单化理解。

特里林在这方面非常成功，他的书迅速售出了超过10万册。然而，特里林最终能够通过《自由主义的想象》确立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不仅因为其广泛的范围和优美的行文风格，还因为这本书以“首批严肃的平装书”之一的形式进入了文学市场，面向那些“既享受又尊重知识”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市场营销、宣传推广和平装书的兴起在特里林这本书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类似的环境也影响了《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的出版。霍夫施塔特和他的出版商对构成普通读者的人群类型有着共同的理解，而这本书能否吸引这些读者，也成为许多人讨论的话题。例如，纽约大学学者托马斯·C. 科克伦在阅读了关于安德鲁·杰克逊那一章的草稿后，对其表示了赞赏。但他也认为，为“有见识的普通读者”写作，并以“永远吸引人的富于人文趣味的形式”来包装自己的观点，是在浪费自己“一流的才华”。科克伦对面向非学术读者写作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记者马修·约瑟夫森则更为乐观。他形容这本书“新颖而现实”，并告诉霍夫施塔特，他的写作“充满了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的批判精神，这在这个领域是极为罕见的”。约瑟夫森和科克伦都将普通读者定位为既聪明又受过教育的群体，这些模糊但重要的概念暗示着，通俗历史的读者群体牢牢扎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中。

霍夫施塔特本人也同意这一点。在给威斯康星大学的历史学家霍华德·K. 比尔的信中，他提到他的读者很可能处于“普通美国人”和“严肃的历史学家”之间的某个位置。他接着提到，他关于西奥多·罗斯福的论述是针对那些“自由派读者”的，这些读者可能会怀疑这位美国第26任总统在白宫任职期间反对财阀统治的诚意。在这段评论中，霍夫施塔特强化了许多其他20世纪中叶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普通读者对介于通俗读物与学术著作之间的非虚构作品感兴趣。然而，他对自由派读者的关注，也为这一想象中的读者群体赋予了政治身份：他的目标，与莱昂内尔·特里林一样，是向自由派传达真相。

克诺夫出版社的员工也知道，利用霍夫施塔特对自己作者角色谁让历史流行起来：历史学家、出版商与读者的政治化理解，并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霍夫施塔特申请克诺夫资助时，一位匿名评审警告说，他的论点有些离经叛道，有可能“激怒许多人”。类似的观点让出版社大学部门的编辑罗杰·沙格批评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政治的“偏激”看法，他担心这可能会“疏远许多读者”。按照这种解读，需要修改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语气：“作者应该重新审视并可能重新考虑其批评的严厉程度……而且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对于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妥协，［他］必须减少‘纸上谈兵’式的批评。”如果霍夫施塔特的书想要吸引那些受过教育、聪明且具有政治意识的读者，就必须在对历史人物的批评与赞美之间找到平衡，因为这些读者虽然开明，但尚未准备好接受对美国民主的彻底颠覆。

（摘自第一章《通俗历史与共识的矛盾》）

原标题：《谁让历史流行起来？一段学术沟通大众的旅程》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周怡倩

本文作者：尼克·威瑟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