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出海，一纸还乡：《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的潮侨往事

这个五月，一部小制作的潮汕电影成为各地院线的黑马选手，电影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扎根岭南文化的方言电影凭借出色的口碑，在上映第11天逆势突围，获得母亲节的票房冠军。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给阿嬷的情书》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基于生存环境的艰难而下南洋谋生的潮汕华侨与家中妻儿的故事为主体，穿插各种历史背景故事而成，勾勒出一段尘封已久的潮汕华侨往事，触动了很多观众的心弦 。

然而，在银幕故事的背后，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电影更加厚重且残酷。本文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开始，结合笔者亲人的经历，讲述那一代潮人“三江出海，一纸还乡”的血泪故事。

撰文｜陈章煌

“下南洋”与“卖猪仔”

所谓的“下南洋”，在潮汕地区也被称为“过番”，自清代乾隆朝开始准许船只前往暹罗贩载大米进口中国开始，持续延续到20世纪，而晚清民国到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下南洋”的高峰时期，所谓的“下南洋”中的“南洋”指的便是东南亚诸国。

电影中，男主角木生为了逃避“抓壮丁”而下南洋逃生，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沿海地区的真实写照，许多家庭因为“抓壮丁”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当时，遇上抓壮丁的能跑的大都是逃到南洋去过番，而许多逃不了，就只能被迫跟随着战败的队伍一路撤退，最终远隔重洋，分隔两地，一些人比较幸运地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获得准许，回乡探亲访友，但是大部分人被“抓壮丁”后基本上都是望洋叹息，抱憾海岛。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木生最开始是下南洋到了马来西亚，通过电影中其他人物的口述我们知道，他到达马来西亚后从事了挖锡矿、割橡胶等工作，这也是当时许多过番华侨的第一份工作。晚清民国时期，英国殖民者殖民马来西亚期间，发现了马来西亚当地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橡胶，以及当地锡矿含量极高。所以，各大洋行纷纷在中国沿海各地开设洋行，其中就包括了潮汕地区的汕头埠。洋行通过委托中国人在本地招收工人前往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务工，这种通过正规手续前往的，除了在海上意外身亡之外，大部分都是在合同到期之后便乘坐船只回归家乡，危险系数较低。但是，当时更多的则是许多非正规洋行，坑骗不识字的劳工，骗他们签订卖身契，之后被运往东南亚的锡矿和橡胶园，从此再难返回家乡，这一类人便被称为“卖猪仔”。

我们看到电影中，木生到达马来西亚后寄了一封信回家，送信的人告诉淑柔说，你丈夫的平安批来了，所谓的“平安批”就是以前华侨先辈到达东南亚后寄回来的报平安信件，因为并不是坐上了船就能代表你能平安到达南洋，从大陆出发到东南亚，至少要一个多月的航期，在茫茫的大海上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有的遇上了极端天气，船毁人亡，有的遭到了海贼的劫掠，死无全尸，还有的因为是被“卖猪仔”，船上条件恶劣，病死在半途，最后被草草丢进海里了事。因此，下南洋在当时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若非确实没有出路，谁都不愿意去下南洋。

西淇村的古石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落云从摄。

承诺与坚守下的家族缩影

而关于木生与淑柔的故事，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理解。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就这样为一个人坚守一生。然而这恰恰却是当时许多华侨家庭的真实写照，而更多的是比这个更残酷。

笔者的干高祖母，便是另一个“淑柔”。笔者的干高祖父共有兄弟二人，干高祖父是长兄，其弟弟为了谋求生路，与红头船主签订了“红头船契”，所谓“红头船契”类似于今天的车贷，签订人按照船只大小，所值钱多少，按比例分为头钱和红钱，先付给船主头钱，剩下的红钱，则是通过每次运输所得利润按比例分成付给，直到所欠红钱还清后，则船彻底归签订人所有，不再需要与船主分红，而在这期间一旦发生事故，船毁人亡则债销，船主不得向签订人家属追索欠款，也无需赔偿签订人家属任何款项。

