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与东坡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话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洪树

看点

今年2月，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长篇非虚构新作《东坡在人间》出版，短短一个多月便入选“中国好书”2026年3月推荐书目，引发文坛与读者界的广泛关注。

在苏东坡研究已成一门显学的今天，在各类东坡传记、普及读物层出不穷的市场中，阿来为何还要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这部作品又凭借什么脱颖而出？

《东坡在人间》并非一部完整的苏东坡传记。阿来将笔墨集中在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自儋州渡海北归，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病逝于常州。这看似极窄的时间切口，却是一个极深的生命剖面。北归这一年，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重新审视过程”。他不是在书写新的篇章，而是回顾宦海沉浮的得失，梳理与故人的恩怨关系，甚至在生命将尽时对那些曾经“插刀”的朋友报以宽恕。

66岁的阿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循着东坡北归的路线，完成了跨越数千里的行走式写作，借助苏轼的书信、日记、唱酬作品及史书文献，还原其在生命最后一年的言行与思想。

这种“行走式写作”在传记文学中堪称独树一帜。大部分传记写作都是从文本到文本，而阿来用脚步丈量苏东坡走过的心路历程，在所有东坡传记中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儋州，他寻访东坡曾居住的“桄榔庵”，想象这位文豪在房漏三迁、缺食断粮的困境中自酿天门冬酒的淡然日常；在赣州，他驻足于东坡曾等候赣江水涨40余日的码头，体会他与昔日政敌刘安世冰释前嫌、共赴山间挖笋的豁达胸襟。这些实地踏访的细节不仅赋予了文本以鲜活的地理肌理，更让历史与当下在行走中完成了深度的时空对话。

全书在叙事上构建了双重时间线：一是东坡在元符三年启程北返至卒于常州的一年；二是阿来从2024年阳春到盛夏循迹而走的半年。两条线在书中不断交织、呼应、共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结构。阿来在书中写道：“我要做的是一个寻迹而至的人。不能伟大，但要靠近伟大；难以旷达，但要尽量阔大。”这种谦逊的追寻姿态，使得全书既是一部关于东坡的传记，也是一部关于“如何理解东坡”的思想札记，更是一部关于“作家如何向古人学习”的创作手记。

阿来对苏东坡的解读最具穿透力之处，在于他提炼出的“系与不系”的精神辩证法。所谓“系”，是入世担当——苏轼一生心系朝堂，即便屡遭贬谪，仍教当地人挖井、种田、治病，这份责任感他从未真正放下；所谓“不系”，则是超脱现实的智慧，是他在风暴中锚定自我的精神缆绳。阿来由此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东坡的旷达并非天赋，而是他在苦难面前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是他在“系”与“不系”之间不断拉扯、挣扎、寻求平衡的结果。这种精神困境不仅是苏东坡个人的，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心灵史。

正是在这一框架下，阿来对林语堂《苏东坡传》所塑造的东坡形象作出了一些修正。在他看来，林语堂将苏东坡塑造成一个偏安于饮食与诗文间的“美食家”和“文学家”，却忽略了他最核心的身份——深度卷入变法与反变法浪潮的政治家。阿来多次强调：“理解东坡，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的层面，而要对东坡置身的政治背景有深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东坡的人生沉浮和思想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苏轼从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到晚年认识到部分变法合理性的思想转变过程，指出苏轼之所以不会固执己见，全在于他“爱这个国家以及爱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

对于时下流行的“吃货东坡”“反焦虑达人”等扁平化标签，阿来在书中也以翔实的史料指出：苏轼在顺利做官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字说吃的事情；只有在贬谪黄州时，他才研究怎么做猪肉，在儋州则是因买不起整羊肉而吃羊蝎子。这种在极端贫困中寻找生活乐趣的行为，恰恰体现了苏轼“不放弃任何一点寻找乐趣的机会”的达观精神，而非后世过度浪漫化解读中的“天生乐观派”。

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在人间》在还原历史真实方面也做了可贵的努力。阿来坚持立足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真实的人生遭遇，去揣摩历史人物的情感波动和心理变化。他认为，苏轼的诗词文章从来都是对现实的反映、对民生的关切、对人生的思考，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潇洒。这种学术品格，使《东坡在人间》在众多东坡题材读物中脱颖而出，呈现出一种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当下温度的独特气质。

在文体上，《东坡在人间》难以被简单归类。它不是传统的传记，不是纯粹的游记，不是学术论著，也不是散文随笔——它将这些文体的优长熔于一炉，形成了一种“混成式”的非虚构叙事。阿来将实地调研视为阅读的一种形式，这种探索呈现为现实场景与历史场景相互穿插的叙事结构，让苏轼的形象越发丰满立体。

这种叙事的张力在书中随处可见。在赣江十八滩前，面对湍急奔涌的江水，阿来瞬间体会到“十八滩头一叶身”诗句背后深切的孤独与艰辛。正如他自己所说：“仅靠文字记载难以体会其中心境，唯有站在赣江险滩前，才能真正读懂诗句背后的艰辛。”这些行走中的体悟，不是对史料的复述，而是作家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古人的生命经验发生的直接碰撞。

阿来以苏东坡穿越半个中国的行程为线索，串联起他宦海沉浮之后尚羁绊于心的为官、为人、为文的人生片段，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还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东坡，以及“点点是离人泪”的苏东坡——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可感可触的苏东坡。

阿来的文字风格在书中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他兼具博物学家的观察力与诗人的感受力，既能在历史细节的考辨中保持学术的严谨，又能在行走的感悟中流露诗意的温情。书中手绘的“东坡北归行迹图”，清晰标注了跨越千里的生命旅程，成为独特的视觉符号。此外，两个“66岁”的暗合也为本书增添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生命共鸣——东坡北返已过花甲之年，阿来写东坡时也在相同的年纪。阿来在书的后记中说：“我能感到他心底里万千波澜，笔底下无限江山。”这种同龄文人之间的共情，是任何案头研究都无法替代的。

阿来通过苏东坡这个千年文化符号，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与精神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