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旗鼓的“饭圈”，身不由己的“饭圈”｜圆桌

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饭圈背着恶名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前段时间，跳水运动员全红婵遭网暴事件全网发酵，一个坊间流传甚广的微信群曝光，里面有不少围绕她的恶意言论。在后续通报中，该群群主被称作“体育运动爱好者”，看起来指向了粉丝的身份。这场网暴似乎与体育行业早就屡屡警示的“饭圈化”后果遥相呼应，官方结案时陈述的“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领域”，也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粉丝文化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发现，当“饭圈”一旦引发破圈热议，学术界的态度总是倒向两端：要么浪漫化地给粉丝正名，指出罪魁祸首另有其人，要么跟上声讨的步列，从一开始就把粉丝打上负面标签。在新书《偶像与我》中，他提出粉丝并非全然的迷狂，而是“一半理性，一半疯狂”：爱上偶像这件事本来是高度感性的，但粉丝却不断自反，想要找出追星的理由和意义，即使在爱豆一个又一个“塌房”后，这样的纠结也还在继续。

深耕国产影视剧作和综艺行业多年的廖媌婧有着更具体的观察和体会。她曾参与《青春有你2》项目和其他宣推工作，与粉丝有过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当陪同关了三个月的练习生从大厂出来参加活动时，她忧心于机场接机的失控，不得不化身安保人员维护秩序；她也目睹粉丝在网络空间的“战斗”中玩转游戏规则、穷尽手里资源、分析场上战况的理性一面，尤其会被他们壁虎断尾式自决时过度的冷静惊讶到。

2018年蔡徐坤的深夜接机现场，中间由于人群过于拥挤，把马路边的栏杆挤塌两次（图源：视觉中国）

在与界面文化的圆桌谈话中，廖媌婧和吴畅畅表示追星这件事起到了“人生缝合点”的功能：“粉丝总要通过追星体验三种逻辑，一是亲密关系，二是社会化，三是政治化，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有情感的空白，主体完整性的缺失，欲望的匮乏......在某个人生课题宣告结束之前，成为粉丝始终是一个充满吸引的入口，陪伴迷茫的人渡过。但同时，吴畅畅也指出，随着粉丝非理性的部分在舆论中越来越占据主流，粉丝自我内部理智与疯狂的“分裂”也会更明显，“这将变成饭圈的代表性症状，但并不能归因于粉丝，而是任何一个文化组织都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01 清朗行动之后，饭圈如何“卷土重来”？

界面文化：2021年清朗行动之后，各平台减少了投票和榜单机制，选秀综艺也随之取消，现在饭圈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

廖媌婧：传统选秀综艺虽然退出了主流舞台，但粉丝的需求和参与热情并没有消失，只是以新的形式分散到不同领域。《乘风破浪的姐姐》和《披荆斩棘的哥哥》接住了过去选秀综艺的核心逻辑——舞台竞演、排名、成团，满足了观众对“打投”和“陪伴成长”的情感需求。恋综也在承接粉丝的参与感，比如《心动的信号》《半熟恋人》。这类节目表面是观察恋爱关系，其实是在塑造具有偶像感的恋人CP。观众“嗑CP”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打投：通过投入注意力、情感和讨论，来表达对自己喜爱对象的支持。

传统的电视剧粉、同人粉一直保持活跃；近两年社交平台上兴起的团播，也在快速聚集新的粉丝群体。此外，粉丝的消费正在从线上文本走向线下体验。例如地偶演出，还有像上海亚洲大厦那样的小剧场环境，允许观众与演员近距离互动。甚至体育领域，粉丝经济的逻辑也在复刻。雷军这样的企业家，或者许多知识分子，同样拥有大量追随者。“粉丝”关系早已不限于偶像和爱豆，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情感认同模式。

地偶是起源于日本的一种唱跳团体，一般不会暴露在大众目光里，主要活动场地在小型livehouse。（图源：小红书@番茄水煮鱼）

吴畅畅：音乐剧或体育圈的粉丝文化并非最近两年才出现，2015年中欧就引入体育经纪人制度，要求运动员跟外界沟通交流。只是在2021年之后，原有的在线打投与文化运营转至其他平台，粉丝文化不只局限在商业偶像赛道的情况愈发“可见”。