在弟弟签订了红头船契后，干高祖父便在家务农，帮着他的弟弟在三年内还清了红钱，又过了两年，他的弟弟生意兴隆，于是乎购置了一条新船交给笔者的干高祖父前去经营，同时，兄弟二人分别营建起了大厝。在大厝建好之后，媒人便给笔者的干高祖父说媒，在确定好对象后，干高祖父便出去行船了，想着等这趟船期回来后便迎娶干高祖母，在干高祖父去行船的期间，媒人便将干高祖母带到干高祖父家中，等候干高祖父回来迎娶。然而，干高祖父一去不回，音信全无，多方打听不得，干高祖母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他的未婚夫葬身茫茫大海了。

揭阳榕城区打铜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落云从摄。

而在干高祖父去世后，干高祖母并没有选择改嫁，而是默默为干高祖父守寡，从十几岁的年纪一直到去世一百零八岁，后来，在其年老之时，便跟笔者的亲高祖父母商量，要了笔者的曾祖父过房，继承香火。因为一句承诺，干高祖母为干高祖父坚守近百岁春秋，却始终如一。相比于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更为甚之，因为干高祖母至死都未曾见过干高祖父一眼。

笔者祖辈有多人下南洋，有的是为了“抓壮丁”而逃去了暹罗，有的则是为了谋生而去，大部分一去就终生未能再踏及故土。笔者的堂曾祖父，便是为了躲避“抓壮丁”逃去了暹罗，在暹罗从事小商贩，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其母亲病重才匆忙赶回家乡，却来不及见上其母亲最后一面，最终哭晕在母亲灵堂，在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准备返程回暹罗之时，握着亲人的手泪眼婆娑地说道：我上了年纪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家了，以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也如其所言，一语成谶，在返回暹罗之后，时隔一年在其母亲的忌日之后，这位笔者的堂曾祖父也病逝于暹罗，未能再回归故土，再也回不到他母亲的怀中，远隔重洋，山海难渡。

三江出海，一纸还乡

电影中，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侨批。所谓的侨批，指的就是海外华侨寄送回家的银信，是家书和银钱的结合体。侨批，在当时通信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海内外亲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一封封侨批飞越山海，往来于南洋与唐山之间，传递着海外华侨的思乡之情，也传递着家中亲眷的思念。正所谓“三江出海，一纸还乡”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最真实写照，许许多多的华侨先辈乘船远渡重洋，最后回来的都只是这一纸书信银钱，他们终其一生都未能再踏及故土，回到那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再见一面那些他们曾经熟悉的面孔。此外，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寄批回到家乡，许多人能寄回来的只有最开始的那封“平安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去南洋都能闯出来一条生路，更多的是在南洋默默无名地从事各种普通劳工或者小商贩，所赚银钱除了生活开销，便没有多余，因此，许多人连“一纸还乡”都未能做到。

