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金汴京攻防战有多惨烈？血战16昼夜，双方战死者多达百余万

几个时辰前，金哀宗完颜守绪还以为两国已经停战，他把自己的侄儿完颜讹可封为曹王，亲手送出城门，充当人质，用活生生的至亲血脉去换取一纸和平。城门刚关上，蒙古军的攻城炮车就架好了。

那一刻，城头的金国守军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国议和，没有接到作战命令，他们只能站在城墙上，眼睁睁看着蒙古人推着战车逼近。没有命令，没有反击，只有漫天的炮石和箭雨。

这座城，就这样被推进了一场存亡之战。

汴京，今天的河南开封。彼时是金朝的都城，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巨型城市。这里曾是北宋的东京，《清明上河图》里那个繁华如梦的地方。然而此刻，那幅图里的盛世早已消散，留下的，是重重城墙、弹痕与饥寒交迫的百万军民。

接下来的十六天，这座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攻城战之一。双方死伤，合计数以百万计。不是夸张，是史书白纸黑字写下的数字。

大厦将倾：一场早已注定的围城

要搞清楚汴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得先把时间拨回去二十年。

1211年，野狐岭，蒙金之间第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正面击溃金军二十万精锐，从那以后，蒙金两国的势力天平就再也没有平衡过。金国一路退，一路丢地盘，退到最后，连首都都不得不南迁——从北京迁到了开封，把整个河北拱手送给了蒙古人。

成吉思汗死前，给儿子们留下了一个秘诀。他说，金国的精兵都屯在潼关，南面是大山，北面是黄河，正面硬打太难。但如果绕道南宋，从侧后方打进来，金国的潼关军队必然分兵回援，届时以逸待劳，必破无疑。这句话后来被窝阔台照单全收，成为灭金战略的骨架。

1231年，窝阔台正式启动灭金大计，三路大军同时出动。中路窝阔台亲率主力从山西南渡黄河，直扑洛阳；左路军向东席卷山东；最关键的右路军，由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统帅，绕道南宋借道，从西南方向包抄金国腹地。南宋虽然不愿意，但实力太弱，最终默许了拖雷大军借道通行。

金哀宗完颜守绪不是完全无能的皇帝，他看到了威胁，也做出了应对。他派出金国最后的精锐——大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统帅的十五万大军，屯兵河南南部，专门堵截拖雷。这支军队，是金国最后的家底，全国最能打的士兵几乎都在里面。

1232年正月，三峰山，最后的精锐就此覆没。

这一战，赢得极为憋屈。完颜合达的大军本来在南边堵拖雷，结果汴京告急，不得不掉头北援。拖雷在后面死死咬着，三千骑兵专门在金军吃饭和休息的时候发动袭扰，弄得金军几天没睡好觉、没吃饱饭，十五万人被三万蒙古军拖成了强弩之末。

走到河南禹州三峰山时，天降大雪，气温骤降。蒙古人是草原长大的，寒冷是他们的主场。金军将士穿着厚重铠甲僵立在暴雪中，史书记载“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就是说脸色铁青，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蒙古军南北两路在此会合，将金军团团围住，轮流休息、轮流进攻，耗到对方精疲力竭，再故意放开一个口子。金军以为有退路，一哄而散，蒙古骑兵从背后掩杀，十五万人就这样垮了。

大将完颜合达战死城中，完颜陈和尚宁死不降，被蒙军杀害；移剌蒲阿向汴京逃奔，半道被俘，同样不降而死。金国最后的精锐，在三峰山的大雪里彻底消失。

这个消息传到汴京是正月十八日。城里当天就炸了锅。金哀宗下诏自责，改元开兴，大赦天下——这些都是皇帝走投无路时惯用的操作，但什么都改变不了眼前的局面：汴京三面被围，只剩北边黄河这一条命脉。

