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松山、尸堆江阴：那支穿着草鞋的黔军103师，还有谁记得？

我是一个贵州人。从小在山里长大，知道山路的苦，知道草鞋的滑，知道冬天那湿冷的风往骨头缝里钻。可我一直不知道，八十多年前，有六十多万和我一样的贵州人，就穿着那样的草鞋，走出了这片大山，走向了千里之外的战场。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地方，看过不少战场遗迹。每到一个地方，总想找找有没有当年那些黔军将士留下的痕迹。说实话，很难找。不是没有，是没人记得了。大家都知道川军、滇军出省抗战的悲壮，可很少有人提起黔军。有时候我跟外地的朋友说，我们贵州当年也出了六十多万兵，人家一脸茫然——你们贵州也有抗战的队伍？

有。不仅有，而且打得惨烈，打得壮烈，打到最后连番号都差点打没了。

我最想说的，是其中一支叫第一〇三师的队伍。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1935年蒋介石入黔，王家烈被撤了军长职务，黔军被打散整编成五个师，第一〇三师就是其中之一。师长叫何知重，贵州桐梓人，是黔军里少有的明白人。可听话归听话，打起仗来，第一〇三师是真不含糊。

1937年9月，第一〇三师从湖北罗田开赴淞沪前线。出发前开誓师大会，全师高唱《铁血歌》：“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唱这歌的人，有多少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到了江阴，他们的任务是守备长江南岸。十二圩港到福山镇一线，阵地上全是单衣单裤的贵州兵。十一月了，江风刮过来像刀子割肉。没有棉衣，不是因为后方不想给，是真的没有。这支部队三个月前从贵州拉出来的时候穿什么，现在还穿什么。

更离谱的是，他们进驻锡澄线国防工事后才发现，那些钢筋水泥的碉堡铁门紧锁，找不到钥匙，也找不到图纸，更找不到联络官。远处的炮火已经响了，身边的百姓也跑光了。他们只能一边挨炸，一边自己挖工事。

这就是当年中国军队的真实处境。不是你准备好了才打仗，是敌人来了，你冲上去。至于冲上去之后拿什么打、有没有粮、有没有衣，那是后面的事。后面有没有？不知道。

11月2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猛攻江阴。第一〇三师在香山、横山、定山一线死守。第六一三团团长罗熠斌率部守巫山阵地，日军炮火把山头几乎削平了三尺，这位贵州汉子愣是没退一步。第六一八团团长万式炯更狠，在云亭镇前沿挖了反坦克壕，日军战车一头栽进去动弹不得，官兵们用集束手榴弹往上招呼，一次炸毁了七辆战车。

打到12月1日，全师已经伤亡过半。何知重下令向西突围，前锋第六一三团刚过桥就被日军截住，罗熠斌团长在白刃战中阵亡。师部被打散，何知重一度失踪。副师长戴之奇收拢残部，全师从八千多人剩下不到两千。

军委会那边以为第一〇三师已经打光了，连军饷都停了。

一支被认为已经消失的部队，在南京城下又活了过来。

南京保卫战，第一〇三师残部五千多人赶到中山门。戴之奇临危受命代理师长，守中山门到光华门一线。日军第九师团猛攻三天三夜，第一〇三师以营为单位轮换上去，一个营三五分钟就伤亡大半。护城河里堆满了尸体，不是敌人的，是贵州兵的。

12月12日下午，中山门铁门被炸毁。戴之奇率残部向下关撤退，找不到船，几乎全军覆没。但万式炯团长带着几百人从汤泉镇突围，沿途张贴告示收容溃兵，硬是把失散的官兵重新聚拢起来，拢了三千多人。何知重后来在武汉见到这些九死一生的部下，放声大哭。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句话：这些部队不是打不垮，是你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在打。

1938年武汉会战，第一〇三师归入第八十六军建制，何绍周接任师长。在广济、黄梅一线，他们再次撞上老对手日军第六师团。松山口争夺战打了整整十四天，第六一八团第三营营长赵旭率部摸到日军阵地时，发现敌人正在吃早饭。赵旭二话没说，下令开火。十多分钟，日军遗尸十余具，溃退下山。

