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原因使得桓氏在荆州构建政治军事团体从而挑战东晋司马氏政权

东晋末司马氏的皇权早已摇摇欲坠，而桓玄凭借桓氏积攒的雄厚资本，最终逼走晋帝开启了短暂的桓楚政权。

东晋一朝，荆州始终是扼守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桓氏能将荆州彻底打造成自家根基，凝聚起足以颠覆朝廷的力量，三大原因每个都戳中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命门。

第一是收拢南渡北人，东晋的南渡北人就是战斗力的代名词，纵横天下的北府军主力也是南渡北人。

桓氏发迹于军旅，这家人对治军以及边境复杂关系处理极为的熟悉和在行，更难得的是，他们对南渡北人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歧视、不排挤，唯才是举，给足施展才华的机会，更给足安身立命的尊严。

从姚襄麾下投奔而来的杨亮，被桓氏委以重任；桓温北伐关中、兵临咸阳时，率众归附的吉挹，也得到了破格提拔。

这群在江南遍地是排挤、处处是冷眼的北方人，在荆州找到了归属感，人心换人心，实力换忠心，干劲儿十足。

第二是东晋的政治舞台始终都是建康顶级望族的独角戏。琅琊王氏等门阀士族，牢牢把控着中央朝政，形成了一个封闭排外的权力圈子，地方军功派被排挤在圈子之外。

荆州地处东晋边境，常年要面对北方胡族南下、境内叛乱四起的危机，荆州将士们浴血沙场、守土卫国，仗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了一次又一次，可等到论功行赏时，却连建康朝堂的门槛都摸不到。所有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都被建康士族瓜分殆尽。

于是，建康士族圈地自萌，荆州军功派抱团求生，二者天然对立，而桓氏就是荆州军功派的利益代言人。跟着桓氏，不用看建康士族的脸色，不用再白白付出却一无所获，能在荆州扎根立足，能凭借战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与地位。这种利益绑定，让荆州军功派彻底倒向桓氏，成为桓氏在荆州最坚实的政治力量。

第三是桓家人都很强势，荆州本土势力在获取利益和发展过程需要强力保护伞，正如三国时期孙家作为江东世族代言人一样，桓氏能够为荆州本土势力提供利益保障。

这种利益不仅仅是在荆州本土保证，更具有和东晋建康中央拉扯的能力，争取更多话语权。

这份利益绑定，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分量：从公元345年桓温正式执掌荆州，到公元388年桓石民在荆州刺史任上去世，桓氏家族牢牢掌控荆州长达43年。

这43年里，东晋朝廷数次想要收回荆州控制权，却始终无从下手。桓温更是一度凭借荆州军力，掌控东晋朝廷话语权，权倾天下。即便桓温去世后，桓氏失去了中央话语权，但在荆州的根基早已根深蒂固，依旧是无人敢撼动的地方强权。

也正是这份积攒了数十年的实力，让桓玄最终有底气起兵东进，逼走东晋司马氏皇帝，完成了篡晋称帝的举动。

纵观桓氏荆州集团的崛起，对上，打破建康士族的权力垄断；对下，收拢南北四方的人心力量；对内，绑定荆州本土的世族利益。 三代人的苦心经营，让桓氏在荆州打造了一个足以对抗东晋朝廷的强悍军事政治团体。

不过桓玄也是没当皇帝的天命，称帝没几天遇到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打空了司马氏，却成了刘家的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