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舞弊天花板：皇帝“内定”榜眼

本文节选自我的新书《两京十三省：明朝政治得失》一书。

科举作为明代读书入仕途最重要的方式，事关着一个学子的命运，也往往是舞弊、贪腐现象出现的高发地。

如果说到科举中的弊端，但真正大开弊端之先反而是明朝政府。财政问题一直是明朝的一个顽疾，如何筹钱就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就是国子监，进入其中有着严格的规定，所以绝大多数的学子都只能望而兴叹。有人就想到了在这里面做文章，让学子们交钱报捐入国子监为监生，这就是捐监。

景泰年间，朝廷就允准临清县生员伍铭等人纳米800石入国子监就学；在天顺年间，有临清县学子纳米500石入国子监读书的记录。这个时候尚且只让廪膳生——也就是生员中最优秀的那部分学子捐监。具体捐纳上，有800石米，也有500石米，但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也才90石米，而且这90石米其中只有24石发大米，其余部分发钞，当时由于纸币滥发，宝钞等同于废纸，所以一个县令一年真实到手也只有24石米。也就是说，即便是捐监500石也大约等同于2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若非大富之家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这个时期在捐纳的物资上，也是五花八门，有捐米的，有捐麦的，还有捐马匹的。景泰、天顺年间，瓦剌对明的军事压力一直很大，为了加强边防，亟须粮食、马匹等物资，所以朝廷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出此下策来解决边疆物资所需。

当然，也有官员认为这样做有些不妥，堂堂大明朝怎么可以如此这般不堪，这部分官员大多为礼部官员，但也有一些官员强烈支持捐监，尤其是那些负责花钱的部门，比如兵部、户部。但这种争论很快就被平息下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敌不过现实，随着明朝财政的进一步恶化，捐监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愈演愈烈，并且为了能够让更多学子来花钱，就连标准也降低了。

比如，正德年间，朝廷的政策是：

廪膳生员纳银二百两，增广二百八十，附学三百四十，江西、浙江各七十名，南直隶百名，准于湖广上纳。 ——《明武宗实录》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癸亥。

生员之中，按照成绩不同，分为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廪膳生待遇最优，国家提供食宿，成绩稍次的增广生则待遇要差一些，自己还要花一部分钱，而最末的附学生的开销则要全部由自己负责。而现在所有的这些生员都可以捐监了。而且以纳银为主，少有实物，合计240名生员，朝廷一下子就可以收入好几万两白银。

到了嘉靖年间，北方战事紧张，嘉靖帝本人又挥霍无度，捐监就更加频繁了，而且条件更加放宽了，就连社学生都可以捐监了。社学，就是明朝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的基础教育学校，孩童们只要进入其中学习，就叫社学生。也就是说只要读过书的学子，都可以捐监了。不仅如此，但凡是民间俊秀子弟都可以捐监，所谓俊秀子弟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有钱则“俊秀”：

廪膳生纳银一百二十两，增广生纳银一百九十两，附学生纳银二百六十两，青衣寄学及降青衣发社生纳银三百两，廪膳降增生纳银一百八十两，廪膳停廪生纳银一百六十两，廪增降附生纳银二百三十两，提学衙门告准附学明色，及新经考黜生员不系行止有亏者，纳银三百四十两。俊秀子弟纳银三百五十两。 ——《工部新刊事例》，引自《四库禁毁丛书》史部第33册。

而且这个时候的捐监的人也不需要真正去国子监就读，也就是买个身份而已。一则是因为国子监根本容不下这么多的学生，二则是这些人要的是身份，也没想着去读书。

捐监多了以后，朝廷内部也起了矛盾。

捐监本来由户部进行，钱也进了户部的账户，但是工部也缺钱，嘉靖年间采木，万历年间修复三大殿，修建皇帝陵墓等等，都是耗费数百万两白银的大工程，于是工部在得到批准之后，也开始实行捐监。为了与户部抢夺捐监人员，工部在收银的时候，不足色、不满称的皆收取进来，实质上就是变相地降低捐监的价格，所以很多人都往工部捐监，户部原本一年可以收三、四十万两银子，被工部这样一搅和，一年仅收十万两，户部哪里肯依，两部互不相让，这事最终闹到了天启帝那里，朝廷最后让把钱集中一块，让户工两部七三分账。

捐监的泛滥导致国子监里面的学生七成是捐监生，因为还有两成是官员子弟，仅有一成是靠真才实学考入其中的，这就造成了国子监内真才实学之辈减少。那些花重金捐监的学子和“俊秀子弟”，在获得国子监的身份之后，就等着朝廷分配做官。但由于捐监的人实在太多，而空出来的官职又太少，所以绝大多数的捐监人员只能苦苦等待，很多人虽然捐了钱，但注定一生都无法当官，因为在明末，等待选官的监生长期维持在数千人之多。

