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提纯，直到一无所有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西坡原创）

文｜西坡

最近读田晓菲的一篇文章：《从红楼到绮楼》。写得很好，不光是观点我赞同，写法我也喜欢。从一首宋诗出发，引出中国文化在宋代发生的根本转折。如题目所示，文章讨论的重点是红楼梦，具体来说是红楼梦里的“洁癖”现象。

文章结尾是一句很有力道的断言，也可以说是预言：“倘使一个文化有系统地洁癖下去，最终恐怕只落得一个妙玉的结局。”

什么是妙玉的结局，读过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妙玉的判词：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妙玉本是一个仕宦人家的小姐，出身尊贵，娇生惯养，或许是家里出了变故，投身贾府寻求庇护。虽寄人篱下，妙玉的生活依然是极讲究的，大观园里的女儿们都有洁癖，妙玉的洁癖最严重，黛玉都受不了她。

曹雪芹给妙玉安排的结局很可能是，贾府败落后，被强盗劫持，最终流落风尘。最洁癖的人物，最后落到最腌臜的境地。田晓菲就是拿妙玉的命运，来比喻“一个文化”的演化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叫“有系统地洁癖下去”。

先从文章开头作为引子的这首诗说起。宋代诗人陈与义（1090—1138）的《中牟道中》（其二）：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

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这首诗的字面意思不复杂，关键看田晓菲的解读。我带着大家读文章，也是觉得如今关于阅读的许多常识正在失落，希望可以帮大家领略到阅读的美与乐。

人骑马在道上走，柳枝垂下来，拂在脸上，好像在有意招惹，“不待媒”意味着出格、不合法。文章说：“这是诗人自己的机心，造成了大自然的异化。”

轻盈的蜻蜓飞近了马匹，却又像是突然起了疑心，猛地警觉避开。文章说：“诗人这样的多心——把人类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自然界——造成了蜻蜓的远离。”

“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意思就是，怎么和凉风商量商量，你自己来就行了，不需要携带那些烦人的尘沙。

这是一个很无理的诉求，有风就会有尘沙，吃葡萄就要吐葡萄皮，咽了也行。但诗有时候就是要无理，无理才有趣。不过田晓菲不是为了赏析诗歌，她是为了引出真正的关切：中国文化什么时候开始有洁癖倾向的？答案就是陈与义所在的宋朝。

文章说：“陈与义的绝句标志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时刻。它表现的是一种洁癖，一种对于’纯粹’的追求。”文章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需要我们自己展开一下。

由唐到宋，由北宋到南宋，国土是一步步沦丧的，先是失去燕云十六州，然后西北大块地盘被西夏侵吞，接着黄河以北沦为异国。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对“正统性”“纯洁性”的追求，却在宋代发扬光大，并最终确定了对后世文人思想的支配。宋代文人回看汉唐这两个强盛的朝代，一面钦羡其武功和疆土，一面又对前人不合礼教的行为大加指摘。“脏唐臭汉”的说法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滋生出来的。

汉人、唐人真的比宋人更淫乱吗？并没有，人性本身是相对恒定的。只不过汉唐之人不太计较这些，不会把生活作风上纲上线，实务和道德是相对分立的两个世界。

从宋朝开始，士大夫逐渐把节义观念放在实务操作之前。问题是，讲究节义并不能解决问题，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鼓励神宗皇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想要摆脱道德优先的泥潭。后来的事实也很讽刺，金兵一来，那些口诵仁义道德的士大夫纷纷投降，改换门庭继续做官。

最悲哀的是，到最后，王安石又成了为所有人背锅的人。南宋君臣在杭州立稳脚跟之后，反思前朝灭亡的教训，认为王安石是“乱天下”的元凶。他们忽略的是，王安石变法是先看到问题，再试图解决问题。

这就是把实务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的致命之处，把那个想要解决问题的人打成“小人”，我们继续做“君子”，直到野蛮人杀到门口。

