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秦汉至唐宋时期（一）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二）

天府之土与大汉帝业（上）

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大汉王朝的创建者，汉民族和汉文化的重要开拓者，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史称“汉高祖”。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纷乱，诸侯并起。刘邦在沛县积极响应，并与项梁、项羽一同起兵反秦。当时，楚怀王熊心与反秦诸将士约定，“谁先攻入并平定关中，谁就可以称王”。结果，沛公领军攻武关，战于蓝田获胜，进军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降沛公，沛公成为楚怀王约定中事实上的灭秦者。沛公进入咸阳后，籍吏民，封府库，于秦国重宝财物秋毫无犯，还军驻于霸上，并与秦之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以取代秦之苛严暴法。又安抚关中吏民，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以静待“封王关中”。

汉王元年（前206年）二月，诸侯会盟。项羽背弃楚怀王关于“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盟约，自封为西楚霸王，并三分关中之地，分别封予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封刘邦为汉王，允许领有巴、蜀和汉中三郡四十一县之地，都于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东部）。

同年夏四月，刘邦带领数万士卒，从杜陵入汉中就国南郑。为防备其他诸侯借栈道袭击汉中，也为了向强大的项羽集团表示并无东出与之争衡的决心，汉王刘邦接受谋士张良的建议，烧毁了进入南郑时修的全部栈道。到达南郑后，汉王又听从韩信“必欲争天下”的建议，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经故道沿嘉陵江河谷越过大散关，进攻雍地，以夺取三秦之地。夺取三秦之地，为汉王率众东进，与项羽逐鹿中原、以争天下奠定了基础。

汉王初出汉中进军三秦时，曾专门把萧何留在大后方，委托他收取巴郡、蜀郡的租赋以供给军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王自汉中出三秦讨伐项羽时，萧何征发蜀、汉中两郡粮米多达万船，运往前线补充军粮，又收募两地精壮之民，以替补军中伤病羸弱之卒。

汉王三年（前204年）四月，汉王与项羽大战于彭城。汉军遭遇败绩，情势十分危急，不得不屯兵于荥阳。驻守后方关中的萧何立即组织关中未著名籍的老弱之民前往荥阳补充兵员。同时，韩信收兵前往与汉王相会，才让汉军恢复了元气。六月，楚汉争斗正酣之际，关中地区因长年战乱，导致田地无人耕种，遭遇罕见的大饥荒，米价一斛贵至万钱，民无以聊生，死者过半。为赈济关中饥民，汉王允许关中饥民“就食蜀、汉”以活命，蜀、汉之民再次为高帝解除了后顾之忧。

自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以来，蜀地沃野千里，山林竹木、稻谷鱼蔬遍野，史称“民无谷而饱，无凶年饥馑之忧”。巴蜀作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其具有的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汉王长年对外征战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是后方空虚的项羽集团无法比拟的。

汉王五年（前202年）十二月，垓下一战，汉王彻底击败项羽集团。次年（前201年）二月，汉王在氾水之阳上尊号，即皇帝位，建立大汉王朝。

汉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制度。巴蜀作为曾经的“王业之所”，其地并没有分封藩王，而是实行郡县制。汉高祖刘邦在巴蜀之地分设巴郡和蜀郡，以体现他对巴、蜀之地的感恩与重视。不过，汉高祖曾封雍齿为什邡侯、宣虎为南安（今乐山市）侯、张瞻师为繁（今彭州市东南）侯、许猜为严道（今荥经县西）侯，景帝时又封苏嘉为江阳（今泸州市）侯。直到武帝时，以上五个侯国才被废止。

为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采取广施恩德、赐民以爵、奖励军功、轻徭薄赋等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措施。对那些为汉高祖夺取天下做贡献的蜀、汉之民，高祖给予了他们特别的奖赏。如汉高祖认为，蜀郡、汉中郡之民，在平定三秦之战中劳苦功高，于是诏令免除两郡百姓两年的“租税”。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六月，朝廷再次颁布诏令，对于士卒中有从高祖入蜀郡、广汉郡和关中者，终身免除其租税。次年三月，再次扩大“租税”减免的对象和范围，诏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

就是说，凡是跟随高祖入蜀、汉中及参与平定三秦者，免除他们世世代代的租税，这就将减免赋税的对象从此前参战的士卒扩大到所有参与者，从减免参战者本人的租税扩大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充分表现了汉高祖对蜀、汉之民的恩惠。文帝二年（前178年）六月，朝廷再次嘉赏随高帝入蜀汉者，诏云：“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一次性赐予他们多达三百户的食邑。

