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了周恩来一辈子周伯伯，李鹏却亲口否认：我不是养子！

1

1976年1月11日，北京长安街上的风刮得特别硬，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摆满了花圈，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直排到纪念碑后头，白花黄花混在一起，被风吹得一片一片地翻。一个穿着深色棉大衣的中年人站在花圈前面，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旁边的警卫员换了两班岗，他还是没动。

这个人就是李鹏。

那一年他47岁，刚过了不惑之年不久。他的眼圈是红的，但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那么直直地盯着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看。照片上的人穿着中山装，微微笑着，目光很温和。

他不是来吊唁的，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只做一个吊唁者。

这种站在广场上不肯走的习惯，从1月8日那天就开始了。周恩来走的那天晚上，李鹏接到电话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份文件。他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愣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然后起身就往西花厅方向走。那天夜里北京下了一场小雪，地上薄薄一层白，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他走得很快，快到警卫员差点没跟上。

从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去。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傍晚，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了，披件衣服就出门。他不说话，就站着。有时候妻子朱琳也跟着去，两个人并排站着，谁也不看谁，就看着那张照片。

这种行为持续了好几个月，一直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广场上的花圈开始被清理了，他才慢慢不去了。但据说后来每年的1月8日和清明节前后，他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待一会儿。

这种感情，很难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词去框定。

说他是养子？他自己2014年出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里面专门辟了一章来讲这件事，写得清清楚楚——不是，这种说法不正确。

说他只是故交之后？可他管周恩来叫"周伯伯"，管邓颖超叫"邓妈妈"，这两个称呼一叫就是几十年，从少年时代叫到两鬓斑白。

说他是组织上安排的烈士遗孤？可组织上安排的烈士遗孤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他跟周家的关系近到了这种程度——近到邓颖超临终前嘴里念叨的最后两个字，据在场的人说，就是"李鹏"。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而且不能从1939年那个头上缠着纱布的少年说起。得更早，早到1901年，早到四川宜宾那个姓赵的大户人家。

2

赵家在宜宾算得上名门。赵家老爷子叫赵世禄，是晚清的举人，在当地开着绸缎庄和盐号，日子过得相当殷实。赵世禄一共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几个后来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但最让人唏嘘的，是老五赵世炎。

赵世炎这人，生下来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还在院子里追鸡撵狗的时候，他已经能把《三字经》倒背如流了。他爹赵世禄一看，这孩子是块料，得送出去读书。先送到宜宾的新式学堂，后来又送到成都的高等师范附中。赵世炎在成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了，什么《新青年》啊，什么无政府主义啊，全看，看完还跟同学争，争得脸红脖子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赵世炎在成都带头搞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发传单，演讲。他个头不高，但嗓子特别亮，站在桌子上一喊，底下几百号人跟着他走。四川军阀看不下去了，要抓他。赵世炎跑了，跑到北京，然后又跑到法国。

1920年，赵世炎到了巴黎。

巴黎那时候热闹得很，中国留学生一大堆，各种社团各种派别，吵得不可开交。赵世炎到了那儿，先进了一所法语补习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搞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周恩来。

周恩来比赵世炎大三岁，1917年就到了日本，后来又转道欧洲。两个人在巴黎的时候，经常在一起。不是那种酒肉朋友的在一起，是真的一起扛过事。他们一起组织过"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一起编辑过《赤光》杂志，一起在巴黎的地下室里印传单，一起被法国警察追得满街跑。

赵世炎有个特点，他特别能干活。别人写一篇文章要琢磨三天，他一天能写三篇，而且篇篇有骨头。周恩来后来说过，赵世炎是他们那批人里最能干的一个，没有之一。

1924年，赵世炎回国。他先到北京，后来又去上海，在那里搞工人运动。上海的工厂多，工人多，但也危险多。赵世炎不怕，他穿着工装，钻进车间，跟工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工人们都服他，叫他"老赵"。

1927年，蒋介石清党，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赵世炎当时是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是敌人重点要抓的人。组织上让他转移，他不走，说工人们还在，他不能走。7月2日，赵世炎在上海北部的一个弄堂里被叛徒认了出来，当场被捕。