我插的话有点多了，继续读文章。

陈与义那首诗里，诗人“只要凉风不要沙尘”的矛盾态度，就是典型的宋人心理。无力应对复杂的真实世界，于是闭上眼睛幻想，我只要半边不要另外半边。

一种文化的整体转向，影响极为深远。我之前写“千年的压抑”，就是从宋朝开始算的。

田晓菲文章说：“风是风，尘是尘，原是不可能相融，也不自然的。然而，这样的二元对立到了近代，却演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思想模式。”

她接着转入对红楼梦的解读：

“《红楼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清洁与腌臜的二元对立。大观园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住的都是’极尊贵极清净’的女儿们。”

“全书中洁净与腌臜的对立与对比简直数不胜数，构成了全书最有力量的意象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红楼梦》一书的隐型结构。”

大观园只能是封闭系统，一旦与外部交流，就要变质变坏，抄检大观园之后，青春之歌就结束了。

作者的态度其实也是矛盾的。比如说贾宝玉一面极力维护女儿们的“洁净”，一面又和袭人练习警幻仙子布置的作业（不是），和秦钟也有身体接触（证人茗烟）。关键是，贾宝玉从来没有认真设想过自己成年之后的人生道路，每每以“当和尚”进行回避。贾宝玉拒绝成为贾政的唯一办法，就是拒绝长大。

也就是说，这种“纯化”的虚幻世界，哪怕在作者的想象中，也无法培养出一个成熟的、直面真实世界的主角。

《红楼梦》的理想，就是回避现实的理想。《红楼梦》迄今能够让这么多人感同身受，而不仅仅当成一部文学作品，只能说明避世依然是一种强大的理想范式。

“从红楼到绮楼”，还有绮楼没有讲。《绮楼重梦》是一种红楼续书。作者让贾宝玉转世，成为自己的遗腹子小钰，最后与转世为湘云之女的黛玉联姻。和宝玉厌恶官场相反，小钰文武双全，出将入相，很进取。这种理想其实是贾宝玉理想的镜像，加在一起构成一种文化之下，理想总量的贫瘠。

田晓菲重点分析了小钰独特的情色癖好。小钰对处于污秽状态的女性身体——无论是呕吐，行经，大小便，或者烫伤，有特别的爱好。小钰的怜香惜玉表现为不顾腌臜，对这些因为特殊生理情况而软弱无助的女性身体予以照管和爱抚。

有极端排斥现实的“洁癖”，就会有极端“拥抱现实”的“脏癖”，他们都有强迫性。

田晓菲对此的解读是：

“从粗浅的层次说来，这是续书对原书有意无意的反动——原著强调宝黛的相知相惜，肉欲被归于乱伦丑剧，晴雯的嫂子，贾琏与鲍二家的之流；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划分的界线太过分明，续书情不自禁要把它搅乱。从象征的意义说来，这部续书似乎体现了近代中国文化一个两极分化的怪圈。当’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区别越来越森严，上半身变得愈来愈不食人间烟火，’一口气儿就吹倒了’；下半身则变得越来越猥亵和丑陋。人的生活日益变得拘束、狭窄，充满义正词严的道德教训、表里不一的矛盾、隐隐的罪恶感和暗地里的恐惧。在这一背景下，’内外之别’可以进一步推演为中国与外国的界线。洁癖的探讨出现在宋代，一个不断忧虑外患并且格外强调汉人正统的王朝，也许不是偶然的。在唐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像《三国典略》这样的史书，把非汉族的西魏和北周政权视为正统；到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版图已经不可思议了，正统王朝非南朝的汉人政权莫属。”

当人在现实中受挫，会有两种选择摆在面前——

一，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强大，继续和世界周旋。

二，对自我进行道德纯化，用优越感来补偿无力感。

第一条是痛苦的道路，却是可能行得通的。和无力相处，会经历日日夜夜的自我拷问。但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反复交战，明日之我就有可能破壳而出。

第二条是轻松的道路。每做一次提纯，都能再坚持一阵。但只要往外走，就会受挫，动摇，只能再从自己身上剥离一部分。最后只能是一无所有。

我的建议只能是，带着自己的矛盾和复杂，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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