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想要读到一本书有多难？｜夜读

很多人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读书曾经是一件如此难得的事。似乎只要我们愿意，许多书都能立刻找到。

但在古代，即使雕版印刷已经出现，读一本书依然意味着长途跋涉、四处借抄。陆游曾为找书远行千里，杨士奇为了补齐《文选》残本奔波半生，就连富裕藏书家也常常面临“有钱却无书可买”的困境。

这段书史读来，让人深刻意识到：许多经典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背后其实是一代代人近乎执拗的寻找、抄写与守护。

本文来源：《书籍的社会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周绍明

一、为了找书，

有人走了一千多英里

在16世纪之前，学者无论贫富都常常慨叹书籍难觅。女真对江南的入侵破坏了许多北宋的藏书，以致很难找到“汉唐诸史”。面临这样的短缺，中国其他地区的读者到四川（蜀）北部采购大量书籍。1070年代，一个官员从那里带回了很多书，多到皇帝要查看他的藏书目录。

12世纪中晚期的江南读者，如诗人陆游，走了一千多英里到那里去找在江南找不到的书，陆游回去的时候船上载满了书。

虽然1165年前后一个川北的藏书家在杭州花俸禄采购他在老家买不到的书，然而1179年宋孝宗却命令官员们在四川的官署和学校里搜寻书籍，他相信12世纪二三十年代破坏性的叛乱和入侵没有波及四川，而在战火所到的其他大部分地方藏书都损毁严重。

《离骚集传》，南宋时期刊本

宁波望族出身、1193年中进士的楼昉说：“两汉犹为近古，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

无可否认，到12世纪末，印本在宋朝境内变得更为普及。北宋时印书的地方只有三十几处，在领土面积小得多的南宋则有两百多处。

这6倍的增长不仅带来了更多的书籍，也使更多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刻工，地区间有了更多的刻工交流，书目中的图书条目也加上了更详细的著录信息。

二、在富裕城市，

也未必买得到书

某些种类，如地志和药典，比以前印得要少，至少在官府刻书方面是这样。而且在像杭州和宁波这样富裕的中心城市，书籍和印本的短缺甚至令未来的临安知府和副宰相这样的高官发愁。

当袁韶1187年中进士时，仍穷到买不起书。“书多手抄强记……后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务置书，以偿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则从中秘书及故家传录以归，于是书始备矣。”

然而，即使在宁波这样非常靠近首都的地方，也存在持续的书籍短缺，这可以从13世纪中期一个朱子后学黄震的记述中得到证实，他说虽然世人都认为儒家经典印本随处可得，但对他自己来说并非如此。

他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仍然是很潦草的抄本，虽然衙门里藏有一套书版，但他却无法为自己刷印一部。不出我们的意料，据记载在江西铅山县这样更闭塞的内陆地区，同样存在书籍短缺的情况。

《四书章句集注》明正统时期（司礼监）经厂刊本

明朝统治的头一百年，书版据说仅存于南京国子监和福建建阳地区，当时国子监的书版大部分没有使用过。如果是这样，那么来自江南地区的印本不易见到也就不足为怪了。

即使半个世纪以后，到正德末期，据说只有王府、衙门和建阳书坊才存有书版。顾炎武说：“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

三、即使是名著，

也常常一书难觅

即使中国书史学家不需要解释为何会出现从印本主导到抄本主导的逆转，出版业衰退的事实却是无可争辩的，无论它由什么原因所导致。

15世纪无论在江南还是其他地区都出现了关于书籍极度短缺的记载。1429年一个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彦缙，不得不到福建去买一部书，结果只能买到抄本。在东南的江西省，著名士大夫杨士奇授徒20年后，“仅得‘五经’‘四书’及唐人诗文数家而已”。

直到明中叶，一些文史名著对于江南读者来说也不是唾手可得的，遑论明初。15世纪早期，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这四大北宋文学家中，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可以从书坊中找到。苏轼的著作在成化以前罕见，而文天祥的著作除皇宫之外，据说也就在他的家乡江西还有抄本存世。

即使是15世纪江南最大的藏书家，想要找到司马光的著作都很难，他所写的史书除外。叶盛不得不花二十多年时间来凑齐一整套司马光的非历史类著作，他从三个朋友那里抄录了他们各自收藏的残本。

名著《文选》成书于6世纪，收录了许多中国早期的诗文，这部书的遭遇最能体现明朝初年名著获取之不易。它首次在明代出版晚至1487年，后来嘉靖年间又出版了几部评注本。但直到16世纪中期，这部书对江南文人来说还是极为稀缺。

《文选》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金台汪谅校刊

早前在15世纪，杨士奇说他用了几十年，试图利用十多家所藏的残本凑齐这部书，然而他东拼西凑的本子还是不全。于是杨士奇为子孙后代写下一篇失望的跋语：“今书板多阙，不独此书。而欲得一书，有印装、补录之劳，非朝夕所能成者。”

杨士奇，明朝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即使像杨循吉这样富裕的苏州藏书家，也不得不耗费数年才得到一部完整的《文选》。起初他在北京国子监抄录了一个版本，发现这个本子不全，于是又从市场上买了一部，但只有后半部分。最后，他从好友王鏊那里抄录了此书的前半部分，这才得到一个全本。

至于史学名著，也是同样的情况。到12世纪晚期，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完整印本已很少见，据说读者更愿意读按事类重组及加上道德评注的简本。明初其流传范围并未扩大，因而松江人曹安即使在1445年中举之后，也只能得到一个简本。

资治通鉴残稿，司马光手书

《史记》也流传不广。这部古代中国最著名的史书在元代印了两次，但是在明朝的前一百五十年里只有1463年的一个福建官刻本。

今日读书已不再如此艰难，

难的反而是愿不愿意静下心来读，

能不能在众声喧哗中选择真正值得读的书。

愿我们珍惜这份便利，

为中华之崛起而多读书。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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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书籍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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