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怀念母亲

又快到母亲节了。今年是母亲诞辰105周年，去世31周年。过去我曾写过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没有专门写过怀念母亲的文章，总觉得对母亲有些亏欠。

之所以以前没有专门写过怀念母亲的文章，是因为母亲的一生确实太平凡了。平凡到和中国的绝大多数母亲一样，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但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都值得怀念。这段时间身体还算稳定，因此决定还是写篇文章纪念母亲。

一，母亲的家世

母亲的名字叫尚立清，1921年出生于山东省汶上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姥爷和姥娘我小时候都见过，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也就是1960年到1962年的生活困难时期，他们都因为病饿而死。因此更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唯一的记忆大约是在1961年，我4岁左右的时候，家里接到二舅的电报，母亲带着我坐火车从兖州赶到临淄去奔丧。当时我还小，半夜在辛店（临淄）火车站下车以后，二舅推着独轮车去车站接站。

听姐姐们讲，我的姥爷家是汶上县的尚家庄。姥爷本人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当地很有威望。因为他天资聪颖，在县城书场听上一天的评书，回家就可以把听的内容复述一遍，而且讲得有声有色，让听的人入迷。此外他还懂得一些中医和占卜。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不少人去找他。他威信很高，替人调解一些纠纷，也用偏方治疗一些疾病，经常是手到病除。

1949年，国共江山易鼎以后，父亲从潍坊调到兖州，在县农业局从事技术工作。一家人到兖州租房居住。姥爷姥娘为了帮助母亲看孩子，也跟着我们一块住，那时一家七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60多元的工资来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由于姥爷姥娘的户口是在农村，没有城镇的口粮供应，到了1959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时候，实在吃不上饭，也就由二舅接到了他们所在的临淄县西关大队，不几年二位老人都因为病饿而去世。

我母亲最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大哥尚立玉，抗战时期不知道跟谁的什么部队南下抗日，后来就杳无音信，传说早已不在人世，他也从来不与家里人联系。直到1971年，他已经60多岁了，突然从西安返回家乡汶上寻找爹娘。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打听到我们一家在兖州居住，因而就到兖州见了一面。

我的二舅叫尚立河，大舅来兖州的时候，他专门从临淄赶过来见面。二舅是一个性格很直，脾气很大的人，见了他大哥挥拳便要打，说“你这个不孝之子既然活着，为什么不回来看望父母？使得爹娘活活饿死！”被我父亲上前拉住，才没有打起来。

其实大舅也人生坎坷，经历过战乱。1997年我到西安去开会，按照与表姐通信的地址去找到了大舅的家里。记得他家是住在西安市未央区的莲花村，但是到了他家以后，才知道大舅已经去世了。据表姐说，大舅在抗战中与部队失散，后来在西安附近找了个当地的女子结婚，在西安郊区的农村定居，这辈子熬过来也不容易。

二舅这个人很有特点，他个头高，力气大，但头脑比较简单，又没有什么文化，在生产队里只知道出力干活。他在兖州的时候经常给我们讲当年生活困难时期，他为了活命，是如何带领社员砸开队里的仓库，把存粮抢出来分着吃，才没有饿死的英雄壮举。因为他个子高、力气大，打驾不要命，没有人敢惹他。队里的领导也拿他没办法。

二舅一辈子没有结婚，晚年生病以后没人照顾。记得1979年春节前，那年我正在上大学，放寒假的时候接到二舅友人的电报，说他病的严重。而当时母亲身体也不好，不能出远门。我就代替母亲去临淄看望了病重的二舅。他当时已经疯瘫了，每天队里派人给他送饭。从二舅处回来没几天，就听说人已经去世了。由于他是五保户，后事与财产都由队里来处理，母亲身体不好，也就没能过去奔丧。

三舅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解放初期他就去世了。好像是当年他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在途中病故。后来姥爷姥娘还接到了政府发放的烈属证书。

母亲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按照她的年龄，当年在出阁之前也是裹过小脚的。但姥爷是个开明的人，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儿裹脚痛苦，便在很早就把她的脚放开了，所以母亲的脚叫“解放脚”，虽然脚不像天足那样大，但是还有一些裹过的痕迹，差不多是正常的脚。因此以后母亲走路也不成问题。

二，儿时对母亲的记忆

我出生于1956年8月。从3岁能记点事儿始，就开始了挨饿的生活。当时我们家有城镇户口，有粮食供应。按说不应该挨饿，但是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按粮食供应的标准，远远不够填饱肚皮。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丰富的副食品供应，有肉蛋奶可以随便购买，每个人肚里的油水都不少，粮食可以吃的少。在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为吃饭而发愁。记得每月父亲的工资一发下来，就先去粮站把当月的粮食全部买回来，我小小的年龄也跟着大人去粮站排队购粮，有深刻的记忆。

