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自己人开骂？76年殖民老底被掀，加沙暴行不是头一回

过去两年半里，以色列加快推进其实现“大以色列”的核心项目。自1948年“灾难日”以来，它持续推动消灭巴勒斯坦人的企图，如今已经升级为加沙的全面种族灭绝暴力。

以色列殖民暴力的升级还包括在约旦河西岸发动自1967年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制迁离行动、重新打压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以及把以色列监狱改造成一张酷刑营网络，在那里，令人发指的残暴已成日常。

以色列对黎巴嫩和伊朗的大规模袭击，以及它对“加沙模式”的使用——尤其是在黎巴嫩——让针对平民、社区、学校和医院的系统性打击，以及大规模破坏、痛苦和死亡，成为这个地区的现实。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引发了国际经济危机，也凸显出种族灭绝政权会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威胁。

很难想象，在这场骇人现实之外的地区未来，不需要以色列国家——在其大多数犹太公民支持下——面对追责。追责意味着要把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清除政策时的经历和知识放在中心位置，但支撑这场种族灭绝的犹太至上主义和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也同样在压制巴勒斯坦人及其结束这场暴行的行动。结果是，主要由犹太人发出的、批评以色列的声音，得以穿过这种审查和压制的缝隙进入公众视野，但它们在追责问题上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思路。

事实上，巴勒斯坦人，甚至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48年之前就已经把犹太复国主义理解为一种排他性的、定居殖民的、暴力的民族国家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巴勒斯坦学者的研究就能说明这一点，比如社会学家阿里吉·萨巴格－霍里在《殖民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左翼与巴勒斯坦灾难的形成》一书中指出，在英国殖民当局的庇护下，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通过在耶斯列山谷／马尔贾姆·伊本·阿米尔边境地区建立基布兹殖民地，积极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剥夺。

如果不考虑这套在此前30年里形成的、带有清除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共识，就不可能理解1948年的“灾难日”；这套共识在大屠杀之前就已经影响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和行动。1948年的“灾难日”还标志着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而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排他、种族主义和暴力特征；借用巴托夫书名的说法，以色列国家从根子上就是“出了问题”的。

巴托夫曾经属于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今则拒绝这一判断。他对加沙种族灭绝的论述，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论述方式如出一辙。直到以色列在全球直播的种族灭绝面前，他才终于发现很难再否认“种族灭绝”这一指控。对他来说，2024年5月以色列进攻拉法，标志着以色列转向了种族灭绝。

这也意味着，在巴托夫看来，以色列最初几个月的行动——也就是其最致命的阶段——并不构成种族灭绝，尽管他承认，当时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已经明确表达了种族灭绝意图。这种对“种族灭绝”认定的限定，反映出巴托夫对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的乐观判断，其目的在于掩盖犹太复国主义的清除逻辑、1948年“灾难日”与2023年10月以来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暴力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因此，巴托夫认为，“把注意力放在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功能性现实上，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动机，也忽视了几代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者和支持者的内在自我认知。”

在这种叙事里，犹太复国主义的受害者——如今已进入其种族灭绝阶段——错在用自己亲历的剥夺和暴力来判断犹太复国主义；相反，他们本应足够“理解欧洲犹太难民的愿望”。这种框架把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反殖民斗争——从1936年阿拉伯大起义，甚至更早——描绘成对巴勒斯坦犹太定居者的敌对侵略，从而在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制造出一种虚假的等同。

我们同样知道，虽然犹太难民在寻找庇护所，但把他们输送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真正希望的是让这些移民形成一个犹太人口多数，从而最终帮助犹太复国主义控制这个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把难民变成了定居者。更重要的是，至少有一些在1948年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抵达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难民明白这一点，也明白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复制了他们在欧洲经历过的那种排他性的暴力。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极其苦涩的解放——如果他们把它视为解放的话。

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巴托夫的书里没有明确呼吁法律追责，尤其是在最近那层长期庇护以色列、使其免于为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罪行负责的“免责外衣”被撕开之后。

为什么他没有明确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追责行动？巴托夫确实提到了国际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存在的非法性所发布的咨询意见，但他没有说明，这份意见要求第三国既不要承认，也不要帮助或协助维持这种非法状态——这实际上为采取有效措施、向以色列施压以停止并纠正其违反国际法强行规范的行为打开了窗口。相反，巴托夫警告说，如果以色列不改变方向，它将面临类似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那样的孤立。

