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总序 | 作者 郭杰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而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历代各体文学，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宝库的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纵观世界史脉，每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源起，都是以特定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为标志，并由此而流传后世的。谈起西欧文明的勃兴，谁也不会忘记古希腊神话的代表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考察南亚文明的发祥，也能从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记载中窥见其踪影。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上古的历史发展，也是与《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密不可分的。从此以降，历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等等，无不通过生动形象、富于独创性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来，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那就是感情挚烈而深沉，想象丰富而跳宕，语言生动而凝炼，形式规范而新颖。这种对立统一、内涵广博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确乎是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产生过为数众多、并且各具特点的体裁形式。仅就诗歌而言，从先秦时代的古老的四言诗和富有南方地域风采的楚辞体，到汉代的参差杂言的乐府诗和整齐规范的五言诗；从唐代的句式整饬、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即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到宋代的句式长短不齐、富有音乐之美的词体(即长短句，又称诗余)；从元代的多用衬字、便于歌唱的散曲小令，到明清时代的表演于大庭广众的鼓书弹词……如此等等，其体裁之众多，形式之丰富，尤为世所罕见。在散文方面，有骈四俪六、辞藻柔绮的骈文(韵文)，有句法灵活、文气贯通的古文(散文)，细分起来，则如碑、铭、论、赞、表、书、记、传之类，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小说，在语言上有文言、白话之分，在内容上有志人、志怪之别，在体制上有长篇、短篇之异……同样是形形色色、难以备举的。体裁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具活力和独创性的艺术载体。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更涌现出许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从坚守节操、抗击腐恶、不惜自沉汨罗、以生命殉理想的贵族诗人屈原，到鄙弃流俗、甘于淡泊、归隐躬耕以求独善其身的陶渊明；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那豪放飘逸的诗歌，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那遍布民谟情结的篇章；从关汉卿在《窦娥冤》剧中对人民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到王实甫在《西厢记》剧中对美好爱情生活的热烈向往；从蒲松龄那简明精炼、寄寓深远的《聊斋志异》，到曹雪芹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从逼真描摹、严于解剖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鲁迅，到热情奔放、富于纪想的浪漫主义诗歌巨匠郭沫若……，这不仅是一连串无法备举永世不朽的名人和名著，更是代代相承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伟大文学传统。这传统，由伟大的人民和一批又一批艺术天才的欢乐与痛苦、心血与智慧凝聚而成并积淀下去，成为民族性格中烙印鲜明的文化基因，激发着、鼓舞着后世的人们朝向未来奋勇迈进。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也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绚丽而多彩、各不相同却又互为依存的风格流派。从先秦到汉代，以社会教化为宗旨的《诗经》，以佐治鉴政、经世致用为归宿的各体散文，和以社会批判为基调的浪漫发愤的楚骚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汉末建安的动乱年月，则有“三曹”(曹操父子)、“七子”(王粲、陈琳等)的慷慨悲凉的诗歌应运而生；魏晋以降，诗歌经由义理艰涩枯燥的玄言诗，走向意象鲜明清丽的山水田园诗；到了唐代，中国诗歌进入光芒四射的黄金时代，除了李白、杜甫犹如并峙于诗史天穹上的双子星座，还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清新亮丽的山水诗派，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激昂悲壮的边塞诗派；还有白居易发起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和”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宋代文学以词为特色，于是出现了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婉约词派，相互补充，各擅胜场；在诗的方面，则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江西诗派；明清诗歌有前后七子、公安派、竞陵派等不同流派，诗论有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等不同主张，散文则有桐城派、阳湖派的演进更叠；及至近代，诗坛有伤时怀旧的同光体、励志革新的南社等，小说则有揭露黑幕的谴责小说和嘲花弄月的鸳鸯蝴蝶派；当“五四”运动吹响新文学的号角，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和鼓吹“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也就崛起于新世纪的文坛了。总之，古往今来这些不同的风格流派，水平或有高低，成就或有大小，但它们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竞奇斗艳，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还显示着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价值尺度，向来是重心在人、以人为本，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必然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思想；就必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强烈倾向于贴近人生、干预现实的态度。无论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还是对阶级压迫的抨击；无论是对残酷战争的抗议，还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对纯朴自然的热爱，还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一切文学的主题，无不可以从人道主义的基调中寻出根源。也正因此，所以中国文学是以抒情性为主体的，叙事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补充而存在。在中国，文学决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以文学精英为代表人物的人民大众的事业，是他们文化素养的标志、审美趣味的表现。相应于中国哲学之精髓的中庸之道，在文学上则强调中和之美的理想，也就是情感表达上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含蓄蕴藉、言近意远。这些都来源于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又反过来深化了这种生活和性格。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犹如一幅幅生动。优美、逼真细致的画卷，把整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精神、风俗人情，全面地展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人类文明宝库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是值得后世每一代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载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