7月19日，赵世炎在上海枫林桥被枪杀。年仅26岁。

那一年，他的三姐赵世兰还在党内做地下工作。赵世兰这个人，脾气特别硬，什么苦都吃过。她后来活到了建国以后，在党内的辈分高得吓人，连邓颖超、蔡畅见了她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大姐"。为什么？因为赵世兰1920年代就入了党，比很多后来的大人物都早。她跟赵世炎是亲姐弟，赵世炎牺牲的时候，她就在上海，但她没有去刑场——不是不想去，是组织上不让去，怕她暴露。

这是赵家的第一代。

赵家的第二代里，有一个女孩叫赵君陶。赵君陶是赵世炎的堂妹，比赵世炎小几岁。她也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员，后来又去了苏联学习。赵君陶这个人，长得不算特别好看，但特别能吃苦，性格也刚烈。她后来嫁给了一个人——李硕勋。

李硕勋，四川高县人，1903年生。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李硕勋没有撤退，他留了下来，在江西、江苏一带继续搞地下工作。后来组织上调他去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跟赵君陶结了婚。那是1928年的事。两个人结婚没多久，李硕勋就又被派走了。这次是去海南。

海南那时候的革命形势非常复杂。国民党在那里的统治很严，共产党的力量很弱。李硕勋去了以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负责指挥海南的武装斗争。但他到海南没多久，就出了事。

1931年7月，李硕勋在海口被叛徒出卖，被捕。

被捕的时候，李硕勋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大官，想从他嘴里套出更多的东西。审讯了好几次，用了刑，李硕勋一个字都没说。

9月5日，李硕勋在海口被枪杀。时年28岁。

那一年，他的儿子李鹏才3岁。

3岁的孩子，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他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不知道父亲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父亲"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家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军装，很年轻，在笑。母亲有时候会看着那张照片发呆，一发呆就是半天。

李硕勋牺牲以后，赵君陶带着孩子继续做地下工作。那个年代做地下工作，带着个孩子有多难，今天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赵君陶有时候要去接头，孩子没人看，就锁在屋里。有时候转移得急，半夜三更抱着孩子就跑，跑到天亮，孩子在怀里睡得死死的，她自己的脚已经磨出了血泡。

李鹏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说，他小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搬家。不是怕搬家本身，是怕搬家的时候母亲的表情。每次要转移，母亲的脸就绷得特别紧，一句话都不说，收拾东西的手一直在抖。他那时候小，不懂，但他能感觉到，母亲在害怕。

这种日子过了好几年。

3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赵君陶带着李鹏从上海辗转到了武汉，又从武汉到了重庆。那时候重庆已经是战时陪都了，到处都是从沦陷区跑过来的人，满大街都是难民。

赵君陶在重庆的工作很忙，她要管组织上的事，还要管孩子。李鹏那时候七八岁，正是淘气的年纪，但他不怎么淘气。不是因为乖，是因为他知道母亲忙，不敢添乱。他自己学会了洗衣服，学会了煮粥，学会了在母亲出门的时候把门反锁好，然后坐在门口等。

1939年，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

重庆那时候没有什么防空设施，老百姓的房子都是木头和竹子搭的，日本飞机一来，炸弹往下一扔，整条街就没了。5月3日、5月4日那两天，日本飞机连着轰炸了两天，重庆城区烧成了一片火海。据后来的统计，那两天死了将近五千人，伤的更多，整个下半城几乎被炸平了。

李鹏就是在那次大轰炸里受的伤。

具体的细节，后来有好几个版本。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是，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李鹏跟着人群往防空洞跑，跑得太急，脚下一滑，脑袋磕在了一块石头上。血流了一脸，人当场就懵了。旁边的人把他抱起来，往最近的医院跑。

赵君陶那时候不在他身边。她在另一个区做联络工作，等她赶到的时候，李鹏的头已经被包扎好了，缠了一圈白纱布，躺在一张木板床上。

李鹏后来回忆说，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母亲，是他三姨赵世兰。赵世兰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块湿毛巾，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看到李鹏醒了，就说了一句话："兰兰，你醒了？"

"兰兰"这个名字，是李鹏的小名。但这个小名有点怪，因为它听起来像个女孩的名字。为什么一个男孩要叫"兰兰"？这里面有个故事。

赵世兰一辈子没有结婚。不是没人要，是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革命，没有心思也没有条件去考虑个人的事。赵君陶心疼这个姐姐，就跟李硕勋商量，说以后孩子生下来，小名就叫"兰兰"，算是纪念三姐这一辈子的牺牲。李硕勋同意了。后来李硕勋牺牲了，这个名字就一直叫了下来。