1959年冬季，当全民大食堂办不下去的时候，饥荒来临了，甚至粮食站也无粮可卖，于是家家户户都去挖野菜充饥。好在父亲所在的农业试验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种了一些地瓜和胡萝卜。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的不足。当粮食不足的时候，地瓜叶也就成了美食，被抢一空。

当地瓜收完以后，很多人就到已经铇了几遍的地瓜地里去反复的搜寻，找剩余的小地瓜，那时候有个名词叫”捞地瓜”。如果能挖到一串或一个小地瓜，就像得到了宝贝。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男孩，是重点保护对象。在生活困难时期，有点好东西都是先紧着我吃。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很有计划。尽管有时候家里以野菜为主，她还是可以拿出一点粮食来掺到野菜里面，做出菜团子，挺香。春天的榆钱、槐花都是最好的食材。那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上白面，因为粮站供应的白面粉非常稀缺，可以换到更多的粗粮，特别是地瓜干儿，所以就拿去换地瓜干了。

为了保证我这个最小的男孩能活下来，四姐常常吃不饱，一段时间吃野菜光吐黄水，母亲还说这孩子眼看就不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但在母亲的精心料理下，家里总算是没有人饿死，都活下来了。

1963年以后，总算是度过了大饥荒，家中的生活才逐步好起来，至少能吃饱饭了。到了1964年，家中长久不见的白面馒头也可以经常吃上了，这其中母亲的持家有道功不可没。

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脑子好用，做的针线活也好，做的饭也好吃。尽管小时候家里很穷，但经过她的打理，我们姐弟几个人出门在外穿着打扮，一看就不是乡下的土孩子，有点城里人的样子。

另外就是她待人热情好客，邻居家有事他都热心帮助。我们同住一院的邻居卫老太太孤身一人生活，有时候到我们家帮助做饭，包水饺等，吃饭的时候也就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吃。宁可自己的孩子吃不饱，也要让外人吃饱。

自从我记事开始，母亲就经常生病，身体不好，她常年有胃病，后来又查出了高血压、心脏病等。但她一直是家中顶梁柱，支撑着这个家庭。他不仅把姐姐们和我抚养大，而且大姐二姐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几个外甥、外甥女也几乎都是在我母亲的帮助照料下带大的。

三，母爱无声

人们都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真正无私的爱，他们为了孩子的付出是不要任何回报的，我们家也是这样。

父亲是个上世纪20年代就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原来一直在济南等地教书，新中国建立后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顾不上家。

退休以后对子女也是言传身教，做出榜样。他对子女的教育是宽容的，从来不怎么批评或打骂孩子。除非是在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才严厉地批评，让你口服心服。他在家里有绝对权威，不怒自威，我们打心眼中都敬服他。

母亲比父亲小20岁，父亲的前妻没有生育子女，年轻的时候就在老家病故了。在战乱的1939年，父亲为了逃避日寇，从济南回到原籍泗水泉林卞桥。遇到了姥爷带着19岁的女儿逃荒到泗水。经人介绍，把女儿嫁给了父亲。后来父亲将母亲带到了济南工作，生下了我的大姐、二姐和三姐。

新中国建立以后，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了兖州，又有了四姐和我。据说1950年母亲曾经生下一个男孩，但一岁多的时候因为青霉素过敏而病故。为了实现要男孩的愿望，才在1956年她36岁的时候生下我这个男孩。

父母和姐姐们都对我疼爱有加。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小时候，夏天酷热难耐，我们在院子里铺上凉席乘凉，母亲会给我一边讲故事一边为我煽扇子，驱赶蚊虫。直到下半夜我睡着了，才把我抱进室内。在房间里，也早就把蚊帐放好并压住，不让蚊子进去。

冬天家中很冷，没有取暖设备，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用家中的唯一的一个锡壶灌好热水，为我暖好被窝。可以说是为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母亲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关爱，晚年回想起来是那么的温暖，我就是在这种关爱中成长起来的。

母亲跟着父亲在济南生活过多年，因此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心灵手巧，在我记事的时候家中很穷，我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她亲自动手做。尽管他没有学过裁缝，但从他做的衣服都是合身合体又保暖。看起来很洋气，使我们一出门就显得与众不同，引起了一些同学的羡慕。

比如说我们的穿的棉裤一般都是带袢带的，而不是扎裤腰的，棉裤下面收紧开口并钉了几个扣子，成了小马裤，既好看又不进风，穿起来显得干净利索和神气。虽然家里几乎没买过成衣，但是与人家有钱人家的穿的成衣相比，也绝对不土气。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