向小红书、抖音的“移民”也侧面说明中国粉丝极强的适应性，类似历史学家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的“策略”，懂得因地制宜，及时止损，善于发掘平台优势，借力打力，为喜欢的偶像打投。

TF家族四代的考核曲目《卡拉永远OK》首先在抖音走红（图源：抖音）

界面文化：选秀综艺赋予粉丝更多主动的参与感和积极反馈，比如打投送pick的练习生出道。现在取消了这种机制，粉丝还能从哪里得到反馈呢？

廖媌婧：打投那种即时反馈的机制确实不复存在了，但如果我们把打投当作衡量粉丝反馈的唯一标准，就很容易污名化粉丝，觉得粉丝只会花钱、做数据，甚至为了达成目的会很无脑，但其实他们的情感也是非常丰富的。

很多恋综会设置排名，虽然这些榜单不发放实质性奖励，某个CP人气高不意味着他们的实际走向也是如此，但它至少满足了粉丝的表达欲：我认同他们的相处模式，我希望他们被看见。再比如《乘风》，虽然不能打投，但当看到姐姐勇敢地挑战自我，揭开自己过往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缺憾时，电视机前与她有共情的人同样能获得某种抚慰。粉丝群体的反馈是多元的，远不是“打投”二字能概括的。

吴畅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管叫“迷”、“粉丝”还是“饭圈”，本质没有发生过变化，即粉丝个体与偶像建立情感关联。主体向外投射，不管建立的关联是母子（妈粉）、恋爱（女友粉）还是其他，偶像都是在粉丝个体的精神世界里扮演他者的位置。它取代了信仰，却又不是信仰。因为信仰关涉宏大的形而上学建构，偶像只负责粉丝个体的微观治理，即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日常生活政治，而非解放的政治。

《偶像与我：狂热、共情与自我建构》
吴畅畅 赵淑荷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6-2

界面文化：情感联络包不包括同好之间的互动？

吴畅畅：这个问题不能一语定之。同好之间有分享，有交流，更有“雌竞”。例如某位粉丝被偶像“翻牌”，会引发其他粉丝的“同担拒否”反应，她们拒绝承认“那个人比我更值得被偶像看见”。

很多情况下，他们具有的是某种同仇敌忾的连接。这体现了饭圈的组织化过程。怎么把粉丝凝聚在一块？我的说法是“无法有天”。天顶就是偶像，它罩在我和同担身上，提供某种安全感。你也能理解成“房”，即偶像塌房的“房”，由粉丝一砖一瓦搭建起来。正是为了维护这一天顶，不少粉丝会“铤而走险”，冲破社会规范、伦理，甚至逾越法律边界——这就是“无法”。

经常有粉丝跟我说，她最近不再喜欢某个人了，“他发展得很好，没我什么事儿了。”可是一旦偶像遭遇外在异议或不公正的待遇，粉丝会变得兴致勃勃，战斗力十足，因为她们感受到“我的价值又回来了。”同仇敌忾一定建立在非同一性的基础之上，这个非同一性就是可能存在的“敌人”。我一直认为，饭圈的行动逻辑与法学家卡尔·施米特说的“敌我”政治高度相似。涉及身份认同的再现政治（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语）基本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而非饭圈独有。

廖媌婧：粉丝组织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工种和阶层。如果你加入组织比较早、参与的活动比较多，甚至与明星的经纪公司有更多联系，你就有话语权，会被称作“骨灰粉”或“元老”。

而那些游走在群体边缘的人，过去叫“潜水”，他们没有地位，也没人在意。只有当组织需要聚集更大的力量去做某件事时，才会动员他们。但到需要彰显高层架构者权力的时候，又不需要他们了。高层级的人往往是有优越感的。