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一个男孩当小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赵世兰对这个孩子的感情有多深。

李鹏伤好了以后，暂时住在三姨赵世兰家里。赵世兰那时候在重庆做党的联络工作，住的地方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李鹏头上的纱布还没拆，整天就在屋里待着，哪儿也去不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邓颖超来了。

邓颖超来的那天，是个下午。重庆的下午总是灰蒙蒙的，雾很大，能见度不到五十米。邓颖超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头发梳得很整齐，走进门的时候，赵世兰正在厨房里熬粥。

邓颖超一进门，没先跟赵世兰说话，而是直接走到李鹏的床前，弯下腰，看了看他头上的纱布，然后说了一句："兰兰，疼不疼？"

就这一句话。

注意，她叫的是"兰兰"。不是"李鹏"，不是"世陶的孩子"，是"兰兰"。这个小名，除了赵家自己人，外人几乎没人知道。邓颖超能一口叫出来，说明她早就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而且关注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看望。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来访。

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邓颖超看完李鹏以后，跟赵世兰聊了很久。具体聊了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聊完以后，邓颖超做了一个决定——把李鹏带回周公馆。

周公馆，就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曾家岩50号。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楼下是办事处的办公区，楼上住人。周恩来当时不在重庆，他在延安。所以周公馆里实际主事的是邓颖超，还有叶剑英、董必武他们。

李鹏就这么跟着邓颖超走了。他那时候11岁，头上还缠着纱布，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翻烂了的《三国演义》。他回头看了一眼三姨，赵世兰站在门口，没说话，只是朝他摆了摆手。

从那一天起，李鹏在周公馆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4

周公馆的日子，跟李鹏以前过的完全不一样。

以前他跟着母亲东躲西藏，吃了上顿没下顿，睡觉都不敢睡踏实。到了周公馆以后，有热饭吃，有干净的床睡，还有人管他学习。

但周公馆也不是什么安乐窝。那是战时的陪都，物资紧张得要命。周公馆里的人，吃的都是粗米淡饭，偶尔能吃顿回锅肉就算改善生活了。邓颖超自己也不搞特殊，她穿的衣服打了好几个补丁，跟普通工作人员没什么两样。

李鹏到了周公馆以后，邓颖超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学习。不是去学校，是在馆里自学。邓颖超亲自给他列了一个书单，从《论语》到《古文观止》，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地理，满满当当写了一页纸。她跟李鹏说，你父亲是个读书人，你不能比你父亲差。

李鹏那时候还小，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但他听进去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书，看到吃早饭，吃完早饭接着看，看到中午，中午歇一会儿，下午再看。

周公馆里人来人往，今天来个将军，明天来个教授，后天又来一群从沦陷区跑出来的学生。这些人来了以后，都要在楼下的客厅里坐着聊，声音很大，吵得李鹏看不进书。但他也不抱怨，就把书搬到楼上的走廊里，靠着墙看。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小事。这两件事后来被李鹏写进了回忆录，而且写了不止一次。

第一件事，是关于一本书的。

李鹏那时候爱看书，看到什么都想翻。有一天他从周公馆的书架上拿了一本书，是一本讲苏联工业化的书，看了两天，看完了，随手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过了几天，周恩来——不对，那时候周恩来还没回来——是董必武问他，那本书是不是他拿的。李鹏说不是。董必武也没追问，就去找。找了半天，在茶几底下找到了。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邓颖超耳朵里。邓颖超没有骂他，但也没有放过他。她把李鹏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书看完了要放回原处，这是规矩。你不放回去，别人要用的时候找不到，耽误的是大家的事。

李鹏后来说，邓妈妈那天的语气不重，但他听出来了，那不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是在跟一个大人说话。

过了几天，周恩来从延安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把李鹏叫过来，先说了一句"是我错怪你了"——原来之前有人跟他说书是李鹏拿的，他信了，后来发现不是。道完歉，他又说了一遍邓颖超说过的话：书要放回原处。

一个11岁的孩子，被两个大人先后因为同一件事教训了两遍。这种事，放在今天的家庭里，大概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但在那个年代，在周公馆那种环境里，这就是日常。