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那时候自己刚满18岁，还懵懂无知。插队之前还充满幻想，要到广阔天地去磨练自己，对前途充满信心。临走之前只有母亲依依不舍，偷偷的在屋里掉眼泪。虽然当年插队的地方离家不远，但毕竟是从城市到了农村，母亲心里不是滋味。

好在一年多以后，我招工去了山东拖拉机厂当工人，每周都回到城里的家，再也没有什么分离的感觉。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去了离家不远的曲阜师范学院上学，每逢周末也经常回到兖州的家。每当回家时，母亲就做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使我感到家庭的温暖。

1982年我大学毕业，由于当时在山东的分配不理想，就想办法走后门调剂到了我未婚妻所在的地方一一江苏省无锡市工作。那年我已经26岁，母亲也已经过了60岁，身体也不好，这才是真正的分别。我去无锡的时候，母亲依依不舍，但还是理解并支持了我的选择。

1982年国庆节，我旅行结婚，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旅游。第二年国庆节后，女儿出生，妻子坐月子，母亲还是在二姐的护送下到了无锡照顾我妻子和她孙女。

在母亲到无锡的一段时间里，我带着她和二姐游览了无锡太湖和苏州的园林，她非常高兴，说这辈子能到苏州这样的天堂一般的地方也值了。但是在游览的时候，她经常头晕，我知道他血压高，身体也不好，就让他回到兖州了，好在当时妻子单位产假，可以休一年以上，孩子也可以自己带。

四，晚年的母亲

1980年代，二姐已经随二姐夫从兖州调到济南工作。母亲一直随三姐居住在兖州。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都要带着孩子到兖州陪母亲过年。80年代，每逢我到北方出差，也都顺道去兖州停留几天，陪陪母亲。自己觉得作为唯一的儿子，由于无锡的房子太小，没有办法接母亲共同居住，不能膝下尽孝，是一大遗憾，总感觉到对不起母亲。

1988年三姐一家人从兖州跟随三姐夫调到了菏泽。如果母亲一个人在兖州，我们都不放心。有一段时间母亲就住到了济宁大姐家里。彼时大姐夫在济宁市水利局分到了一套4室的房子，相对宽敞。我那几年回山东也去济宁大姐家，正好四姐也在济宁安家，济宁就成了母亲常住的地方。当然也经常到济南二姐家去住一段时间。

1988年夏天我在无锡患了急性肝炎。住院期间自己综合考虑，一是对无锡的气候很不适应，经常生病。二是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不如济南。三是在无锡没有办法兼顾照顾母亲。因此便产生了往济南调动的念头。

经过多方面联系，到了 1990年底，调动终于成功。我从无锡调入了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以后，妻子杨秋陶也从无锡电视大学调入了山东省委统战部工作，全家搬到了济南居住。

1991年单位分房子，自己很幸运的分到了一个3室1厅的70平米住房，于是就把母亲接到了济南，与我一同居住，也算尽尽孝心。虽然母亲那时候已经70多岁，而且身体不好，但是仍然帮助我们买菜烧饭，照顾上学的孩子。

1994年初，冬天的一个晚上，母亲突然患上了中风，出现了失语和瘫痪。我们急忙把她送进了铁路医院。因为铁路医院靠近二姐家，方便照顾，并且她能够享受到铁路职工家属的医保待遇。

在母亲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当时几个姐姐还没有退休，只能轮流到济南值班，照料母亲。我只有白天上班，晚上每天在医院陪床。在母亲病情稳定以后，便把她接到我的家里，雇佣了一个小保姆来照顾母亲。

1994年，我正在被省委宣传部借调，去办省委理论刊物《发展论坛》。工作比较忙，经常出差，因此对母亲照顾不周。母亲当时是右侧偏瘫，讲话讲不清楚，吃饭要喂、大小便都要有人处理。当时还没有脑梗病人病后康复的这种理念，医院也没有康复的功能。因此母亲也未能得到康复训练。长期卧床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待到第二年的春夏之际，她老人家便在病中与世长辞了。

1995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也和父亲一样，是75岁，比父亲正好晚了20年。母亲的一生虽然很平凡，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却是我们一家人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她养育了我们姐弟5人，甚至还帮助我们带孩子，为这个家做出了一个母亲的贡献。

一年以后，我和二姐护送母亲的骨灰到了泗水泉林老家，其他姐姐们也从济宁和菏泽赶到泗水，一块举行了母亲的骨灰与父亲合葬的仪式。几年以后，我们又重新用石头重修了父母亲的坟墓。以后的时间，每逢清明节，如果时间允许，我和姐姐们经常去扫墓。

（我为4个姐姐在父母坟前拍的照片）

亲爱的母亲，我们永远怀念你！

2026年5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