而朝廷对于捐监人员的官职有限定，在地方仅仅能担任县丞、主簿；在京城则只能在光禄寺、上林苑等冷清衙门任职；还有就是到云贵等偏远地区任职。朝廷这个时候又出政策了，只要再花费百两银子，就可以把出身也改了，改成科举考试出身。朝廷为了搞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那些有幸被选为官员的捐监生，他们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才当上官，甚至有些人捐监的钱都是借的，所以他们一到任，首先要做的就是收回自己的成本，大肆在岗位上捞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晚明时期，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最终致大明王朝于万劫不复之地。

国家如此，科举场上的舞弊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明代科举反舞弊措施是极为严格的，比如为了防止冒籍，考生需要廪善生为其具保，考生出了问题，具保人也要担责；为了防止夹带，搜检制度极为严格，甚至有考生认为搜检太严格，有辱斯文，而终生不参加科举的情况出现；而如果考场出现舞弊现象，考官都要受到牵连，而遭受严厉的处罚等等。

但科举中真正的腐败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天启年间，魏忠贤当权之时，与东林党人互为死对头。有人给魏忠贤呈送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此书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形式，将当时一些与魏忠贤作对的官员（以东林党为主）列入其中，以供魏忠贤进行打击。著这个《东林点将录》的人并非泛泛之辈，他叫韩敬，当朝状元。但韩敬的这个状元其实多少有些不光彩，因为他的老师汤宾尹是当时的考官之一。在阅卷之时，其他的几名考官都没有将韩敬的试卷看中，汤宾尹却极力要求将其名列第一，最终韩敬被点为状元。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为当时很多官员所不齿，韩敬在官场没混几年，就被弹劾回了老家。

正德三年（1508），刘瑾的得力助手，大学士焦芳的儿子黄中参加科举，成绩出来以后，由于其子的确才学平平，所以几名考官就将其列为二甲之首，也就是第四名。但这就惹怒了焦芳，他将几名考官或调职，或降职，但主考官是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无法对其下手，只得常常咒骂他，以泄心头之愤。这件事被刘瑾知道了，说：“昨夜黄中在我家以石榴为题作诗，诗作拙劣不堪，恨李东阳有什么用？”刘瑾虽然坏事干了不少，但是脑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天启元年（1621），名士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在录取的举人之中有一名叫钱千秋（有文献又作：田千秋）的学子。等到钱谦益回京复命的时候，浙江传来消息，原来这个钱千秋与金保元、徐时敏等人谋划，花重金收买考官，在试卷中暗藏“一朝平步上青天”字眼，以此中试。科场舞弊，在明代是大案，钱谦益不敢怠慢，赶紧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最后朝廷一核查，钱谦益确实在此案中不知情，但由于其是主考官，所以就对其罚俸，而将金保元、徐时敏及钱千秋逮捕入狱。

但颇为蹊跷的是，案子还没有开审，金保元、徐时敏二人死于狱中，关键人物去世，这个案子就没有办法审了，最后钱千秋后被释放，这起舞弊案也就算完结了。

但这个案子很显然也有疑点，钱千秋等三人舞弊，在试卷上做了关节，让考官凭借关节录取，考官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整个案子未见有考官落马，只有钱谦益受到了轻微的处罚，说明这个案子中间还是有问题的。另外，金保元、徐时敏在审问之前就死在监狱之中，这件事太过蹊跷，难免会让人觉得杀人灭口之嫌疑。

而万历时期著名的首辅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在当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殿试。当时，主考官本想将张嗣修列为二甲第一（一说为二甲第二）。试卷交到神宗手里，张居正通过万历帝之母李太后和太监冯保让万历帝将其子置于一甲。神宗从之，将张嗣修列为一甲第二，也就是榜眼，事后，万历帝对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万历帝的这句话恰恰也说明，张嗣修的才学是不足以位列榜眼的，张嗣修中榜眼是万历帝与张居正君臣共同作弊的结果。

万历八年的会试，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与三子张懋修一同参加科举，万历帝将排在第三位的张懋修定为状元，而张敬修则排在二甲十三名。对于这样的结果，张居正十分满意，上疏表示谢意，万历帝则说：“先生忠孝传家，朕心甚是喜悦。”

张居正后来在信中写道：“小儿冒窃高第，实出御笔亲题。”

而张居正可不止三个儿子，万历十一年的是乡试之年，有了万历五年和八年的先例，学子们都议论纷纷，认为乡试的第一名——解元，必定会是张居正的儿子，但这之前张居正去世了，张居正的儿子未能中解元。当时也有人写一首打油诗来讥讽张居正诸子中举这件事：

状元榜眼尽归张， 岂是文星照楚乡！ 若是相公身不死， 五官必定探花郎。

这里的“五官”指的是张居正第五子张允修。

张居正一共八个儿子，如果张居正去世更晚一些，诗中所描述的场景未必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