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略说东汉译经体系及开创性实践

略说东汉译经体系及开创性实践

东汉是中国系统性涉外翻译的历史发端，佛教译经彻底打破上古华夏与域外文化零散口语交流的局限，构建起四大核心译场为主体、零散译经为补充、12位中外译师为核心的完整译经体系，实现了中国翻译事业从无到有、从个体行为到团队协作、从随意转写到初步规范的历史性跨越。本文立足中国翻译史全局，系统梳理东汉官方敕译与民间自发并行的译经格局，厘清四大译场、12位核心译师及零散译经活动的全貌，深度剖析译场组织从二人二元协作、三人简易分工到多人协同的规范化萌芽，挖掘其在翻译准则、团队分工、跨文化转译上的早期实践，论证东汉译经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奠基意义，还原其作为后世翻译制度、翻译理论源头的原生价值。

一

引 言

在中国翻译史发展脉络中，东汉佛教译经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上古时期，华夏与周边族群、域外文明的交流仅停留在朝贡应对、商旅往来的临时性、口语化、非文本性翻译活动，既无固定翻译主体，也无专业翻译流程，更无典籍文献的系统性转译，始终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事业。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朝廷遣使西行求法、迎僧译经，至汉末献帝时期，历经百余年发展，东汉译经形成了稳定的组织体系与实践范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典籍翻译为核心、以团队协作为载体、以制度萌芽为特征的规模化涉外文化翻译活动。

二

东汉译经的体系化建构

东汉译经形成官方敕译与民间自发并行的双轨格局，构建起四大核心译场，汇聚12位中外核心译师，辅以零散译经活动，构成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涉外翻译体系，实现了翻译活动的规模化、常态化。

（一）四大核心译场：东汉译经的主体支撑

1. 白马寺官方译场（67-75年）

东汉首个、亦是唯一的国家主导译场，由汉明帝敕令修建，为中国官方涉外翻译之开端。以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为主译，朝廷使者蔡愔、秦景担任本土辅助，依托官方供给、固定场地开展译经，译出中国现存首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确立了国家主导文化翻译的先例，开启了文本化译经的历史进程。

2. 安世高民间译场（148-172年）

东汉持续时间最久、体系最完整的民间译场，以安息高僧安世高为主译，本土僧严佛调为核心笔受，是小乘禅法经典翻译的核心阵地。译场依托民间信众供养，长期稳定开展译经活动，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30余部经典，形成质朴直译的稳定译风，是民间翻译走向规范化的标志性译场。

3. 支娄迦谶-竺佛朔民间译场（179年）

东汉大乘般若经典翻译的核心译场，由天竺僧人竺佛朔执梵本诵出，月氏高僧支娄迦谶口译传译，本土居士孟福、张莲专职笔受，辅以侍者、劝助人员，形成东汉规模最大、分工最细的民间译场。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两部大乘核心经典，开创跨文化格义翻译先河，是本土居士深度参与翻译的典范。

4. 安玄-严佛调民间译场（184-189年）

东汉唯一由居士主导的译场，安息居士安玄为主译，本土僧严佛调为笔受兼润文，二人协同配合，译出《法镜经》等经典。译场翻译风格文质兼备，实现了外来义理与本土语言的深度融合，标志着本土翻译人员能力的成熟，是民间译场规范化、精细化的进阶形态。

（二）12位核心译师：中外协同的翻译主体

东汉译经汇聚12位核心译师，形成域外僧俗为主导、本土僧俗为支撑的翻译队伍，是中国翻译史上首个多元协同的专业翻译群体：

1. 域外主译（8人）：摄摩腾、竺法兰（白马寺）、安世高（安世高译场）、支娄迦谶、竺佛朔（支谶-竺佛朔译场）、安玄（安玄-严佛调译场）、支曜、康孟详（零散译经）；

2. 本土笔受（4人）：严佛调（跨安世高、安玄两大译场）、孟福、张莲（支谶-竺佛朔译场）、秦景（白马寺辅助）。

其中严佛调是唯一跨两大核心译场的本土译师，串联起小乘与大乘、民间早期与后期译场，成为东汉翻译队伍的核心枢纽；孟福、张莲则是大乘译经的本土核心笔受，共同推动本土翻译力量的崛起。

（三）零散译经活动：译经体系的重要补充

除四大译场外，东汉后期还有支曜、康巨、竺大力、昙果等西域僧人的零散译经，无固定译场与完整团队，多为临时二人协作或单人译经，侧重佛传、小乘典籍翻译，填补了四大译场的译经空白，进一步完善了东汉译经体系，彰显了民间译经活动的广泛性。

三

东汉译经的规范化萌芽

团队分工与翻译实践的早期探索

东汉译经虽未形成成熟的翻译制度与成文理论，但依托四大译场的实践，在译场组织分工、翻译操作准则、跨文化转译模式上，完成了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规范化探索，为后世翻译制度奠定雏形。