城内，守军四万，壮丁两万，粮草日渐告急。城外，蒙古大军正在合拢包围圈。

围城孤守：从招降到开战的二十天

1232年3月13日，窝阔台汗驻军郑州，派出使者入城宣谕招降。

金哀宗没有选择。援军没了，粮道断了，勤王的军队要么在路上被蒙古骑兵截杀，要么在半道上散伙逃命。他能依靠的，只剩下这一座城。无条件接受投降，这是他当时能做的唯一回应。

窝阔台收了降书，率大军北返草原，留下大将速不台带着偏师继续围城。外人看来，这场仗好像已经结束了。但速不台没有撤。

金哀宗为了表示诚意，把侄儿完颜讹可封为曹王，3月22日送出城外充当人质。这是一个父亲送孩子去死的动作，也是一个皇帝最后的赌注。然而他算错了一件事：在蒙古人眼里，这个人质不值那么多。

就在曹王出城的同一天，蒙古军队开始猛攻西门和南门。

城上的金国守军愣了。两国不是讲和了吗？没有作战命令，他们不敢擅自还击，只能站在城垛后面，眼看着蒙古兵架炮、填壕、扛着云梯往前冲。那种感觉，大概和现在看着洪水漫进来却不知道关不关闸门一样。

金哀宗急召大臣议事。平章政事完颜白撒、枢密副使赤盏合喜、丞相完颜塞均一致主张：全力防守，打回去。见到这些平日里各有算盘的重臣此刻罕见地统一了意见，金哀宗反而被这份意志感染，下定了最后拼死一搏的决心。

他亲自登上城楼。

这件事在史书里只有寥寥数语，但放在当时的语境里，分量极重。一个皇帝，亲自爬上城墙，到蒙古军攻势最猛的西城、西南城、东城去慰劳将士。不是坐在大帐里发圣旨，是真的站到那个随时可能被炮石砸到的城头上，跟守城的士兵站在一起。

效果立竿见影。将士们见到皇帝亲临，士气大振，人人心怀必死之念。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他们太清楚：城一旦破，蒙古人不会手软。城下那些被驱赶着填壕沟的汉族和女真俘虏、妇孺老幼，就是他们自己将来的命运。守城，是唯一的活路。

为了彻底动员，金廷颁下严令：城中除朝廷官员以外，所有男丁必须参与守城，包括太学生。凡是在家闲居被发现的男性，直接处死。这条命令看起来残酷，但在一座被围困的孤城里，每一个能拿起武器的人都是资源，没有资格犹豫。

城内开始了全面的军事动员。储粮、备器、分守城段。强制括粟，规定“自亲王、宰相以下，皆存三月粮，计口留之，余入官，隐匿者处死”。每一粒粮食，都要精确到人头。

烽火十六昼夜：最惨烈的攻防

这场攻防战，从3月22日打到4月8日，整整十六天。

两支军队，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相互倾斜。这一仗，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冷热兵器交替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攻防战之一。

先说蒙古军的攻城手段。

蒙古军最厉害的重型武器叫“回回炮”，来自中亚，是一种依靠配重原理发射的大型抛石机。石头炮子能把城门楼上的立柱直接击碎——不是砸个缺口，是直接碎掉。这种炮在当时的攻城战中威力极大，普通城墙和防御工事对它毫无办法。

除了重型武器，蒙古军还用了一个残忍到令人发指的战术：驱赶大批汉族和女真俘虏，以及妇女、老人、孩子，逼他们顶在最前面，背着柴草去填护城壕沟。城上的金军士兵面临的是一道无解的题：射，伤的是同族百姓；不射，壕沟就会被填平，大军随后就到。史书记载，“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壕沟很快被填满了，用的是人命。

填完壕沟，蒙古军又在城外用夯土筑起一道围城墙，全长一百五十里，墙上设乳口、楼橹，壕深一丈，每隔三四十步设一个铺位，每铺百余人驻守。这道围城工事把汴京严严实实围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口袋，任何人想进出都极为困难。