第二件事，更小，但李鹏记了一辈子。

周公馆经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一次来了一个从山西前线跑回来的年轻干部，浑身是土，鞋都磨破了，进门的时候连招呼都打不利索。周恩来当时在楼上，听到动静下来了，一看这个人的样子，马上让人倒水、拿毛巾、端饭。那个年轻干部一开始还拘束，不敢坐。周恩来就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下来，开始听他讲前线的情况。

那个年轻干部讲了将近两个小时，中间磕磕巴巴的，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周恩来一直在听，手里拿着笔，一边听一边记。等那个人讲完了，周恩来把记的东西念了一遍给他听，问他对不对。那个人说对。周恩来又说，你讲的这些，我会转给组织上，该解决的问题一定解决。

李鹏当时就站在旁边看着。他后来说，他那时候不太懂什么叫"群众路线"，但他看到了一件事——周伯伯对一个鞋都磨破了的小干部，跟对一个将军，是一模一样的态度。

这种细节，不是演出来的。周公馆里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接待客人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不管你是什么级别、什么身份，进了这个门，就是客，就得好好招待。

李鹏把这些东西都看在了眼里。他那时候11岁，不一定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但他能感觉到一种东西——一种跟他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东西。以前他跟着母亲，看到的是躲藏、是恐惧、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到了周公馆，他看到的是另一种活法——一种有秩序的、有尊严的、把每个人都当人看的活法。

这种活法，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冲击是巨大的。

5

1940年，李鹏要走了。

组织上安排他去延安。那时候从重庆到延安，路远得很，要先坐车到西安，然后从西安走路或者骑马穿过封锁线，才能到延安。这一路上兵荒马乱的，国民党的关卡一个接一个，随时可能出事。

但李鹏不怕。他那时候已经在周公馆待了快一年了，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躲在母亲身后不敢说话的小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自己看书、自己走路、自己做决定的少年。

出发那天，邓颖超给他收拾了一个包袱。包袱里有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几块干粮，还有一封信。信是写给延安那边的人的，交代了李鹏的情况，让那边好好照顾。

邓颖超送他到门口，蹲下来，帮他把衣领整了整，说了一句话："到了延安，好好学，别给你父亲丢人。"

李鹏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邓颖超还站在门口，手抬着，像是要挥手，又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从重庆到延安的路，李鹏走了将近两个月。

一路上的事情，他后来写了不少。有一段特别有意思。他们一行人走到陕西境内的时候，遇到了一队国民党的巡逻兵。带队的是个排长，看他们这群人穿得破破烂烂的，怀疑是逃兵，要把他们扣下来。同行的一个大人急了，掏出八路军的证件。那个排长看了看，不认，说这年头假证件多得很，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眼看就要动手了，李鹏不知道哪来的胆子，走上前去，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去延安上学的学生，这是我们的路费和介绍信，你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问。

那个排长被他这一顿说得愣了一下。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说话不慌不忙的，条理还挺清楚。他犹豫了一下，挥了挥手，放他们走了。

后来同行的大人问他，你怎么不怕？李鹏说，我在周公馆见过的大官比你见过的都多，一个排长算什么。

这话说得有点狂，但也确实是实话。周公馆那种地方，进进出出的都是什么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一个11岁的孩子天天在这些人中间转，眼界自然不一样。

到了延安以后，李鹏被安排进了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技术干部的学校，教数学、物理、化学，还有一点机械知识。李鹏在那里学了好几年，后来又去了延安中学。

也就是在延安，他第一次正式见到了周恩来。

那次见面的具体时间，李鹏在回忆录里写的是1940年的冬天。地点是延安的窑洞里。周恩来那时候刚从苏联治伤回来不久，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已经开始工作了。

李鹏进去的时候，周恩来正在看文件。他抬起头，看了李鹏一眼，然后放下文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周恩来没有马上说话。他就那么看着，看了很久。

李鹏后来说，那种目光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不是那种长辈看晚辈的慈祥目光，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有审视，有回忆，有感慨，还有一点他当时读不懂的东西。

然后周恩来说了一句话。

他说："长大了，越来越像他父亲了。"

就这一句。

李鹏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对父亲没有记忆，不知道自己像不像。但周恩来说像，那就是像。