可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讲一场战斗的胜负。

我想说的是，这些贵州兵，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枪不如人、炮不如人，甚至连碉堡的钥匙都没有，他们凭什么在阵地上一待就是三天三夜？你去看那些老兵后来的回忆，没有人说“为了主义”，没有人说“为了领袖”。他们说的是：团长没退，营长没退，连长没退，我一个兵，我能退到哪里去？这就是这支军队的逻辑——上有命令，下有兄弟，中间是一条命。

他们最辉煌的一仗，是松山战役。

1944年，第一〇三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开赴滇西。此时的师长叫熊绶春，副师长郭惠苍。他们要打的是松山——日军在滇西最坚固的据点，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日军在这里修建了密密麻麻的子母堡，火力交叉覆盖，不留死角。前面的第七十一军打了快一个月没打下来，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换了第八军上，第一〇三师是主攻。

第三〇七团第一次冲锋，用的还是老办法，成群结队顺着山路往上冲。日军机枪一响，全团挤在山洼里无处藏身，一天下来伤亡两百多人。团长程鹏眼红了，但没办法，地形就那样，不冲也得冲。

真正的转机是挖地道。师长熊绶春决定用最笨的办法——从山下挖两条地道，直通松山主峰子高地的正下方，填进六吨TNT炸药。六吨，这是当年中国军队单次爆破使用的最大药量。工兵不分昼夜地挖，日军在上面架着机枪打，子弹擦着地皮飞，稍一露头就没命。为了压制日军的火力，我方炮兵不断发射烟雾弹，黑烟遮天蔽日，日军看不清目标，只能乱打。就这样挖了十几天，地道终于挖通了。

1944年8月20日上午9点15分，工兵按下起爆器。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松山主峰整个被掀翻，炸出两个三四十米宽、十五米深的大坑。山顶上的日军堡垒连同里面的守军，瞬间没了。十五分钟后，第一〇三师官兵冲上山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可松山战役没有就此结束。山上的日军虽然失去了主峰，但残余据点还在负隅顽抗。第三〇九团接替主攻后，团长陈永思打到弹尽粮绝，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直接下令枪毙他。何绍周和熊绶春都知道陈永思是在苦战，不忍心杀，换了个代理团长上去。陈永思被编进敢死队，手里拎着冲锋枪继续往上冲。仗打到这个份上，什么命令、什么军衔，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站在那里，你往前冲。

松山打下来，第一〇三师伤亡超过百分之六十。有的连队打光了，有的营剩下二三十个人。这一仗，日军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人，中国军队阵亡四千多。伤亡比将近四比一。这就是山地攻坚战的代价，这就是中国军队当年要付出的代价。

战后，第一〇三师获颁“飞虎旗”——那是国民革命军最高荣誉的团体奖旗。

抗战胜利后，第一〇三师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1949年10月，在广东三水，师长曾元三带着四千九百多名官兵宣布接受和平改编。这支部队从1935年整编算起，打了十四年，从长江打到南京，从南京打到武汉，从武汉打到松山，最终在广东放下了枪。

我时常想，当年那些穿着草鞋从贵州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吗？他们知道淞沪在哪、南京在哪、松山在哪吗？大概率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有人在喊“走”，他们就跟着走。走一路，打一路，死一路。

活下来的，后来怎么样了呢？大部分也没了消息。不是他们不想说话，是没有人听他们说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面战场抗战的功绩是被忽略的，甚至是忌讳的。那些老兵不敢说，也不愿说。说了，谁信呢？谁听呢？

也就是这些年，这段历史才慢慢被看见。可看见的人，还是太少太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第一〇三师，知道何知重、万式炯、何绍周、熊绶春，知道松山脚下那七千多具贵州子弟的遗骨。但我始终觉得，一支为了这个国家流干了血的部队，不应该被忘记。

六十万贵州草鞋兵走过的每一步，都不该被历史的风沙掩埋。

他们走了。但他们的脚步声，我总觉得还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