最令守军头疼的，是蒙古兵的另一个战术——牛皮洞。蒙古军敢死队裹着生牛皮冲到城墙根下，在城根处凿龛挖洞，钻进去藏身。城上的金军对这些钻进墙根里的人毫无办法，炮石砸不到，箭也射不进去。这些人藏在城根，白天掘城，夜里还可能继续破坏，是守军的噩梦。

金军的反击同样不惜一切。

金军的主力武器叫“震天雷”，是一种以铁罐盛装火药、用引信点燃的早期火药武器。炮声如雷，炸响之处，半亩地为之灼热，铁甲皆被穿透。这种武器对蒙古军造成了极大杀伤，史料记载蒙古军“死者甚众”。面对牛皮洞问题，有守军将士想出了解法：用铁链悬吊“震天雷”，顺城墙垂下，对准蒙古兵挖的龛洞口引爆。即便龛洞里的人裹着厚厚的生牛皮，也被炸得粉身碎骨。

此外，金军还配备了“飞火枪”，是一种以火药驱动、射程达十几步的早期火枪。这种武器让蒙古步兵不敢轻易近前，配合弓弩和守城器械，构成了一道立体防线。

金军不只是被动防守。每到夜间，守城将士从城上以学生打灯照明，士兵从暗门突出城外，出其不意地袭击蒙古军的营地和前沿阵地。蒙古方面规定，灯一旦熄灭，负责照明的学生直接处死。这条命令说明一件事：夜袭效果相当可观，蒙古军怕了这些摸黑出城的金兵。

但守城的高层，是另一番景象。

总帅完颜白撒一向刚愎自用、无谋无勇。蒙军刚开始围城时，有汉臣建议趁蒙军远来疲惫之机主动出击，完颜白撒不仅拒绝，还把这个人记恨在心。后来他派人去掘黄河大堤，想引水冲淹蒙军。民夫刚开挖，蒙古骑兵就杀到了，负责督工的将领当场战死，几千民夫大部遇害，只有两百多人跑回来。这个决策，损兵折将，什么都没得到。

枢密副使赤盏合喜，平日里最爱吹嘘自己守凤翔时的英勇事迹，什么“精血守凤翔”、如何力挽狂澜，说得口沫横飞。当哀宗派他去负责蒙军攻势最猛的城西时，这位大将当场吓得脸色煞白，语无伦次，站都站不稳。前线将士拼死浴血，身后的主帅却是这副德行，这场仗到底靠的是什么在撑？

靠的是那些没有名字的守城士兵。

十六天里，汴京城内房屋大量损毁，到处是冒着青烟的残垣断壁。散乱的瓦砾下，是战死者和饿死者的尸体。城内粮食日渐告急，正常供给早已中断，守军靠着括粟强征来的那点余粮撑着，一天比一天更薄。即便如此，城头的旗帜没有倒下。

1232年4月8日，速不台宣布停止进攻，蒙古军主动后退。

理由说得冠冕堂皇：“既然两国已经讲和，为什么还要相互进攻？”蒙古军销毁了攻城器械和炮车，渐渐退去。汴京军民望着远去的军队，长长出了一口气，互相说：“彼再攻三日，城必破矣。”——再打三天，就完了。

速不台撤退的真实原因，史书没有明说，但从战场态势判断：金军的“震天雷”杀伤了大量蒙古兵，牛皮洞战术也无法彻底瓦解守军的防线。城防比蒙古人预料的更坚固，伤亡比预期的更大。速不台选择了暂时收手。

劫后余殇：瘟疫、饥荒与最终的覆灭

蒙古军退了，但汴京的噩梦才刚开始。

攻城期间，城内被迫断绝了一切正常的出入往来，粮食严重短缺。战争刚停，被压抑了十六天的饥饿一下子爆发出来。大批百姓饿了太久，骤然大吃，引发了严重的消化问题。与此同时，五月的天气突然反常，“大寒如冬”，气温异常低落。