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巴托夫的书里没有明确呼吁法律追责。许多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和巴托夫有类似的担忧。比如，备受推崇的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在2025年8月上旬告诉意大利日报《共和国报》说，“以色列的诅咒始于1967年后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就抹去了1948年的“灾难日”——并表示他仍然“拼命”支持两国方案；也就是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没有武器”的巴勒斯坦国家。

但他对巴勒斯坦／以色列的设想，核心仍然是把以色列从一个以犹太人为多数的国家中挽救出来，避免它走向一个他所担心的未来或“噩梦”——在那里，受过教育和掌握技能的人会大量外流，国际孤立不断加深，制裁也可能到来。真正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是：自犹太复国主义定居殖民政权建立以来，它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历史性和结构性不公，究竟该如何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追责义务。

巴托夫提出的“对生活在河与海之间的700万犹太人和700万巴勒斯坦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重新思考”，主要意味着结束加沙战争、重建加沙、取代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最终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这个国家只有作为与以色列组成邦联的一部分时才具备可行性。在这一设想中，依据达莉娅·施因德林的写法，加沙甚至可能变成“地中海的迪拜”，而邦联模式则被包装成对失败的奥斯陆式两国方案的替代。

巴托夫没有看到，把巴勒斯坦难民降格为与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相近的地位——而这些定居者本身就是犯罪性定居政策的积极参与者——实际上是在重申一种殖民逻辑，尤其是在这一设想对返还或赔偿只字不提的情况下。

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托夫对以色列现状的愤怒，事实上并不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巴托夫采纳的是施因德林提出的一项近期方案，而施因德林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以色列犹太人；但其实也存在一个巴勒斯坦方案：由萨尔曼·阿布·西塔领导的巴勒斯坦土地协会方案。

这个方案为难民回归提供了详细且可行的计划，并且是在与难民及其后代协商后制定的，允许他们在不需要大规模迁移以色列人的情况下回到绿线以内。

巴托夫所说的“缓解人口失衡的恐惧”，正是他所支持方案的核心。就实际而言，这意味着1300多万巴勒斯坦人将被分配到历史巴勒斯坦22%的土地上，以实现他们集体的民族愿望和权利；而大约200万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则被降格为少数群体，而不是一个有权自决的原住民族群。

因此，巴托夫把以色列《独立宣言》称为一次错失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份宣言如何通过把巴勒斯坦人排除在“我们人民”之外，正式确立了犹太至上主义政权。它只承认犹太民族对这片土地拥有排他的天然权利，仿佛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人之地。

那些在“灾难日”中幸存下来、并留在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只被当作“少数群体”对待；名义上，他们享有的不是集体民族权利或主权权利，而只是“对其所有居民，不论宗教、种族或性别，享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人们本来或许会期待，犹太复国主义定居殖民项目的种族灭绝升级，会暴露这种至上主义逻辑的灾难性后果，促使批评以色列的人彻底放弃它。可现实是，我们再次面对的，仍然是试图把殖民者的安全关切置于被殖民者之上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如今又被人口语言包装起来。

被殖民者的安全关切——以及必须为殖民种族灭绝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国际法上的不再发生保障——要么完全缺席，要么最多被放到边缘。

巴托夫在讨论这一设想时，最后提到一个颇为奇怪的说法：如果美国不对以色列施加强大压力，德国或许可以成为推动以色列朝这个方向前进的主要力量。现实却是，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把以色列推向种族灭绝方向——它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纳粹，并暴力压制和关闭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包括在德国城市街头对巴勒斯坦人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警察暴力。

尼加拉瓜在2024年3月向国际法院提起的、指控德国共谋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案件仍在进行中，而巴托夫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使他的说法尤其成问题。

在这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有限承认之下——既没有任何法律追责的呼吁，也没有一套能够全面回应“灾难日”持续伤害的政治愿景——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托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对以色列现状的愤怒，事实上并不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中心。

相反，这种愤怒仍然是在犹太至上主义框架内，试图把以色列从一条在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无论他们如何自称，都是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