这一点在电影中也有体现，许多海外华侨的生活环境也是十分艰难，早期华侨在南洋地区事业有成之后便在当地开办了许多华人的中文学校，教育华人子弟学习华文知识，后来南洋地区出现了激烈的排华，导致许多华文学校被关闭和叫停，私下创办华文学校更是被当地所不许，同时，许多其他人群认为华人的到来，导致他们没有工作等等，认为华人造成了威胁。因此，在当时华人商店、住所、船只经常遭受来自其他人群的劫掠，故事中的转折点也发生在这个时候，男主角木生在一次抗击当地人群劫掠船只的过程中被歹徒连刺数刀后扔进了河中。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许多人在看这段的时候都觉得，原本木生只要装不知道不出来，就不会死，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海外潮人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这一点在电影中的另一个情节也看得出来，一个初到南洋的小伙子收到家中信件告知母亲病重，着急忙慌地去银信局寄钱，周遭在等寄批的人听闻后纷纷慷慨解囊，拿钱支援，并且优先给他插队寄信。这就是潮人之所以能在海外立足的一个根本原因，团结互助。早期许多下南洋的潮人就是靠着大家自己人互帮互助，一步步在异国他乡立足，生存，发展的。所以，在木生看到同乡的船只被劫掠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在后期潮人逐步在南洋地区站稳脚跟后，潮人开始在南洋地区开办善堂、华文学校等，善堂的创立为许多初到南洋的华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得更多的潮人去南洋地区的时候不再那么艰难，华文学校的创立则是许多华侨先辈与南洋当局各个当政者多方周旋而争夺而来的，华文学校的创办为华人文化的落地生根提供了一片优渥的土壤。这也是许多海外华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们要让自己的后代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根，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也基于这一点，许多海外华人至今完好地保留着家乡的传统习俗和礼仪。相对比下，故土家乡的许多地区却因为生活节奏等诸多因素在对传统的习俗和礼仪礼节做减法。

综合整部电影来看，讲述的其实就是当时诸多海外潮人和故乡之间故事的一个缩影。但是，这个缩影却是当时许多海外华侨和家人、故乡之间的真实写照。许多人过番之后，便未曾再归乡，甚至在南洋另行娶妻生子的也大有人在，而许多留守家乡的妻儿，在日复一日的期盼中熬尽了红颜，逐渐的默认了一个个不愿承认的事实，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南洋站稳脚跟之后，便回乡接上妻儿，共赴南洋，不再忍受着远隔重洋的思念之苦。

揭西县棉湖打铁街的周边巷子，施云龙摄。

电影在淑柔和南枝的误会解除后，淑柔前往泰国看望南枝并迎接木生的神主牌位回乡中落下帷幕，这也是对电影来说一个最好的结局。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电影最后这一幕的重要性，对于潮汕人来说，生不能归乡，死也要魂归故里。电影最后，淑柔抱着木生的牌位，轻轻地说：木生阿，俺回了，回来内了。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那句“回来内了”是多少个海外潮人先辈魂牵梦萦的梦想，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达成的理想。

也因此，潮人在海外立起了韩江家庙、报德堂等许多宗祠和善堂，为许许多多未能回归故里的潮汕先辈提供了栖身之所，让他们能够有所祭祀，不致飘零无依，这也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践行着潮人团结互助的精神。

《给阿嬷的情书》描述的只是众多华侨家眷中的一个，但是背后那成千上万的一封封侨批，传递的却是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以及父母对孩子的顾盼之情，他们远隔重洋，关山难渡，所有的情绪都化在纸上的一字一句之中，正所谓，三江出海，无数游子赴南洋，一纸归乡，几多番客见爹娘。

曾经，笔者曾经亲眼见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下南洋几十年以后，才得以重返故乡，心心念念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老人步履蹒跚地跨过宗祠的门槛，急不可耐地扑到神龛前，用混浊昏花的双眼，在密密麻麻的神主牌位中，搜寻着父母的牌位，同时一边喊着：“父啊，母啊。我回来了，恁不孝个仔回来了，父啊，母啊！”在一遍遍搜寻之间，因为老眼昏花寻不到亲生父母的牌位后，变得愈发迫切，呼喊声愈发大了起来，那一句句“父啊，母啊，我回来了啊！”在空旷的厅堂里回响，却再也得不到一声回应，终于在旁人的指引下，看见了父母的牌位后，突然放声大哭跪倒在神龛前的一幕，又何尝不令人揪心，这也是许多华侨先辈的真实写照，他们终其一生都未曾见到父母的最后一面，有的甚至连他们的牌位都未能见到。

下南洋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一代代华人勇下南洋，闯荡东南亚谋求生路的故事却始终在南洋和唐山之间口口相传，在那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之中流传百世，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存在于每一代海内外华人之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 陈章煌 ；编辑：李永博 李阳；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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