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中国企业应重新认识价值定价

文/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原首席经济与投资专家杨庆宏

当前，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旧有能力壁垒被削弱，中国企业首次获得在价值秩序上与国际头部企业同步起步的机遇。本文认为，AI时代中国企业应重新认识价值定价，应在企业层面建立利润纪律，在政策层面强化反内卷监管和品牌培育力度，以完成从“薄利多销”到“价值定价”的认知转型。

问题的提出

中国制造业已完成从“能不能做出来”到“做出来”的产业能力跨越，但在“做出来之后敢不敢为它定价”这一更深层命题上，尚面临挑战。部分已具备全球领先技术水平的中国科技企业，仍以明显偏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呈现出“创造价值能力强、捕获价值能力弱”的不对称结构。

价格战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其内在逻辑在于：通过持续降价淘汰竞争者、形成垄断格局，进而恢复定价权与利润空间。然而，这一逻辑在中国汽车、消费电子、光伏、电商等行业近年来的实践中均未得到充分验证。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自2023年初特斯拉发起全球性降价以来，全行业陷入连续三年的价格博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车销售渗透率提升至47.9%；但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4.1%，为近十年最低水平，12月单月更跌至1.8%。除比亚迪、零跑、小米等少数厂商实现盈利外，多数车企持续亏损。

这表明，价格战并未带来预期的垄断红利，而是带来集体性利润压缩。本文重点分析背后的原因及转型的方向。

垄断假设的失效

从产业经济学视角看，价格战的“垄断逻辑”得以成立，需同时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边际成本足够低，使头部企业具备持续降价的空间；二是客户黏性足够高，使被淘汰对手让出的份额可被稳定吸收。

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类企业大体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其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用户迁移成本极高。然而在汽车、消费电子、工业制造等绝大多数行业，边际成本下限明显高于零，客户切换成本不高，两个条件难以同时满足。在增量市场早期，降价确为头部企业获取份额的有效工具，但当市场进入存量阶段，路径依赖的代价便会以非线性方式显现。

新能源汽车行业即为典型案例：2023年三季度，比亚迪整车毛利率达22.1%，单季度净利润超115亿元；同期特斯拉毛利率回落至17.9%。然而进入2024年和2025年，价格战进一步加剧，行业整体毛利率被压缩至历史低位，亏损车企数量持续增加，与教科书所描述的“降价—垄断—收割”路径背道而驰，验证了在必要条件不成立时价格战的策略反噬效应。

存量博弈传统与价值捕获能力的缺位

行为之所以反复发生，往往根源于更深层的文化与制度结构。“薄利多销”并非现代发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战国大商人白圭的经营之道，提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贪利之商获利三成，让利薄销之商反获五成。这是中国典籍中较早被系统记述的薄利多销逻辑，自此延续逾两千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传统社会关系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展的圈层结构（费孝通，1948）。在土地有限、人口持续增长、人均资源不断摊薄的资源约束下，竞争的本能不是创造新价值，而是争夺既有份额，低价是这种存量博弈思维最直接的商业表达。

过去四十年的工业追赶完成后，中国制造在效率、技术研发、供应链整合等方面已接近全球前沿，但定价观念尚未同步升级。这与欧美一流企业的定价纪律形成鲜明对照：3M公司2024财年综合毛利率为41.3%，长期坚持新业务必须达到利润率门槛，否则主动退出；德州仪器（TI）和亚德诺（ADI）2024财年毛利率分别约为58%和57%，长期将研发资源集中于可定价的高价值产品；爱马仕2024年毛利率达70.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达40.5%，宁可主动限产也不让品牌价值稀释。

从国别整体层面看，差距同样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约85.16元，对应毛利率约14.84%；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2024年发展统计报告》显示，A股上市公司2024年整体销售毛利率约17.79%。同期，根据美国制造商协会（NAM）数据，美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约26.8%，标普500整体毛利率长期维持在35%上下，中美制造业整体毛利率差距大致在10—15个百分点之间。在两国制造业产品力已大幅靠拢、部分细分领域中国甚至领先的背景下，这一差距并非主要来自产品做不出来，而是来自产品做出来之后能否“为它定价”，即定价机制与价值捕获能力的差距。