（一）译场组织：从简易协作到多级分工的规范化萌芽

东汉译场组织形态，伴随译经活动的推进逐步完善，实现了从个体独译到团队协作、从模糊分工到专业拆分的跨越，形成三种递进式组织模式，是中国翻译组织规范化的起点。

1. 二元协作制：以安玄-严佛调译场为代表，采用“主译+笔受”极简分工，域外译师负责梵本口译，本土译师负责汉文笔录，分工明确、流程简洁，是中国翻译团队协作的最初形态，确立了翻译活动的核心角色划分。

2. 三人简易分工制：以安世高译场早期为代表，形成“梵语诵出+口译传译+汉文笔录”三级分工，拆分翻译核心环节，提升译经准确性与效率，完成了从二元到多元协作的过渡。

3. 多人协同制：以支娄迦谶-竺佛朔译场为代表，形成“梵本执诵→口译传译→双人笔受→辅助供养”完整流程，参与人员达7人，翻译核心环节与后勤辅助环节分离，具备了专业译场的组织架构，是东汉译场分工规范化的最高形态。

从二人到多人，东汉译场逐步摆脱零散随意的状态，形成固定的团队协作模式，为东晋道安译场、后秦鸠摩罗什译场，乃至隋唐完备译场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组织范本。

（二）翻译准则：自发形成的文本翻译规范

在长期实践中，东汉译师自发形成了稳定的翻译操作准则，虽无成文理论，却实现了翻译活动的初步标准化：

1. 质朴直译准则：以安世高译场为核心，秉持“质而不野、文而不华”的理念，严格贴合梵本原典，力求文意忠实，杜绝随意增删，确立了文本翻译“忠实原典”的核心底线，开启中国翻译“文质之辩”的实践源头。

2. 术语统一准则：同一译场、同一译师对佛教核心概念采用固定汉文译语，安世高、支娄迦谶分别形成小乘、大乘术语体系，避免翻译混乱，是中国翻译术语标准化的早期尝试。

3. 典籍体例准则：后期译经摒弃早期语录体形式，采用汉文典籍分卷分章体例，贴合本土阅读习惯，实现了翻译文本的规范化规整。

（三）跨文化转译：格义实践的文化适配探索

面对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黄老、道家文化的差异，东汉译经开创格义翻译范式，以本土固有术语比附外来佛教概念（以“本无”译般若“空”、以“无为”译“涅槃”），解决了域外陌生概念的本土化传播难题。这是中国翻译史上首次跨文化翻译策略探索，实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明的初步对接，为后世跨文化翻译的文化适配提供了实践经验。

四

中国翻译史视域下东汉译经的开创性价值

（一）终结无专业翻译的历史，开启系统性涉外翻译先河

东汉译经是中国第一次规模化、文本化、团队化的涉外翻译活动，彻底终结了上古无专业翻译事业的历史。四大译场构建起固定的翻译阵地，12位核心译师形成专业翻译队伍，让翻译从临时口语沟通，转变为有组织、有流程、有成果的专业文化活动，标志着中国翻译史的正式开端。

（二）奠定后世翻译组织制度的原始根基

东汉译场的分工模式、团队架构，是中国翻译组织制度的萌芽。从二元协作到多人协同，从民间自发到官方主导，其“主译-笔受-辅助”的核心分工、“官方+民间”的双重运行模式，被后世继承发展，最终演变为隋唐时期分工精细、制度完备的国家级译场，成为中国古代翻译制度的源头。

（三）开创翻译准则与跨文化翻译的实践路径

东汉自发形成的直译、术语统一等翻译准则，为东晋道安“五失本、三不易”、唐代玄奘“五不翻”等翻译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格义跨文化转译范式，揭示了翻译“文化适配”的核心逻辑，为后世中外文化翻译交流提供了最早的路径参考。

（四）构建本土翻译力量，实现翻译主体本土化

严佛调、孟福、张莲等本土译师，是中国最早的本土专业翻译群体，打破了涉外翻译完全依赖外来人员的局面。他们深度参与译经全过程，搭建起域外文化与本土受众的桥梁，推动翻译活动本土化，为后世本土翻译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五）开启中国人跨文化认知的思想先河

东汉译经让中国人首次通过系统文本，接触域外成熟思想文化，打破华夏中心的封闭认知，实现“睁眼看世界”的思想突破。这种通过翻译吸纳域外文明的模式，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交流与思想发展。

五

结 语

东汉佛教译经，以四大核心译场为主体、零散译经为补充、12位中外译师为核心，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涉外翻译体系。在翻译组织上，完成了从二人简易协作到多人协同分工的规范化萌芽；在翻译实践上，自发形成质朴直译、术语统一、典籍规整的早期准则；在文化转译上，开创格义适配的跨文化翻译范式。

立足中国翻译史全局，东汉译经绝非单纯的宗教典籍翻译，而是中国翻译事业发凡起例、奠基萌芽的关键阶段。它确立了翻译团队协作模式、官方与民间并行的运行机制、忠实原典与本土适配的翻译理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翻译制度的成熟、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原始根基。其在翻译体系构建、规范化实践上的开创性探索，深刻影响了中国翻译史的发展走向，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容忽略的奠基性篇章。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8.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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