汉高祖自汉中出平三秦时，巴郡賨人（亦称“板楯蛮”）在阆中人范目的带领下前来投军。

民充任汉军前锋，冲锋陷阵，“锐气喜舞”，为汉高祖平定三秦立下汗马功劳。賨民此举，为汉高祖所独喜。他认为，赛人冲锋时唱的歌是“巴渝舞”，乃“武王伐纣之歌也”，于是诏令乐府专门习賨民歌舞并在军中演练。汉高祖平定三秦后，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后改迁渡沔县侯。汉高祖东进与项羽集团争夺天下时，因赛人思归故里，高帝不忘嘉赏其功，帮助赛民返乡。高祖称帝后，有鉴于板楯蛮参与平定三秦的独特功绩，特“复夷人”，免除了板楯蛮七大姓的全部赋税和徭役；对巴地其他种姓的夷民，汉高祖亦对其所纳赋税有所减免，规定每户每口每年仅须出賨钱四十钱，故世称巴汉夷民为“賨人”。

汉朝新建“初为算赋”时，仅规定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岁者须出赋钱，每人每年仅须缴纳算钱一百二十钱，作为府库兵马车船之资。高祖称帝后，田赋执行十五税一，应该说这较周之“十税一”为轻。但郡县普遍存在“多赋以为献”的现象，也就是地方官吏变相增加百姓税赋“以为献”，而侯国、王国加增的赋税尤多，引起了这些地方百姓的不满。为杜绝“多赋以为献”对百姓利益造成损害，汉高祖诏令诸侯王、通侯一年仅以十个月为献；郡县则按人口数计算，每人每年仅给献费六十三钱，不得再有任何加增。汉初执行的十五税一制，曾因朝廷财用不足而短暂废除。汉惠帝继位后，又恢复了十五税一制。汉文帝轻徭薄赋，施惠于天下；他听从晁错的建议，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并将算钱减少到每年每口四十钱。孝景帝二年（前155年），朝廷将文帝减损田赋其半的做法制度化，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田租减半，田赋实行三十税一，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有助于改善民生，发展生产。是时“诸侯四夷，远近欢洽”，四境安宁，天下百姓欢娱，史称“文景之治”。

汉武帝通西南夷，开蜀道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景帝中子，母曰王美人。武帝幼年时即聪明颖悟，景帝特为之改名曰“彻”。7岁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约55年。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对外北击匈奴，西通西南域开蜀道，平定两越，开通西南夷，奠定了华夏中国的广大版图；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独尊儒术，执行盐铁专卖，发展经济，开创了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中国古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汉经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七十余年的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到武帝继位时，国家无事，百姓丰衣足食，府库钱粮充足，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社会、经济之富盛由此可见一斑。为彻底击败匈奴，平定南越，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武帝听从唐蒙、司马相如和张骞等的建议，决定开通西南夷以广巴、蜀，稳固西南边疆。

“西南夷”最早是西汉王朝对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总称。西南夷包括西夷、南夷和西南夷，其族类各异，成分复杂。西夷是指巴蜀以西的少数民族，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西南夷以夜郎、靡莫之滇、邛莋和冉駹四大部族为主，分布在蜀郡西南面七个不同的区域。据《史记》《汉书》记载，西南夷的基本概况如下。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计，其中，夜郎是最大的。夜郎疆域的中心区域当在北盘江上游、中游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安顺市、黔西南的晴隆、普安及六盘水市的盘县一带地区。

夜郎的西边，靡莫之夷以十数计，其中，以滇为最大。滇既是族名也是国名。靡莫之夷的中心位置大约在今云南滇池附近。楚庄王苗裔庄蹻在战国时入滇为王，而靡莫之夷与滇“同姓相扶”，他们都属于荆楚之人的后代。

滇的北面，君长也以十数计，其中，以邛都为最大。邛都夷的族属至今没有定论，一般指古代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各少数民族，大致以今西昌市南为中心。邛都之民，无论男女，都把头发梳理成锥形的椎髻。他们主要以耕种田地为生，已有聚集居住的城邑。

夜郎境外，西边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的部族名为“巂”“昆明”。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梳发辫，他们随牲畜迁徙游牧，没有定居点也没有君长，土地广至数千里。这些部族与夜郎、靡莫之夷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均有所不同，属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计，其中，以徙、莋都为最大。徙人、莋人分布在今凉山州、甘孜州以及雅安一带。西汉时期，莋人的中心区域在今汉源县东北。

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计，其中，以冉駹为最大。冉駹或土著，或移徙，居住在蜀地的西边，大致位置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一带。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计，其中，以白马为最大。冉、駹同类，同属于氐族。

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命大行令王恢兴师讨东越，同时，命令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意图以讽喻劝谏的方式，说服南越王归附大汉。唐蒙（生卒年不详）在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市）吃到蜀地出产的枸酱，经询问得知这些枸酱是蜀地商人偷偷从夜郎经牂牁江（今盘江）运到番禺的。在了解到从巴蜀至番禺的捷径后，唐蒙上书汉武帝，指出南粤王名义上为外臣，实际上常以一国之主自居，颇存异心。今从长沙、豫章进攻南粤的水道多数被阻绝，难以通行，不如借助巴蜀的人力、物力，从夜郎出发经牂牁江直抵番禺，奇袭南粤更加容易。汉武帝同意了唐蒙的这一建议，任命唐蒙为中郎将，持节带领千余人和大批财物，自苻关（今泸州境内）入见夜郎王多同。唐蒙送给多同大量财物，恩威并施，说服夜郎王归服大汉，并约定在夜郎置汉官，以多同之子为夜郎令。夜郎周边的小部族贪恋汉朝的财贿缯帛，认为夜郎至西汉的道路险峻，西汉并不能真正占据夜郎，于是都答应了唐蒙归服大汉的约定。唐蒙回去向汉武帝报告夜郎归服大汉的情况后，汉武帝于是从巴郡、蜀郡分出部分地区，连同新开辟的夜郎之地，设置犍为郡。

