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汪曾祺，为何执著写性、写乱伦，让人“非常恶心和厌恶”？

晚年汪曾祺，最奇怪的一个转变，就是开始热衷写性，而且是那种不伦之恋，而且用词非常粗俗直白，让人感觉“非常恶心和厌恶”（《作品与争鸣》杂志，1997年第4期）。至于他为何会这样，似乎也是个谜。

比如他去世前一年，发表于1996年第4期《收获》杂志的那篇《小嬢嬢》，主题就是侄子谢普天与姑姑谢淑媛两人，那严重违背伦常的的悖伦之恋。而且，他还活色生香地渲染那啥细节，“抱着小嬢周身吻个遍”之类，现在看都是非常辣眼睛的，彼时的“文学爱好者”们读到后，别说错愕了，可想也是震惊不已。盖1980年代的文学圈，“性”早已不是禁区，但在顶刊上如此公然“宣扬乱伦”，确实是有点石破天惊的。要知道，在此之前，号称西方世界最大胆的小说《尤利西斯》，也只敢隐晦地提及“乱伦”，而且都那么小心谨慎了，始终无法得到“正式出版”，可谓满世界被追着打，最终只能靠一家巴黎小书店“莎士比亚书店”私人印制，用熟人预订的方式。当素以开明著称的萧伯纳接到“预订说明书”时，老萧也是果断拒绝，回信说是“这本书以令人厌恶的方式，记载人类文明可憎的一面”（西尔维娅.毕奇《莎士比亚书店》，译林出版社2024版，页61）

所以，在次年4月，国内报刊上其实发表了不少“讨汪檄文”。认为汪曾祺公开发表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邪僻的文字，透出了假，透出了做作，表明元气已经耗散殆尽了”，而且公然宣扬这种禁忌，“理应收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云云。这些明确表示“恶心”的“讨伐”文章，曾集中发表于1997年4月的《作品与争鸣》等杂志上，而汪本人则在当年5月就去世了。也可以说，汪曾祺作为文坛一代大师，他最后的时光，是在遭遇“网暴”中度过的。而现有材料表明，那些言辞汹汹的批评文章，汪曾祺本人也是看过的。

据徐强所著《汪曾祺文学年谱》（华东师大社2017年版）一书，当年5月5日，评论家王干曾登门拜访，专门谈及此事。当场，汪曾祺有过回应，其要点概括起来大抵有三：一，这个事“是有生活原型的”，所以并非他自己向壁虚造，而文学无非在反映生活；二，那是些“道德批评家”，因为“恼火”所以“批判”，压根不值得交流；三，他明显觉得是遭人嫉妒了，所以又说“小说若名气大了”，总会惹来事端的（页195）。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汪曾祺何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一周以后，他就突发消化道出血，深夜紧急送医，五天以后猝然离世了。消化道出血这个疾病，是与负面情绪积压过重有关联的，只不过我们也无法遽断汪的溘然而去，是否与此批判刺激有关。

只不过，就事论事，不管当年的读者是否态度过激，但他们指责的事实，确实大体成立的。这就涉及到汪曾祺作品所谓的“晚期风格”的突变：此前的他，是如此强调文学的优美、温馨、冲淡，含蓄与克制，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格外“正能量”，他也确实一再强调“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性”；可当他生命过了70岁之后，似乎突然“老不正经”起来，作品却聚焦于偷窥、奸通、乱孽、乃至人兽之恋等等陋行之上，内容都高度劲爆，用词也极粗俗大胆，那时文坛内外都在议论纷纷，失望的失望，震惊的震惊，多数人是非常不解的。更多的人在怀疑：汪曾祺是不是彻底没戏了，然后又不甘心就此退隐，非得要靠贩卖情色这种既低端又媚俗的手法来刷存在感？（翟业军《“文人”汪曾祺研究》，浙大社2024年版，页153）。这种指控，其实涉及到作家的“责任伦理”问题，很难一概贬为“道学家”。