然后，瘟疫来了。

《金史·哀宗本纪》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五十天，九十万具尸体从城门运出去，还不算那些穷到连棺材都买不起、直接烂在家里的。这个数字，即便按最保守的历史估计，也是灭绝性的死亡。

关于这场大疫的病因，学界至今没有定论。学者李中琳、符奎在《1232年金末汴京大疫探析》中梳理了各家说法：有人认为是流行性肠胃病，有人认为是感冒，有人认为包含传染性肝炎，较主流的观点是肺鼠疫。但无论是哪种病，在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粮尽、战伤、卫生设施彻底崩溃的条件下，任何传染病都足以制造人间地狱。

城内的状况恶化到了人类承受极限的边缘。史料记载，城破前汴京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死者尸体被运出城后，肉会被剐下来分掉。这不是孤例，是一种普遍的绝境。

1232年12月，金哀宗出逃。

他在与太后、皇后、公主等宗室哭别之后，带着残余军队向北出逃，想去卫州。但卫州在黄河以北，山西、河北早已沦陷，这一步走错了方向。蒙古军很快把他包围，随行的几万军队大部被歼，金哀宗带着几千残兵南渡黄河，逃到归德（今河南商丘）。

汴京，就这样被他留下了。留下的，是一座粮尽、兵竭、人心涣散的空城，以及留守将领崔立。

崔立降了。

1233年正月，崔立伙同韩铎、药安国等人闯入尚书省，杀害执政完颜奴申和完颜习尼阿不，向蒙古人开门投降。他对城内百姓说的理由是：那两个执政闭门误众，快把大家饿死了，我是为了救全城人。这个理由有几分真，也有几分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无论如何，汴京的命运就此盖棺。

蒙古军为了报复此前金国飞虎军士兵杀害蒙古使者一事，进城后杀害了平章政事侯挚等一批官员。不愿随崔立投降的金国官员，大多自缢或自尽，其中包括承旨乌古孙仲端、御史裴满阿虎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等人。宁死不降者，前仆后继。

1233年4月，蒙古军正式进入开封，洗劫全城。

崔立把他能找到的所有金国皇族一网打尽：太后、皇后、嫔妃、皇子、公主、梁王、荆王及其他宗室，共五百余人，用三十七辆宫车，送进了蒙古大营。这些人知道自己的命运——男子为奴，女子充入营帐。在押往漠北的路上，一行人哭声震天。靖康之耻的惨剧，在相隔一百多年后，完整地重演了一遍。只不过这次受难的，从宋人变成了金人。

按蒙古方面事后的统计，城破时汴京城内尚存人口一百四十七万人。而战前这座城市的人口，估计超过三百万。战死、饿死、病死、逃散——消失的，是一个半城市的人。

结语

1234年，金朝灭亡。金哀宗完颜守绪在蔡州城破前一步，用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被俘，没有受辱。这个懦弱的皇帝，用死亡保住了最后一点体面。

汴京，那座曾经承载了一个文明巅峰的城市，在宋蒙联军打跑金朝后没多久，迎来了新的主人——但它已经不是那座城了。南宋军队进入开封时，城内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整个城市破烂不堪，昔日繁华荡然无存。《清明上河图》里那幅人声鼎沸的图景，成了永远回不去的梦。

回头看这十六天。一座没有外援的孤城，靠着四万守军和两万壮丁，用震天雷和飞火枪，硬是挡住了蒙古帝国的全力进攻，打出了中国冷热兵器交替时代最激烈的城防战之一。守城的士兵没有留下名字，指挥他们的将领有些甚至是懦夫，但他们守住了。守了十六天，没有让城破。

最终压垮汴京的，不是蒙古军的炮火，而是粮尽、瘟疫，和一个叫崔立的叛将。

一座城的生死，从来不只是一场战争的结果——它是所有决策、所有人性、所有运气叠加之后的总账。汴京的陷落，是这笔账最沉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