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广汉三郡吏卒万余人修建“南夷道”，希望从僰道直通牂牁江，打通进军南越的路线。在唐蒙修建从笮关（亦作苻关）至建宁的道路之前，僰道令已修通了从僰道至青衣（今雅安）的道路。唐蒙主持所修的南夷道，宽一丈有余，深三四丈，沿途山岩沟壑纵横，须不断在高山深谷中凿石修建栈道，工程难度极大。从巴、蜀等郡转运粮米物资到南夷道的路途非常遥远，运输极其困难，耗损也很大。南夷道修建历时两年，费以亿计，但仍未修通。唐蒙急于求成，为了抢工期，遂用军兴之法，杀了延误修路的僰道令，谚语所谓“思都邮，斩令头”,指的就是唐蒙以军兴令杀僰道令之事。修路士卒常年忍饥受饿，遭受湿热，本身死伤甚多，加之唐蒙简单粗暴的行事方式，最终激起民愤，史称“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唐蒙的所作所为逐渐引起巴蜀吏民对西汉朝廷的强烈不满。汉武帝知道这一情况后，派遣司马相如返回蜀郡处理此事。司马相如谕告巴蜀士民说，唐蒙惊扰烦劳巴蜀百姓，郡守擅自下令百姓转粟运输，都不是皇帝本人的旨意。司马相如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安抚巴蜀吏民，很快就平息了巴蜀之地的汹汹民情。不过，在司马相如谴责唐蒙时，南夷道已基本修成，并在南夷道首次设置了邮亭。

邛、莋之君长听说南夷道诸族与汉朝相通得到很多赏赐，多数君长都表示愿意归服大汉，希望朝廷像在南夷道做的那样，也在其地设官治理。汉武帝向司马相如了解相关情况，司马相如回答说，邛、莋、冉、駹诸族接近蜀郡，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时的张若就曾在那里设置郡县，至汉兴时才被罢置。现在若真想开通这一地区，应该比开通南夷道更容易。汉武帝认可了司马相如的建议。元光五年（前130年），朝廷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开通西夷道各部。邛莋、冉駹、徙榆等族拆除边关，拆掉关隘，西边达到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南边以牂牁江为界，又通零关道（今芦山县），建桥于孙水（今安宁河）之上以达到邛都。司马相如经略西夷道已定，汉武帝于是在西夷道地区设置一都尉、十余县，使之归蜀郡管辖。

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回来，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等物。据说这些物品是从距离东南身毒国（今印度）数千里外的蜀郡商人那里得来的；甚至有人说，邛西两千里就是身毒国。张骞认为大夏在汉朝的西南方向，他们羡慕汉朝并想与汉朝交往，只是担心匈奴阻隔他们与汉朝交往的道路。假若大夏真与蜀郡相通，那么，从蜀郡到大夏再到身毒国的通道，不但更近且无须担心匈奴的阻隔。汉武帝听从了张骞的建议，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从西南夷间出，前往探寻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他们到滇后，为滇王所挽留，历时四年，但效果甚微。

蜀身毒道示意图（图源：华西都市报）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武帝调集五路大军进讨南越。其中一路借道巴蜀，从夜郎下牂牁江，同时，征调西南夷一同参战。且兰（今贵州省贵平、黄平一带）等部不愿参与讨伐南越的战争并反叛大汉，杀死汉朝派驻其地的官员和犍为郡太守。第二年，大军平定南越返回时，中郎将郭昌、卫广顺势攻灭了且兰，斩首数万，西南夷震恐，都愿意臣服。汉武帝遂以南夷之地置牂牁郡（今云南省、贵州省境内），以邛都之地置越巂郡，以莋都之地置沈黎郡，以冉駹之地置汶山郡，以西白马氐（今甘肃省南部）之地置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又在云南境内设置益州郡，并赐予滇王王印，以示朝廷对其的恩宠。至此，西南夷大部分地区归入汉朝版图。

汉武帝开通西南夷，推行郡县制，是与他通过武力驱逐匈奴、制服百越，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宏大理想密切相连的，也是他实施大一统国家策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一方面，加强了西南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版图，增强了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辖；另一方面，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治建设的增强，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不断传入西南民族地区，有助于西南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往来，有助于西南各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并对增进西南各民族人民心向中原、心向统一的国家共识和中华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感具有积极作用。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