然后周恩来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李鹏的背有点驼。不是很严重，但能看出来。周恩来走过去，用手在他背上轻轻捶了几下，说，挺起来，别驼背。做人要挺胸抬头，你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从那以后，每次李鹏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他的背。如果他驼着，周恩来就会说一句"挺胸"。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周恩来去世。

李鹏后来真的改了。他这一辈子，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背都是直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周伯伯让我挺的。

6

在延安的那几年，李鹏过得相对安稳。

他在自然科学院学了两年，成绩不错，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后来组织上觉得他适合学电力，就把他送到了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电力班。那个年代，电力是最紧缺的技术人才，全国都缺。组织上培养他，是有明确目的的——将来要搞建设，得有人懂电。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李鹏被派到了东北。

为什么是东北？因为东北有日本人留下来的工业基础。鞍山的钢铁厂、抚顺的煤矿、丰满的水电站，都是好东西。但这些东西在战乱中被破坏得很厉害，需要人去修、去管、去重建。

李鹏到了东北以后，先在哈尔滨的一个发电厂干了一段时间。那时候的发电厂，设备老旧，管理混乱，工人文化水平低，干什么都靠蛮力。李鹏去了以后，先从最基础的事做起——查线路、记数据、画图纸。他不摆架子，跟工人一起爬电杆、钻电缆沟，手上磨出了一层厚茧子。

干了一年多，组织上把他调到了丰满水电站。丰满水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日本人建的，但抗战末期被苏军拆走了不少设备。李鹏到了以后，主要任务是参与恢复工作。

丰满的条件比哈尔滨好不了多少。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室外作业手一碰铁就粘上去了。李鹏带着一帮技术人员，天天泡在工地上，一点一点地把设备修好。那段时间他瘦了十几斤，脸上的皮都被风吹裂了。

就是在丰满，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朱琳。

朱琳是北京人，1920年生，比李鹏小一岁。她也是被组织上派到东北的，在东北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两个人是在一次联欢会上认识的。李鹏那时候穿着一件油渍麻花的棉袄，站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朱琳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本俄文版的《电机学》，在那儿默默地翻。

后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两个人慢慢熟了，慢慢走近了，1946年在哈尔滨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就是在宿舍里摆了一桌饭，请了几个同事，吃了顿饺子。

结婚以后，朱琳跟着李鹏到处跑。丰满干完了去抚顺，抚顺干完了去阜新，阜新干完了又回哈尔滨。朱琳后来说，那几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人不着家。不是不想着家，是真的没时间。有时候她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李鹏又接到调令，说走就走。

但朱琳没有怨言。她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知道什么叫大局。她自己也是党员，也是组织上派到哪儿就到哪儿。两个人就这么过着，聚少离多，但感情一直很好。

1948年，李鹏的大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李小鹏。小名"小强"。这个名字是朱琳起的，说是希望孩子皮实，经得起折腾。

7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李鹏那时候在东北，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阜新的一个煤矿里检查设备。收音机里传来天安门广场上的声音，他站在矿井口，听了很久。旁边的工人问他，老李，你怎么不说话？他说，我在听。

从那以后，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建国初期，电力系统是最缺人的地方。全国那么多城市要通电，那么多工厂要开工，没有电什么都干不了。李鹏在东北干了好几年电力，算是行家里手，组织上就把他留在了电力系统。

1955年，李鹏被派到苏联去学习。去的是莫斯科动力学院，学的是水力发电。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还很好，苏联专家遍地都是，去苏联留学是很多技术干部梦寐以求的事。

李鹏在莫斯科待了将近四年。这四年里，他学了很多东西，不光是技术，还有苏联那套管理体系。苏联的电力系统是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从发电到输电到配电，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和流程。李鹏把这些东西都学了，记了好几本笔记，后来回国以后全用上了。

但在苏联的那几年，也有一件事让他印象很深。

有一次，他去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变电站。那个变电站建于1930年代，设备都是苏联自己造的，运行了二十多年，一点毛病没有。带他参观的苏联工程师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设备不是最先进的，但我们的维护是最好的。设备再好，不维护也是废铁。

这句话李鹏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在中国的电力系统里推行了一套严格的设备维护制度，就是从这句话来的。

