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舅舅，一个用690万投进股市，一个把690万存进余额宝

我的两个舅舅，一个用690万投进股市，一个把690万存进余额宝

我两个舅舅是亲兄弟，一个妈生的，一个锅里吃了十八年饭，性格却像隔了一个太平洋。

大舅赵援朝，名字就能看出年纪，一九五一年生人，属兔，脾气却属炮仗。他这辈子干过的生意比我吃过的盐还多，倒过钢材，贩过橘子，开过录像厅，倒腾过VCD，千禧年的时候在深圳华强北卖过山寨手机，零八年金融危机那会儿差点破产，后来又不知道攀上了哪根天线，弄了个小额贷款公司，竟然又活过来了。到二零一四年的时候，他手里攥着的现金，刚好六百九十万。

二舅赵建设，一九五四年生人，属马，脾气也像马，老实巴交闷头走的那种。他这辈子只干过一件事——教书。从十八岁当代课老师干起，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八年教龄，退休的时候乡中给他开了个欢送会，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桃李满天下”，他拿回家挂在客厅正中间，逢人就指着说这是学校送的。

二零一四年秋天，姥爷姥姥留下来的那栋临街三层老宅被征收了，拆迁补偿款打到了两兄弟的户头上，一人六百九十万。这笔钱来得突然，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差点把两个加起来一百二十多岁的老头砸晕了。

大舅拿到钱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妈打了电话，声音大得连坐在沙发另一头的我都能听清每一个字：“老三，我有谱了！我跟你说，这波牛市至少翻两倍，我准备满仓干进去！”我妈把话筒拿远了一点，等大舅那头消停了才叹了口气说大哥你悠着点，大舅说了句你懂什么就挂了。

二舅拿到钱以后整整一个礼拜没动静。我妈不放心，让我去二舅家看看。我骑车到乡中的时候，二舅正坐在操场的乒乓球台边上看夕阳。乡中已经放暑假了，整个校园空荡荡的，他的背影坐在水泥球台边上，瘦瘦小小的，像秋天树梢上一片还没落下来的枯叶子。

“二舅，妈让我来看看你。”

二舅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拍了拍身边的水泥台面让我坐下。他没提拆迁款的事，倒是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说今年初一新生又少了三十个，说乡中可能要跟镇上合并了，说他教的最后一届学生里有个娃考上了县一中，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骄傲里头裹着落寞，像是攥着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掉得越快。

“二舅，那钱……您打算怎么用？”我到底没忍住。

二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银行回执单。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余额宝的转入凭证，金额六百九十万，转入日期是拆迁款到账的第二天。那张纸被他折了又折，折痕处已经磨得发白了，显然是在兜里揣了很久，时不时掏出来看一眼。

“您全存余额宝了？”我有点不敢相信。

“嗯，”二舅把回执单小心翼翼地收回去，重新折好放进口袋，拍了拍口袋外面的布，“一天利息好几百块，够我买菜了。”

那天傍晚的夕阳把半个操场染成了橘红色，二舅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从乒乓球台一直拖到了沙坑边上。我看着他低着头走回破旧的教师宿舍楼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点发酸。六百九十万，他一个寡居老头，最大的消费就是买条鲫鱼炖豆腐，一天几毛钱的煤火钱他都算得清清楚楚，你说他要那么多利息干什么。

后来的故事，全国人民都知道。

二零一四年底开始，上证指数从两千多点一路狂飙，到二零一五年六月冲到了五千一百多点。那半年，大舅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他加的那些炒股群里每天都在放烟花，满屏都是“涨停”“翻倍”“all in”的词。大舅的六百九十万在杠杆的加持下，最高峰的时候账户余额突破了五千万。那天他破天荒地亲自跑到我家来，拎了一瓶茅台两条软中华，进门就拍桌子——不是生气的那种拍，是高兴得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的那种拍。

“老三！五千万！我赵援朝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喝了两杯酒以后在饭桌上手舞足蹈，脸红得跟煮熟的螃蟹壳似的，“我跟你们说，这波能到一万点，到时候我就是亿万富翁！”

二舅那天也在场，坐在角落里端着一杯白开水慢慢地喝，听大舅吹牛的时候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微微点头，像是在课堂上听学生回答问题的样子。大舅说到兴头上拍着二舅的肩膀说老二你傻不傻，六百多万存什么余额宝，一天几百块利息，我一天涨几十万，你后悔了吧？

二舅喝了口水，不急不缓地说了一句：“涨得再多，卖掉才是你的。”