而按照汪曾祺自己的解释，“我60岁之前抒情味比较浓，写得比较美，70岁后就越写越平实了”，他显然是有意“衰年变法”，而且自诩是转向“平实”了。只不过，他也有疑虑，怕读者无法接受，所以会接着问上一句，“这种变化，不知道读者是怎么看的？”只不过，他本人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读者情绪那么大，压根接不住他这种天地悬隔式的突变，而且是极致的大胆，即将目光集中转向“原始欲望”甚至是“兽欲”上。比如同样是写性，此前名篇《大淖记事》写巧云与十一子在沙洲茅草丛中欢爱，含蓄到只用一句“月亮真好啊”就煞尾了，可到了晚年的《钓鱼巷》《薛大娘》《黄开榜的一家》等等，他已经“痴迷于各种各样的性”，且“这种痴迷，首先表现在对隐私器官的直白描写上”，甚至还耽溺对“不伦之性”的浓墨重彩描绘上，以至于评论家说“晚年汪曾祺的世界，几乎成了不伦之性的集锦”。确实，只要稍翻汪曾祺最后那批小说，就明白我所说到底有无夸张了。最起码，他的大胆程度，我都无法在这里引述，因为必然通不过。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晚年汪曾祺何以会有这样的奇怪转变？单单说他意在“衰年变法”，也就是想要文学新突破，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免苍白。道理很简单，真有心改变风格，搞文学实验，可以有写不完的题材，并无必要这么集中在性与不伦之恋上，如此“顶风作案”，也明明晓得会招致不满与攻击。这一点怪异，确实很让人费解。要知道，那时的汪曾祺，都很看淡生死了，对名利自然更是不屑一顾。1990年，他就曾写诗说“假我十年咸粥饭”云云，其实就是在自言自语：我还能再活十年吗？这样的人，如此境界的智者，到了这个年纪，难道还看不穿性啊爱啊的虚妄？怎么看怎么想都不合理。

我自己的看法，倒很简单，是从一个作家或老人的“逆反心理”去推导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汪曾祺写了一辈子的“真”与“纯”，笔下永远一尘不染的，文字永远纯粹到犹如不食人间烟火，是当代作家里将这种趣味写到顶点的大师，可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于这种朴素、健康、正统且古典的审美观与文学实践，反倒厌倦至极了，一心就想着反着来。所以，他要尽情书写压抑的、扭曲的、颓废的、恶心的、病态的、丑陋的、突破禁忌的人与事，似乎鼻孔里都是“肉香”了。这种状况，很像现实生活中那种大半生过得拘谨、老实、方正的“正经人”，一旦“放飞自我”，那真是老房子着火，狂肆怪乱起来绝对要超越一般人，乃至那些“登徒浪子”的。

我的这种理解，应该也可以站得住脚的。因为类似这种情况的，不仅仅只有汪曾祺。彼时文坛的另一位“大师”孙犁，实际也差不多。晚年孙犁固然是不写小说了，多数时间也就写写读书笔记，可他彼时思想变得很开放的，完全迥异于过去的那种古板与庄重。所以，那些年的他，最欣赏的文坛后辈就是贾平凹，而老贾写的那些东西，那些世俗趣味，大胆起来更是不亚金梅的一丝不挂，社会上的读者一样觉得无法忍受，可孙犁就支持他，一直在背后默默为之打气。也可以说，晚年孙犁的文学观，也是不约而同地在趋近汪曾祺的，区别无非一个无所顾虑地写，另一位停笔罢了。孙犁与汪曾祺，都是老实了一辈子，老来突然“觉悟”的，个中款曲耐人寻味。

这是一种“激变”。从历史上看，也并非奇怪。此一极端的人要转变，似乎往往最容易滑向另一极端，尤其是所谓文化人。最近读章士钊，就看到章夫人吴若男的一段逸事，说的是吴若男一向是激进女，自诩贞德与罗兰，可一旦有机会到了她向往的英伦，搁那住上一段时日，真正接触到了西方本地群众，“忽悟贤妻良母之规非中土所独有，乃其世界妇女之共途”，回来后居然摇身一变而为“淑女”，从此足不出户，专治“文学女红”了，把咱们的“孤桐先生”整得莫名其妙，苦苦思索之后的结论，就是觉得“都上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当”（杨念群《猫眼看人：历史如何反常识》，凤凰社2024年版，页158）。

现在想来，1980年代的那些作家们，似乎是把写“性”与“思想开放”直接挂钩的，最怕沾上“守旧”之名。以至于他们会以为愈“大胆”则愈“开放”，以至于汪曾祺去世前一年，最心心念念的小说还是有关乱伦的，发表后还大有“吾事毕矣”的感喟。这是时代氛围与个人观念问题，自然没什么可贬低的。只不过，一代大家宗师，一辈子最终的“悟解”，若还是落到尤其形而下的“性”上，我还是觉得精神层次不免有些感人的。当然，比起他的后人，手握老爹的logo，恨不能全中国所有出版社都出一套“汪曾祺选集”，俨然本土头号品牌连锁加盟授权商，境界自然还是高的。

2026.5.12，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