韩剧《她的私生活》剧照（图源：豆瓣）

粉丝也分“氪金党”“白嫖党”和“数据女工”。最高级别是氪金党，只要把钱投下去，就能在偶像需要应援的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次一级的是数据女工，她们通常是年纪较轻的女孩子，没有太多经济能力，便通过做数据表达忠诚。白嫖党地位最低，几乎是小透明。粉丝之间有远近之别，存在明显的阶位差。

吴畅畅：廖老师讲的是饭圈的“安内”逻辑，就是要达成同一性，各安其位，我刚才说的是“攘外”逻辑。不是“攘外必先安内”，而是“攘外”和“安内”同时进行。

02 激烈的粉丝投射，谨慎的爱豆营业

界面文化：粉丝的集中追捧也反映出审美和时代情绪的变化，现在流行的明星人设是怎样的？

廖媌婧：大家不再喜欢完美人设了，更偏爱真实的“活人”。这与经济下行有关，完美被集体“祛魅”了。大家希望你有小槽点，但一定不能上升到道德瑕疵，有自黑精神的艺人反而更受欢迎。

明星会刻意塑造一些缺点。比如之前很多女演员会包装自己“爱吃”，潜台词是“我虽然瘦，但我和你们一样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大众也会主动“考古”明星的过去。《狂飙》热播时，粉丝跑到K歌网站，找出了张颂文早年录的翻唱作品，评价他“好有活人感”。虽然唱得不一定专业，但大众无非就是希望这个人不是刻板的、被精致包装出来的。这种情绪也跟当下对“精英”的解构心态相关。

正是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乘风》这类节目才敢做直播。放在十年前，让不会唱歌的人用不修音的方式直播，那是要被观众批评的。但现在大众看节目的心态更有松弛感：“不过是看个节目娱乐一下，一个周末而已，没必要太当真。最重要的是让我开心，生活已经很苦了，我干嘛还要给自己添堵？”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乘风2026》舞台《心愿便利贴》截图

吴畅畅：偶像人设与粉丝想跟精神他者建立什么样的情感关联有关。社会学家南希·乔德罗的《母职的再生产》一书，其中一个重要论断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别差异之一在于女性是关系性的，很容易把自己投身到一段情感关系中，而男性社会化的过程是要训练他挣脱对关系性的依赖。从这个层面上说，偶像几乎是为女性的情感需求而量身“定制”的。

团综兴起后，幼态柔弱的练习生出现在大众文化的版图里，引起不少文化保守主义的抨击，可是这些偶像的出现，不是要撼动既定的性别秩序，而是满足一部分妈粉、姨粉、姐姐粉作为“照顾者”的精神诉求。这些年也有很多漂亮的偶像，被粉丝称呼“老婆”。还有一类粉丝，“嬷粉”，叔圈是嬤粉的“重灾区”，代表霸权男性气质的男星，比如战狼式的吴京，被粉丝“嗑”成同性关系中的被动角色，在我看来这是“第二性”对“第一性”的双重挑战。

廖媌婧：前段时间陈妍希和周柯宇演的《狙击蝴蝶》很火，嗑的就是姐姐跟弟弟的恋爱。

吴畅畅：我发现过去这几年男生的“心灵”更加娇惯了——我是从《娇惯的心灵》这本书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在一个微侵犯意识越来越敏感，揭举和取消文化越来越显著的环境里，女生“心灵”的适应性得到野蛮生长，比如粉丝行动炼成的“共敌”政治。而男生天然携带的自尊和自我压抑的结合导致“内省”（与粉丝的“外投”刚好相反）在他们身上扩展，表现出敏感易碎的特质。不少男偶像正是以这种特质的商品化进到“成名的赛道”里，他们更需要姐姐或母亲式的照顾。

当然，大众文化不断制造从大女主到妈感、地母的人设，更彰显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感，甚至在“召唤”母系社会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女性的“母职”通过资本化的方式被公开，并得到更多女性承认，她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实现了角色反转，本质是权力反转。