1959年，李鹏从苏联回来了。

回国以后，他被安排在北京电力系统工作。那时候北京的电力供应很紧张，经常拉闸限电。工厂开不了工，居民点不了灯，冬天取暖都成问题。李鹏到了以后，一头扎进去，天天跑现场，天天开会，天天跟各个部门吵架。

也就是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跟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朱琳怀第二个孩子了，预产期在年底。但就在临产前几天，朱琳突然羊水破了，比预产期早了将近一个月。当时的情况很危险，羊水破了以后如果不尽快处理，大人小孩都有生命危险。

李鹏急得团团转。他一个搞电力的，对妇产科的事一窍不通。他打电话找人，找了一圈，最后找到了邓颖超那里。

邓颖超接到电话以后，二话没说，直接去了协和医院。她找到了当时妇产科最权威的大夫林巧稚。林巧稚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还在一线做手术。邓颖超跟她说了情况，林巧稚说，我去。

当天下午，朱琳被推进了手术室。林巧稚亲自主刀，李鹏在外面等了四个多小时。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取名李小琳。母女平安。

李鹏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这件事的时候，只写了一句话：邓妈妈请来了林大夫，朱琳和孩子都平安。

他没有写自己当时的心情。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李鹏在走廊里等的那四个小时，抽了半包烟，把走廊的地都踩出了印子。

8

1966年，大革命开始了。

这场运动对李鹏的冲击，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不是什么大官，当时只是北京供电局的一个技术干部，连局长都不是。但他的身份特殊——烈士遗孤，周总理故友之后，苏联留过学。这三个标签，在那个年代，每一个都可能是罪名。

"苏联留过学"——这在大革命里叫"苏修特务"。

"烈士遗孤"——这倒不是罪名，但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说你是靠关系上来的。

"周总理故友之后"——这个最微妙。有人想保护他，有人想整他，两边都在看周总理的态度。

周总理的态度很明确：保。

但怎么保，这里面有讲究。周总理不能公开说"李鹏是我的人"，那样反而害了他。他只能用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在各种场合里，不经意地提到李鹏的工作表现，让别人知道这个人是有本事的，不是靠关系混日子的。

有一次，刘澜波——当时的水电部部长——想把李鹏调到北京来，担任供电局的代理书记。这个任命按说不算大，但在那个敏感时期，任何人事调动都可能被人盯上。刘澜波去找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一开始不同意。

理由是什么？周总理说，这个孩子太年轻了，37岁，当代理书记，别人会说闲话。不能因为跟我熟，就给他高位置。

刘澜波不死心，拿出了一堆材料——李鹏在东北的工作总结、技术报告、群众评议，一样一样摆在周总理面前。周总理看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行，既然他真的干得好，那就让他干。但有一条，干不好，随时撤。

李鹏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什么也没说。他就是到了北京以后，干得更拼命了。供电局那些年在他手里，没有出过一次大事故。北京那么大的城市，几百万人用电，一年365天不断电，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但文革的风浪还是波及到了他。1967年，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说他是"苏修特务的狗崽子"。李鹏被关进了牛棚，关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每天被拉去批斗，跪在台上，低着头，听别人骂。他不辩解，也不求饶，就那么跪着。

朱琳那时候也被隔离了，两个人见不着面。朱琳后来说，她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两个孩子。大儿子李小鹏那时候十几岁了，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回家来不敢说。小女儿李小琳更小，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爸爸不见了，天天问妈妈爸爸去哪了。

三个月以后，李鹏被放了出来。放出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事了，是因为周总理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点了他的名，说北京的电力不能断，李鹏要是出了事，谁来管电？

这句话的分量，在场的人都听懂了。

9

1976年，是李鹏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走了。

李鹏接到消息的时候，是在办公室里。电话是邓颖超的秘书打来的，说总理走了，让他赶紧去西花厅。李鹏放下电话，站起来，腿软了一下，扶着桌子才没倒下去。

他赶到西花厅的时候，邓颖超坐在客厅里，身边围了一圈人。她没有哭，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刚刚失去了相伴五十年的人。她看到李鹏进来，招了招手，说，你来了，坐吧。

李鹏坐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周围的人都在哭，他没哭。他就是坐在那里，看着邓颖超，看了很久。

后来的事情，前面已经说了。他几乎天天去天安门广场，站在花圈前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但还有一件事，很少有人知道。