将分析聚焦于战略性较强、但中国仍存在明显技术与产品差距的半导体行业，可观察定价权差距的另一面。根据万得（Wind）数据与上市公司年报，2024年A股半导体板块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中位数约为31%；其中晶圆制造端的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全年毛利率分别为18.0%和10.2%，处于历史低位。同期，各公司2024年报显示，欧洲头部半导体企业则普遍维持在40%以上：英飞凌（Infineon）2024财年调整后毛利率为42.6%，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2024年毛利率约为40%。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同业约10—30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与一般制造业不同，半导体行业的毛利率差距由技术代际、产品结构与定价能力共同造成，其中定价权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仍不可忽视。这恰恰说明，在产品力差距尚存的领域提升毛利率，定价能力的建设仍是与技术追赶并行的重要课题。

AI时代格局重构与中国企业定价权机遇

当前，相关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近期SaaS领域头部上市公司股价集体大幅下调，反映出市场对一个核心判断的重新定价：当AI能以极低成本完成大量原本依赖软件订阅的工作时，传统商业模式的护城河正在快速消失，零售、物流、客服、企业信息化等建立在中间层与人力成本之上的传统模式，亦面临被重构的命运。

这意味着，西方企业在商业模式、品牌溢价与定价体系上沉淀几十年的先发优势，正在AI浪潮下经历价值重估。旧的积累大幅折价，新的规则尚未稳定，中国企业首次在商业秩序上获得与西方“同条起跑线”的机会。

从能力层面看，深度求索（DeepSeek）等成果证明中国企业在AI前沿已具备具有全球意义的探索能力；生物医药、先进制造领域的原创能力也已达到世界级水平。AI同时显著压低了设计、研发、营销等内容生产的门槛，原本支撑西方品牌溢价的软实力壁垒被削弱，中国企业进入定价权竞争的窗口由此打开。

借用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分析框架，本文沿用此前提出的AI时代“新差序格局”假说：传统社会中个体协作圈受限于人口流动与生产力水平，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主要延伸至邻里、家族与同乡。随着AI能力的发展，少数个体借助工具即可完成原属大型组织的价值链全流程，AI时代的协作半径突破时空限制，个体协作圈层结构未变，但范围极大拓展。资源不再天然依附于机构规模与历史积累，能力、声誉与价值确认机制将重塑话语权分布。竞争的重点正从在既有格局中争夺份额转向通过创新与品牌建立新的价值秩序，从“以低价证明效率”转向“以定价体现创造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机遇具有明显的时效性。AI技术的先发优势会在数年内被新的壁垒重新建立。制造业的能力追赶用了四十年，留给商业认知升级的时间将更为迫切。

政策与启示

鉴于此，本文建议，AI时代中国企业应重新认识价值定价，可以采取如下三方面措施：

一是企业层面应建立利润纪律。可参照欧美标杆做法，将“利润率门槛”纳入战略评估，对长期低于门槛的业务主动退出或重新定价，将研发资源向具有定价权潜力的高价值品类集中，弱化以单纯规模扩张为目标的低价策略。

二是政策层面应强化反内卷与价值导向。在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既有框架基础上，加大对长期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业性恶性价格战的监测与引导力度，同时在出口、品牌培育、知识产权保护、原创设计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为中国制造摆脱贴牌定价陷阱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认知与教育层面应推动从“效率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范式转换。商学院、行业组织与企业家群体应共同推动对“定价权”的系统性讨论，使企业家敢于为自己创造的价值定价，扭转长期形成的存量博弈本能。中国不缺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能力，真正稀缺的是对自身创造价值的信心，以及为这种价值定价的勇气。AI已抬高了生产力上限，并重新洗牌全球商业格局，下一阶段竞争的核心，是谁能识别价值、确认价值、坐定价格。先完成这一认知升级的企业，将不只是赢得市场份额，更将参与定义下一轮的市场规则。

来源 | 经作者授权转发

编辑 |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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