《狙击蝴蝶》主演宣传照（图源：豆瓣）

界面文化：如何看前段时间张凌赫因出演《逐玉》被冠之“粉底液将军”称呼的争议？

廖媌婧：看剧要分类型、分预期。如果把一部剧当作偶像剧来看，那我的要求很明确，CP能不能打造好一点？恋爱线里的角色表演够不够丰满？剧情能不能别太拉垮？这些就够了。今年年初看《太平年》，期待就完全不一样。我会去想那段历史到底是怎样的，主创对于那段历史的诠释够不够到位。不要赋予一部古偶剧太多没必要的预期。不是每部剧都要承载所有的评判标准。

吴畅畅：问题的敏感点或许落在“将军”二字之上。“将军”天然地与战争、军事、主权相关，而这些领域在文化秩序的层面向来不容传统女性气质染指。把粉底抹在将军的面孔之上，无异于对一个高度象征化的男性领域实施某种“性转”。

批评者倾向于把男性的体格强壮、进攻性和责任心、进取心划上等号，在体格特征和品格属性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由此推论“粉底液将军”的形象必然有损男性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从逻辑学范畴看，把粉底液将军上升到身体民族主义的高度是不恰切的。

廖媌婧：我身边很多三四十岁的女性爱看《逐玉》，开始并不是冲着某个演员去的，而是被武安侯这个角色的“破碎感”吸引了。他出场时是受伤被杀猪女救了，一袭白衣，脸色惨淡，唤起了女性观众的照顾欲。你会天然把自己代入“妈妈”式的角色，而且你不是公主格格，也不是千金大小姐，你就是一个杀猪女。这带有一种去精英化的趋向。

《逐玉》中张凌赫饰演的侯爷将军扮相（图源：微博@张凌赫z）

等到后来武安侯恢复侯爷身份，他反过来支持你，这时候你又会获得一种“女友粉”式的感受。这种前后反差，完全满足了女性观众对于两种极致人设的情感需求。你说大家喜欢的是张凌赫吗？是所谓的“粉底液将军”吗？我觉得不是，是叙事给人物塑造带来的巨大能量。

界面文化：如何看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当下粉丝关于偶像期待的变化？

吴畅畅：从韩国二代男团入华惹怒“虎扑”“帝吧”成员，到蔡徐坤虎扑被群嘲，男团选秀练习生被喷“娘炮”，再到张凌赫的粉底液将军遭主流媒体批评，这条受贬低的文化“谱系”属于父权主义者或厌女主义者试图收复文化失地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因为这些男性偶像代表着异于主流霸权男性气质，并且得到大多数女性的审美认可。

世纪初，韩国二代男团得到不少女粉丝的喜欢，她们被强加两层罪名，一是文化背叛者，即遭到为何不喜欢中国而是韩国偶像的质疑，二是反直男文化的传播者，她们喜欢的“男性柔化”被强烈抨击。这两重“交战”都属于身份政治。或者说在中国，再现政治主体间的冲突和对抗，不是在其他领域而是在文化领域里出现。

从2005年《超级女声》中出道的冠军李宇春，在当时也被赋予性别政治的革命意味（图源：豆瓣）

界面文化：要求偶像代表正确，是不是造成塌房越来越频繁的原因之一？

吴畅畅：“塌房”的前提是偶像有“房”，即前面说的“天顶”。“房”以前是经纪公司搭的，但练习生制度入华之后，搭房的成本转嫁到粉丝身上——这种“共时性”的成长对炼成粉丝和偶像的情感关联，至关重要。这里的情感关联决定了偶像“安全房”的易碎性。国内偶像“塌房”很多是源自爱豆的情感事实同符号性人设之间的“裂缝”。爱豆频频被曝光劈腿、隐婚、恋爱等情感隐私，很大程度与练习生制度有关。练习生制度拦腰截断国内长久以来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的连续性，大部分未成年或年轻偶像的文化积累严重不足，情感诉求却远超负荷。

