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成员国以141票对0票通过重大草案，中国外交部表示赞赏

5月6日傍晚，巴黎波旁宫国民议会大厅。

议事日程表上那个编号刺眼的“第22项”——关于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审议，终于推进到了表决环节。

现场陆续亮起141盏绿灯，反对席的数字全程没动，始终钉在零。

坐在旁听席上的《环球时报》驻法国特派记者尚凯元目睹了整个过程。

对面波旁宫的另一翼，第二天参议院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完成了最后的确认。

这张跨越两院的“零反对”成绩单，连见惯了议会拉锯的当地记者都觉得不太寻常。

次日北京，外交部蓝厅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举手提问如何看待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这项法律草案。

发言人林剑的回应不长：“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

但后半句才是真正的分量所在：“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

话很克制，但弦外之音很清晰——合作，我们一直在做；专业，才是这条路上真正的硬通货。

事情还得从波旁宫那张141比0的票面说起。

法国舆论立刻炸了锅，街头社交媒体褒贬不一。

有人将之视为殖民历史的迟来道歉，有人讽刺不过是巴黎在非洲争夺影响力的政治戏码。

要把“道歉券”换成真金白银，至少需要一份能落地生效的长远机制。

问题是，这份满分考的答卷，究竟能考多少分？

翻开法案文本，首先看到的是一道精确到近乎冷酷的时间线——可适用范围限定在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终结滑铁卢，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的大门正式敞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在国际法中确立了现代文物流通的规范框架。

换句话说，1815年之前的拿破仑征文物——那些第一批被运进卢浮宫的古埃及方尖碑和古典雕塑——统统不适用新法。

1972年之后失控的现代文物流失案件，也只能通过民事法庭的漫长诉讼慢慢磨。

对中国而言，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全被这道时间尺精准圈在红线之内——时间上对得上，不等于就能直接打包装箱。

只要法国方面把那些文物定性为“正式交战取得的战利品”，在法律上就可以绕开“非法所得”这道门。

其实真正的门槛还不在这里。

法国《遗产法典》长期奉行“公共藏品不可转让”原则，意思是只要一件文物入库进了公立博物馆的藏品帐，原则上就不能从账上划走，不能卖掉、不能移交、当然也不能归还。

过去每一次归还，法国议会都要专门针对单件或单批文物通过一道特定的法律，烦琐到可怕。

2021年法国决定向贝宁归还26件阿波美王国文物，从启动协商到完成议会立法再到实物交割，整整耗了三年。

2020年向贝宁归还了26件阿波美王宫珍宝、向塞内加尔还了一把酋长佩剑，然后，就没下文了。

直到2026年初，一面1916年从科特迪瓦埃布里部落被法方没收的“会说话的鼓”才得以回到原籍国。

此次的新法案，最核心的变化是为此建立了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符合归还条件的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相关事宜不再通过逐案立法，而是由法国文化部长牵头走行政程序批准。

告别“一事一议”，审批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月。

原先文物归还问题总要拉到议会里吵成政治热点，现在转进行政和科学轨道，更接近一种客观的法律判定。

可是，行政流程走快了，不代表障眼法就消失了跟。

所有归还申请，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然后还要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

委员会成员多由法方主导，中国虽然能派专家进场，但轮子转多快、文件批不批的主导权，终究不在北京这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点得很透：“即使法案通过，文物的实际返还仍需经过法国和文物原属国共同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和法国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审议，并由法国文化部长签发行政令。事实上，主导权还在法方手中。”

另外，法案规定法国政府每年向议会提交一份报告，公开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以及处理进度。

听起来金灿灿很透明，可一旦法国政府要正式承认自己手里哪些文物是非法获得的，舆论压力和外交风险就全压过来了——历史面子吃亏、博物馆利益两头挨打。

说到底，法国人心里最优先排队、最上心的名单，从来不是中国文物。

马克龙2017年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放出的那句承诺——“非洲的遗产不能只留在欧洲的博物馆里”——才是了这整场立法剧的真正内核驱动力。

阿尔及利亚、马里、贝宁等非洲前殖民地的追索申请早就在法方的案头堆成了山。

优先归还的方向，首先指向非洲。

中国文物的返还，只能在清单里排在后面，暂时只能等、只能靠专业谈判一点一点推进。

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另一重更深的尴尬被翻了出来——法案只对公立馆藏中的文物适用。

私人收藏家的地下室、拍卖行的预展柜里流散的国宝，一律不归这道程序管。

大量最重要的中国青铜器、玉器、字画，恰恰散落在这些私人藏市和拍卖场上。

想从民间渠道追回，靠法律硬条条几乎无解，最终还是得靠司法诉讼打官司或者商业谈判私下磨。

霍政欣也提醒了一句，法案虽然排除了军事物品、公共档案、考古发现等类別，但“什么是军事物品，法案并未明确，解释不同，返还文物的范围也会不同”。

差几个字，就可能差出几十件流失文物能不能回来。

旅法华侨张家骏在法国生活多年，一直关注着这批流失文物的命运。

“法案正文中并未单独提及中国，法国政府和议会反复强调的，始终是马克龙2017年在非洲的那句承诺。”

