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

本文节选自《番石榴飘香》

加西亚·马尔克斯&P.A.门多萨 著

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

马尔克斯与门多萨

我是偶然开始写作的，也许只是为了向一位朋友表明，我这一代人是能够出作家的。从此我就掉进了陷阱，爱上了写作，而且欲罢不能。后来，我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认为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教我更加喜爱。

我在开始的时候，刚刚着手探索写作的奥秘，心情欣喜愉快，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要负什么责任。我记得那时候，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我干完报社的工作，还能写上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稿。我曾经一口气写完一个短篇小说。现在一天能写完一个大段落就算万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已经变成一件苦差。问题很简单，就是责任心越来越强了。现在我觉得，每写一个字母，都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

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冷遇，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

不使用这种打字机，我简直无法写作。我认为，一般来说，各种条件舒适，能够写得更好。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说是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忍饥挨饿，必须经受磨难，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电动打字机，能够更好地写作。

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中，作家永远是在孤军奋战，这就像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

本文配图：电影《鸟类变形记》

（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是：）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一天早晨醒来居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我恍然大悟，原来在文学领域里，除了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些理性主义的、学究气的教条之外，还另有一番天地。这等于一下子卸掉了贞操带。不过，随着年逝月移，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言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后患无穷。事物无论看起来多么随意，总有一定之规。只要不陷入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非理性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

我认为想象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而虚幻，或者说单纯的臆造，就像沃尔特·迪士尼的东西一样，不以现实为依据，最令人厌恶……虚幻和想象之间的区别，就跟口技演员手里操纵的木偶和真人的区别一样。

“灵感”这个词已经给浪漫主义作家搞得声名狼藉。我认为，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儿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有时候，所有障碍会一扫而光，所有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一些过去梦想不到的事情。这时候，你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灵感。

欧洲读者的 理性主义妨碍他们看到，现实并不是西红柿或鸡蛋多少钱一斤。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只要打开报纸，就会发现我们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兴致勃勃、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

人们再次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的唯一原因是喜欢他。所以，我喜欢康拉德和圣-埃克苏佩里是因为他们两人唯一的共同点：他们平静地描绘现实，使其显得诗意盎然，有时候可能有点儿俗气。

我一直尽力使自己不跟别人雷同。我不但没有去模仿我所喜爱的作家，反而尽力回避他们的影响……他们硬说我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有段时间，竟把我自己也说服了。对此，我倒并不反感，因为福克纳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不过，我认为，评论家们所说的影响我有点儿不明白。就拿福克纳的影响来说，地理上的相似比文学上的相似更为明显。我是在创作了最初几部小说并到美国南方去旅行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那儿的城镇也是酷热难当、尘土飞扬，我在那次旅行中所看到的人也是心灰意冷，跟我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描绘的十分相像。也许这种相似并非偶然，因为我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小镇阿拉卡塔卡很大部分是由一家美国公司——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建设的。

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达洛维夫人》中的这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坐着的是个大人物：大人物遮掩着经过邦德街，凡夫俗子们伸手可及；他们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君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等到伦敦沦为一条杂草丛生的道路，这个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白骨，几枚婚戒散落其中，还有无数腐烂的牙齿里的黄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学家翻检时间的废墟，才能弄清车里的人是谁。”……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还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另外，我想，它难道不是《族长的秋天》的遥远的起因？而这本书正是描写人类的权力之谜，描写孤独和贫穷的。

我从格雷厄姆·格林和海明威那儿获取的教益纯粹是技巧上的，这种价值是表面的。对此，我一直是承认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个作家能起到的真正的、重要的影响是他的作品能够深入人心，改变读者对世界和生活的某些观念。

我是从诗歌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的，而且还是质量较差的诗歌，刊登在年历和活页上的民间诗歌。我发现我很喜欢中学的西班牙语教科书中的诗歌，同时很讨厌语法。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如努涅斯·德·阿尔塞、埃斯普龙塞达等令我十分着迷。

当然还有聂鲁达，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即使在他钻进死胡同的阶段，也就是他写政治诗和关于战争的诗的那段时期，也是如此。他的诗质量总是很高。我说过好几次，聂鲁达简直是弥达斯王，他能把所有他触摸过的东西变成诗。

（对长篇小说感兴趣）稍晚一些。那是在大学一年级读法律的时候（那时我大概十九岁），我读到了《变形记》。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谈到过了。我至今还记得开头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妈的，”我想，“我外祖母不也这么讲故事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对小说发生兴趣的。当时我立志阅读人类有史以来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

加勒比教会我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现实，把超自然的现象看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同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它的第一部魔幻文学作品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日记》，这本书描述了各种奇异的植物以及神话般的世界。是啊，加勒比的历史充满了魔幻色彩，这种魔幻色彩是黑奴从他们的非洲老家带来的，也是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的海盗们带来的。这些海盗能在新奥尔良办一个歌剧院，能让太太小姐们的牙齿上镶满钻石。加勒比地区集中了各色人等，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这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岛屿：那儿有肤色像蜂蜜那样金黄、眼睛碧绿、扎黄色头巾的黑白混血女人；有混杂了印第安人血统的洗衣服和卖护身符的华人；有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屎的、皮肤发绿的印度人；还有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的小镇，那儿一边是不堪风暴侵袭的小屋，一边矗立着装有防晒玻璃的摩天大楼；那里还有七种色彩的大海。得了，我一说起加勒比就没个完。它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唯一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异乡人的地方。

一般而言，一个作家只能写出一本书，不管这本书卷帙多么浩瀚，名目多么繁多。巴尔扎克、康拉德、梅尔维尔、卡夫卡都这样；自然，福克纳也不例外。有时，一个作家的某一本书比他的其他几本书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使人以为他此生只写了一本书，或者说，只写了一本重要的书。有谁知道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有谁知道《玻璃学士》这个短篇？尽管时至今日这个短篇像作家的其他优秀作品一样，读来依然饶有兴味。在拉丁美洲，罗慕洛·加列戈斯由于他的《堂娜芭芭拉》而饮誉文坛，其实这部小说并不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而阿斯图里亚斯 则因其《总统先生》而闻名遐迩，但依我看，这部小说糟透了，远不如他的《危地马拉传说》。

（我唯一的书是）描写孤独的书。请你注意，《枯枝败叶》中的核心人物一辈子就是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的，可谓是生于孤独，死于孤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人物也是孤独的。每个星期五，上校和他的老婆，还有他那只斗鸡，眼巴巴地等着有人给他送退伍金来，可总也等不来。《恶时辰》里的那个镇长也是孤独的，他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饱尝了权力的孤独的滋味。

许多激进的朋友总是觉得有必要给作家们定下许多条条框框，告诫他们应该写什么和不应该写什么。这些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们限制作家创作自由的时候，他们自己站在了一种反动的立场上。我认为，描写爱情的小说和其他任何小说一样，都是极有价值的。实际上，作家的责任，以及革命的责任，如果你愿意承担的话，就是好好写作。

我认为技巧和语言都是工具，它们取决于作品的主题。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以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几个短篇里，我使用的语言简单明了，朴实无华，讲求效果，那是我写新闻报道时使用的语言。而《百年孤独》则需要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使另外一种现实得以入驻，这种现实，我们一致同意称之为神话现实或魔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