偶像的私德“有亏”也成了“塌房”的重要原因。在一个由南大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提出的人情、面子和权力搭建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经不起查，都有无法与外人道的自在或暗黑状态。但商品社会又需要透明和完美的公共形象来实现对受众的商品化“造神”。这里的透明，套用了哲学家韩炳哲“透明社会”的说法，明星的“自在状态”必须全部消失，只允许存在透明化且政治正确的形象。粉丝也更乐于相信他们舞台上的“表演”，后者如同摆设一般，陈列在展览馆中供人参观、浏览和膜拜。

“塌房”的频繁出现还确保大多数作为普通人的网民能够维系一种道德优越感。网民亲身经历公众名人“塌房”的颠覆性时刻，亲眼目睹在社会中占极少数的现世成功者突然回落到与自己同样的隐匿状态，这一经验反向帮助他们在想象中缩短自己同完美人生之间的距离，印证了法律与秩序对“所有人”的约束力。

界面文化：现在明星社交媒体全是清一色的商务或纪念日转发，生活分享和真实感受少了很多。

吴畅畅：我经常刷到有人感叹，世纪之交的明星敢说敢做，不像现在偶像营业谨小慎微，越来越程序化、标准化。一方面这和透明社会来临有关，偶像与经纪公司深谙前者的市场价值全然系于粉丝，而现在道德文化的保守和身份政治的显著化，导致偶像要追求“最大公约数”越来越困难。顾全大局的机巧于是变成偶像的谨言慎行。另一方面，如果偶像真的变成他们前辈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目前的大众社会也不一定会接受。所谓“活人感”的敢做敢当，是有道德和伦理底线的。

03 畸形与疯狂：从没好过的饭圈风评

界面文化：这些年评价粉丝幼稚、非理性、疯狂的说法又多了很多。

吴畅畅：粉丝被骂其实有迹可循。大众关于粉丝的负面刻板印象可追溯至1993年，在央视建台35周年文艺晚会上，蔡明、郭达和赵丽蓉合演小品《追星族》。蔡明扮演追星的高中生，冒雨等待四大天王开完演唱会后离场。当她看到保姆车经过，忍不住大声尖叫，但车没有停下来，相反疾驰而过，溅了蔡明一身的泥点子。随后描述粉丝“无脑”的最经典台词出现，“这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啊！”

小品《追星族》剧照（图源：百度百科）

再往后，2006年的杨丽娟，2021年的倒奶事件，不管事情真伪全情如何，只要在大众文化中出现，粉丝就被媒体等同于疯狂、非理性。在这种背景下，主流社会，甚至第一代粉丝即“迷群”，都公开表示要跟饭圈和饭圈化划清界限。但饭圈与迷本质并无区别，极端打投的情况，迷群时期同样出现过，并且这些也不是饭圈的常态，而是“例外情形”。

界面文化：三月全红婵被网暴事件传出，最后落点在批评“体育饭圈化”和“畸形饭圈”。如何看这场指控？

吴畅畅：媒体也声称这是“网暴”，可有什么证据能百分百证明是粉丝干的？所有网暴都跟饭圈有关吗？粉丝和饭圈现在被拿来背锅的情况太多了。当年网络舆论盛传樊振东遭受饭圈长期骚扰，并直言“体育不该沦为饭圈的战场”，但乒联用人不端等问题不也是关键因素吗——去年樊振东在德甲顺风顺水后社交媒体的讨论可见一斑？可很快，舆论焦点偏移，粉丝再度成为“背锅侠”。

全红婵与陈芋汐在巴黎奥运会斩获金银奖牌（图源：视觉中国）

廖媌婧：就是因为饭圈组织常常呈现出非理性、不受控的状态，所以很容易被当作工具，让利用这个工具的主体有利可乘，或者把它当作挡箭牌。只要找到一个“敌人”，其他人就都是无罪的，大家集中向那个敌人开炮就好，一切都被化约为非常简单的原因。“饭圈化”这个词已经被套用在任何一个可被关注的个体身上了，尤其当这个个体带有被消费、被资本化的价值时。

界面文化：把网暴和粉丝关联起来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为什么饭圈内的网暴事件屡见不鲜？

吴畅畅：有人问我怎么看饭圈跟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成为粉丝不关涉主体的自我持存权。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大体上是策略性的，是作为粉丝的人生课题进入到她们的生命政治里，粉丝不会因为喜爱或不喜爱某个偶像而有性命之危。