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者陈思远的分析则更为冷静：“对照过去案例，本次国民议会立法主要是为了改善与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不能认为此项法案是为中国而立的。”

即便方向如此，圆明园文物在时间上确实处于优势。

法案1815年至1972年的窗口期，完整覆盖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关键节点，也精准框住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事件时段。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指出，这个时间范围覆盖了1860年圆明园劫掠事件，“圆明园被劫掠文物在原则上属于应予返还的范围”。

但“原则上”三个字就是最大的坑。

法国议员波尔捷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强调得很清楚：草案“拒绝任何笼统逻辑、任何自动性、任何含糊其辞”。

想要一件圆明园文物被放行，中国需要拿出完整的、不会被人指摘的证据链，证明它是被非法掠夺的，而不是“正式交战胜利品”。

国民议会当晚的辩论持续了六个小时，左右两派的激烈交锋几乎全部卡在措辞上。

右翼反对“基于赎罪的极左言论”，左翼坚持要求“直面殖民历史”。

结果呢？法案全文里从头到尾、全文总共一个词都没出现——“殖民”。

法国最终选了一个温和得多的表述：“非法占有”。

仿佛只要不说出那个词，那142年的黑色记录就可以在公文里翻篇。

就这样，“全票通过”背后那张缺席率的底牌，也终于被算明白了。

国民议会总席位577席，当天实际到场投票的只有170人。

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选择了缺席——没有到场反对，也没有站出来支持，只是静静地不在场。

陈思远说得很直接：“投票率这么低，说明该法案在其国内仍遭到多方反对。”

当然，法国极右翼政党此前就曾试图把适用对象限制在跟法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那意味着一批文物即便符合所有法定条件，也可能因为原属国与法方的政治关系不够“好”就被截停下来。

166年前，法国文豪雨果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下“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的谴责，并做出那个惊人预言：“有一天，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

波旁宫的辩论席上，议员帕特里耶-莱图斯干脆就引用了雨果的原言，直言“这一天终于到来”。

但纸面上的历史纠偏。

从第一次翻出旧立法案开始，到真正收拾好每件文物的专属证据包、放上双边科学委员会的案桌、走通行政签批、最终打包发回故土——每一道技术门槛都真实存在，每一条缝隙都牵涉国家现实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高级算计。

中国决策层的头脑已经清醒得异常明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解决百年遗留问题。

大方向上笑脸相迎，功课上做足全天候准备。

过去几年，中国在文物追索的回流上已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

据国家文物局数据，“十四五”期间，中国已促成35批次、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其中包括圆明园石柱、西周丰邢叔簋以及子弹库战国帛书的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等。

仅从美国一家机构，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就已返还了《五行令》和《攻守占》，后者流失海外整整79年。

那面1916年被法方没收的科特迪瓦“会说话的鼓”正式回归原籍国，已经是一条走通了的路，证明了法国行政流程下的文物返还并非纸上空谈。

问题在于，从非洲前殖民地的成功案例，过渡到中国文物的规模化回归，中间还有很远的路要一步步走。

圆明园兽首短期内集体“回家”并不现实，更务实的做法是选证据链最完整、国际认知度最高的文物率先破局。

秦公金饰片那一次的成功样本说明了一件事：只要双方在证据和共识层面把话说透、把规矩立牢，通向中国文物的第一条路就有可能慢慢打开。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四个字最贴切：“外圆内方。”

官方层面赞赏法国承担责任，底层的操作策略却极其硬核——派最懂行的考古、法律和鉴定专家逐件梳理，步步紧咬程序和科学证据链。

今后每一件文物的回归过程，都是中法专家团坐在一起一叠文件、一瓶矿泉水的枯燥拉锯。

法国这次举起道义大旗，实际效果更像修补国家形象。

各国睁大眼睛看着：这到底是实招还是虚晃一枪。

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而言，这是一个“门开了”的时刻，但门槛就立在门后面——谁跨过去、什么时候跨，考验着每一帧细节里的证据力和持久耐性。

马克龙5月9日开启的新一轮非洲之行，把视线再次拉向达尔喀尔和阿比让，而不是北京。

文物回归从来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搞定的事。

法国的公共收藏不可能被一夜之间掏空，中国国宝也不可能凭一张道义账单就自动回到展柜。

对北京来说，能不能让一件件失落百年的珍品踏实落地，考验的是证据、细节和耐心的大门永续敞开时刻——规则推开了门，但最后谁能笑着走到尽头，还要看每一场那间专业会议室里的无声暗战。

真正的赢法，从来都是一个一个案例跑通、一件一件文物返航，然后等着未来的某一天，纸上承诺被一箱箱托运单承认为事实。

会场里法国议员们拿起手机拍照庆祝，波旁宫大厅里雨果的铜像无言矗立。

他1861年笔下的“两个强盗”中的一个，终于在166年后交出了一份看似坚定的答卷。

可法国文豪当年并没有说——拿到一份道德文件容易，但把散落在密室和私人保险柜里的每一件东方珍宝装回原箱、送回故土，还需要多少个166年。

那张冰冷的时间表上，圆明园十二兽首至今还差着七尊在四处流浪，没人能给出准确的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