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中统高级特工曾暗杀我党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化名藏身民间，因一次争执最终身份暴露
1953年深秋的一个午后，浙江萧山一间小木作铺子里传出争吵声。街坊只听那位外乡师傅拍着案板嘶吼一句：“你们懂什么，我的来头可不小！”话音不长，却像钉子砸在木板上，把旁人吓得愣在当场。
谁也没想到，这个自称“手艺人”的中年人竟暗藏另一副面孔。他叫单银昌，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骨干。抗战末期，他奉命专盯浙江地下党，最著名的一桩“功劳”便是主持对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抓捕与审讯。那时的浙江，被视作“桂系”与“浙系”共同盘根错节的后方腹地，情报机关林立，似乎天罗地网，无缝可钻。
把视线挪回更早一些。红十军团在闽浙赣山野鏖战时，政治部主任刘英已有“硬骨头”之名。1935年部队遭重创，他冲出重围，被党组织派往杭州、嘉兴之间重建联络线。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展开，浙江的天空却并未放晴。日军步步紧逼，国民党地方当局则偷偷把更多精力投入“清剿”共产党人。刘英在城乡之间穿梭，一面发动学生、工人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一面把根据地的情报和粮饷源源不断输往新四军。从城里送报纸到乡下送药品，线路时断时续，却始终没有中断。
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像一道分水岭，国共嫌隙骤显。随后，中统在浙江成立专项情报小组，悬出重赏，专抓地下党各级书记。刘英身边的一名年轻警卫员抵不住软硬兼施，终于交出了行踪。1942年盛夏，刘英在绍兴郊外的小屋被捕。那一刻，他还握着一沓刚写好的组织发展名册，只来得及扯碎半页。
单银昌负责审讯。惯用的伎俩是先示以“高位厚禄”，再施以重刑。刘英被关在潮湿地窖八十多天，尽管屡次被带出“谈话”，始终只说一句话：“我无可奉告。”中统档案记载，这位书记“不食不言，寡言若铁”。劝降无果后，戴笠在重庆拍板：秘密处决。11月的一夜，数声枪响划破山谷，刘英倒在稻田边，年仅35岁。浙江地下党虽遭重创，却没有崩散，第二年又重新恢复联络，反而更隐蔽、更谨慎。
抗战结束，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单银昌也嗅到风向不对。1947年，他携少量黄金辗转来到皖南深山，改名换姓，拜师学做木匠。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手工业合作社陆续成立，游走接活的个体匠人不再吃香，他的日子愈发拮据。靠着过去练就的谨慎，他把所有往事封在肚里，不谈旧同事，不提重庆两字，日子竟也混了几年。
变故源于一次酒后的口角。1955年冬夜，生产合作社清点木料，一根红松板被切错尺寸，他与同伴相互推诿，酒劲上头，话闸一开，竟爆出“老子当年审过共产党大案”的狂妄之语。旁人半信半疑，却把这段话悄悄报给了派出所。公安部门一比对指纹，尘封的案卷立刻对上号。次年春天，杭州军管会军事法庭宣判：单银昌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立即执行。
有人议论，他为何会败在一张嘴上？其实不奇怪。那些急于自保的特务，伒地易容、改行潜伏，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信仰并无依凭。社会巨变之下，他们既害怕清算，又难掩昔日自诩“功绩”的自负，破绽终会冒头。值得一提的是，镇反运动中浙江共清查出大量潜伏特务，但多靠群众检举与案卷核实，程序严密，层层复核，单银昌的结局并非偶然。
刘英的牺牲，当年只是报纸上一行冷冰冰的数字；十四年后，审判席上朗读的那份起诉书，让尘封的名字重新被人记起。地下斗争的艰险，由此可见一斑。若说中统的枪声曾在稻田边划下伤痕，那么后来的法庭铁案，给这段历史画上了句点。那些散落在浙东山川与江南水网的血与火，最终被记录、被凭吊，也继续提醒世人：风雨再急，命运的算盘终究要与正义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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