但是粉丝的在线言论交战造成的暴力真实存在。第一，共时性成长的逻辑导致粉丝与偶像的私人情感关联具有独占性，对异见零容忍；其次，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导致人与人之间原有交流的体面感和可尊敬性消失；第三就是粉籍与自我持存权无关。粉丝因而可以恣意地把异议者单独挑出来，挂在网上“开盒”。这只是取消异议者的在线社交生存权，不是取消生命权。

界面文化：怎么看“辱追”这类粉丝的出现？

吴畅畅：辱追不是黑粉，是边追边骂，缝合了羞辱与喜爱两种看起来水火不容的情绪。辱追是对死忠粉“供养式追星”的“反叛”，部分粉丝不想继续做“仆人”，而产生“我爱你，但是我必须要打击你”的心态。还有辱追粉觉得，只有“亲妈”或者“亲老婆”才能开恶毒玩笑，从而建立一种越轨的假性亲密关系。也有学者指出，辱追粉升华了东亚式家长教育（恨铁不成钢的爱）的管教逻辑。但无论如何，辱追现象在美国或欧洲是比较少见到的。

廖媌婧：过去经纪公司负责策划、包装偶像，所有资源都是公司争取来的。粉丝只能仰望偶像，甚至要接受公司的规训。但现在，权力关系发生了翻转。粉丝会觉得自己有能力为偶像“撕”资源，甚至出去替偶像“战斗”。你是我捧上来的，那你还不给我好好搞事业？有时候他们也会指责工作室不作为，甚至要求把工作室换掉。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从“偶像被公司定义”转向了“粉丝定义偶像”，粉丝从被动的追随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养成系组合TFBOYS（图源：单曲《样YOUNG》封面）

吴畅畅：粉丝从来就是一种自主性的体现，我称之为过度自主。过度自主是指暂时摆脱外在期待即“超我”的束缚，“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所爱的”。我交谈的粉丝里，有几个成绩很好的女同学，初中时喜欢上某偶像，但她们只是默默喜欢。她们很清楚成为粉丝这件事在生活中是“不合法”的，一定不会被爸妈老师理解。但“默默”也表明，尽管知道“不合法”，也要继续下去。因为她们可以在任务繁重的实现自我理想的道路上，借此喘口气。

界面文化：为什么饭圈收到这么多非议，还如此渴望迎合主流，比如向消费主义的靠拢、正能量方向的宣传，而非和其他亚文化那样“圈地自萌”呢？

吴畅畅：我是反对把粉丝视为亚文化的。在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里，亚文化具有抵抗性，但粉丝抵抗的是黑粉和对家粉丝，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不存在对既定政治机制或资本的抵抗，而只有“战斗”，与外在异见者的战斗，与父权主义者的战斗。

廖媌婧：粉丝文化的基础是产业化、组织化，要靠资源置换来活着。偶像需要被商业和品牌方认可，才能体现粉丝消费的价值。

吴畅畅：我的朋友在研究韩团二代男团粉丝时，发现一个现象——网络族裔散居 (Cyber Diaspora)。这些女粉在韩国本土被排挤，在国内又被父权主义者抨击，两边不讨好，夹缝中生存。这个时期，粉丝的主要任务不是寻求可见，而是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位置，摆脱自身被树立为脑残、低幼和非理性的形象。但我意识到饭圈成型后，她们不再执著于自身的合法性，而是爱豆的合法性，比如爱豆能签约更多品牌代言或被主流媒体接受，这构成粉丝打投的基本驱动力。

前面提到粉丝有“反规训”的逻辑，但悖论在于，正是在支持偶像的同时，粉丝不自觉地靠近现实秩序，这个在过去的成长岁月里不断向自己施加束缚和管制的秩序，如今为了偶像被认可，粉丝又不得不面对它，被它看见、注意。粉丝以为能逃出大他者的手掌心，可一系列的逃离和叛逆行为，只是把她们推向手掌心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