周恩来走了以后，邓颖超做了一件事——她把周公馆里周恩来的遗物整理了一遍。衣服、书籍、文件、照片，一样一样地分类、登记、打包。这些东西后来都捐给了博物馆，但有几样东西，她没有捐。

其中有一样，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1940年在延安，周恩来和李鹏的合影。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都卷了。邓颖超把这张照片单独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了三个字：给兰兰。

这个信封后来是通过别人转交给李鹏的。李鹏拿到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他打开信封，看到那张照片，看到照片上那个11岁的自己，站在周恩来旁边，背微微驼着，表情紧张又倔强。

他把那张照片放在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放了很多年。后来搬了好几次家，那张照片一直跟着他。

1992年，邓颖超病重。

那时候她已经88岁了，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在衰退。她住在西花厅的楼上，房间里很安静，窗帘拉着，只有一盏小灯亮着。

李鹏那时候已经是国务院总理了，工作忙得脚不沾地。但他每个星期都会抽时间去看邓颖超。每次去，邓颖超都精神还行，能跟他说几句话。说的都是些家常——你工作忙不忙？孩子们好不好？身体怎么样？

但1992年7月11日那天，情况不一样了。

李鹏去的时候，邓颖超已经很虚弱了，躺在床上，眼睛半睁半闭。李鹏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那只手很瘦，皮肤薄得能看到下面的血管。

邓颖超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李鹏。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李鹏把耳朵凑过去，听到了两个字。

李鹏。

就这两个字。

然后她的眼睛又闭上了。

这两个字是不是她最后说的话，在场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有人说她最后说的是别的。但李鹏自己认定，那两个字就是"李鹏"。

他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详细讲过这件事。只是在2014年的回忆录里，提了一句。

10

2014年，李鹏的回忆录出版了。

那本书很厚，几十万字，写了他从出生到退休的几乎所有事情。关于周恩来夫妇的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在讲到"养子"这个说法的时候，他专门停下来，用了整整一页纸来澄清。

他写的大意是：外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我是周恩来的养子。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是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关系。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也是他们对牺牲战友的承诺。这种关系，比私人的养子关系更重，也更纯粹。

他还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如果我真的是养子，那其他烈士的孩子怎么办？赵世炎的后人怎么办？李硕勋的其他战友的后人怎么办？周恩来夫妇身边从来不缺孩子，孙维世、叶正大、叶正明，还有很多很多，都管他们叫周伯伯、邓妈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

这段话写得很克制，但能看出来，他是认真的。他不是在否认感情，他是在保护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呢？

可能是那一代革命者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不用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懂的默契。

这种默契的核心是：我们活着的人，欠死去的人一笔债。这笔债不是钱，不是物，是把他们的孩子养大、教好、送上正路。这是集体的责任，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事。

如果周恩来公开收了李鹏当养子，那这笔债就变成了私债。私债是要还的，而且还的方式只有一种——给这个孩子特殊待遇。给了特殊待遇，就开了一个口子。以后别人的孩子怎么办？你收了一个，不收另一个，说得过去吗？

所以不能收。不是不想，是不能。

这种逻辑，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们习惯了把感情私有化——你对我好，我就认你当爸当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一代人的世界里，感情是公有的。你对我好，不是因为你喜欢我，是因为你欠我父亲的。你对所有烈士的孩子都好，那才是对的。你只对我一个人好，那反而是错的。

李鹏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在回忆录里说，他跟周恩来夫妇的关系，是"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关系"。

这句话听起来很冷，但如果你知道那段历史，知道那些年发生了什么，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温度，比"爸爸妈妈"四个字还要高。

因为"爸爸妈妈"是一个人给你的，而"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关系"，是一整代人给你的。

1976年以后的事情，就不多说了。李鹏后来的路走得很长，当了国务院总理，干了十年。这十年里，中国的电力系统上了一个大台阶，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不间断供电。这跟他年轻时在东北、在苏联学的那些东西，有直接的关系。

他退休以后，很少公开露面。偶尔出现在一些纪念活动上，站在角落里，不说话。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握手，他就点点头。

2019年，李鹏走了。

走的那天，北京也在下雨。跟1976年1月8日那天一样，天灰蒙蒙的，风很大。

他这一辈子，头上那道1939年留下的伤疤，早就看不见了。但有些东西，是看不见也磨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