大舅当场就拉下脸了，说老二你一辈子就这点出息，怪不得只能当个穷教书匠。二舅没接茬，只是把手里的白开水杯放在了桌上，站起身来跟我妈说了句老三我先回去了，然后背着手慢慢地走出了院子。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号，上证指数在冲上五千一百七十八点之后，毫无征兆地一头栽了下去。那一栽不是普通的下跌，是山崩地裂式的崩塌——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千股跌停再千股跌停。交易所的熔断机制被反复触发，券商营业部里挤满了面如死灰的人，有人当场晕倒被救护车拉走，有人坐在台阶上嚎啕大哭。

大舅的五千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平仓线一口一口地吞掉了。

先是浮盈清零，然后是本金亏损，最后是杠杆爆仓。那些曾经在账户里闪闪发光的数字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了出去，漏得干干净净。大舅最后从股市里撤出来的钱，只有不到三十万——不是他主动撤的，是被强制平仓之后剩下来的渣。

我不知道大舅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只听我妈说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关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门反锁着，怎么敲都不开。第三天晚上他自己出来了，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他坐到饭桌上，端起一碗凉透了的粥，呼噜呼噜喝完了，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妈，眼睛是干的，没有泪，但那种干比任何哭泣都让人心惊。

“老三，”他说，“五千万，就这么没了。”

然后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事情到这里本来也该结束了。成王败寇，押大赔大，愿赌服输，大舅虽然亏得血本无归，但以他的性格还不至于被这一笔钱压垮。真正让我对这两个舅舅有了全新认识的，是三个月以后发生的一件事。

二零一五年秋天，大舅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家里。

送医还算及时，命保住了，但左半身基本不能动了，需要长期住院做康复治疗。县医院的条件有限，想做有效的康复训练就得转到市中心医院，但中心医院的康复科是自费项目，医保一分钱都不报。大舅那剩下的二十多万在ICU里就花掉了一大半，等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卡上只剩了不到五万块钱。大舅妈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存折和银行卡，加起来凑不到十万。两个表哥一个在工厂上班一个开滴滴，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拿不出多少钱来。大舅妈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地借了一圈，亲戚们要么推说自己也没钱，要么象征性地掏个三五千，有些人甚至连接电话的语气都变了，那个曾经在他们嘴里被夸上天的“赵老板”，如今变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麻烦。

我妈把家里能动的五万块钱全取了出来，送到医院的时候大舅妈抱着我妈哭成了泪人。我妈回来以后坐在沙发上发呆，眼圈红红的，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一句话：“那么多钱，说没就没了，人也不行了，怎么会这样……”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二舅来了医院。他拎着一个普通的红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斤苹果和一把香蕉，进了病房以后把东西搁在床头柜上，在病床边坐了下来。

大舅那会儿已经能勉强说几句含混不清的话了，歪着嘴，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看到二舅进来的时候眼神明显躲闪了一下，大概是还记得自己半年前拍着二舅肩膀骂人家穷教书匠的事儿。

二舅没提那些，只是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削了一个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插着，一块一块地喂到大舅嘴里。大舅嚼着嚼着忽然不嚼了，两行浑浊的老泪顺着脸上纵横交错的沟壑淌了下来，把嘴里的苹果渣都泡软了。

“老……老二……”他含混不清地说，“你……你骂我吧。”

二舅把水果刀合上放在一边，看着大舅，半天没说话。病房里的空气像是凝住了一样，只有床头监护仪滴、滴、滴的声音，一下一下地响着，像是时间在敲钉子。

“骂你干什么，”二舅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平，像是在课堂上讲到一道特别简单的题目，明知道所有学生都会做，但还是认认真真地讲出来，“你是我哥。”

大舅死死地闭着眼睛，眼泪从紧闭的眼缝里挤出来，从太阳穴滑下去，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二舅站起来，走到病房门口，拉开门之前转过身来，用那种当了几十年老师特有的平稳语气说了一句话。

“康复的钱我出，人活着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二舅说的“我出”，不是借，是出。

他把自己那六百九十万本金一分没动地从余额宝里赎了回来，给大舅办理了转院手续，在市中心医院旁边租了一套月租三千的公寓让大舅妈住着方便照顾，还专门请了一个有资质的康复治疗师，一周做五次一对一的康复训练。治疗师私下里跟我说，就你二舅这个花钱的力度，基本就是照着把病人全须全尾拉回来去的，没打算计较花多少。

大舅在中心医院整整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康复费用加上房租生活费，二舅前后掏了将近八十万。八十万花出去，大舅从左半身完全不能动恢复到了能拄着拐杖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自己下楼遛弯的程度。主治医生都说这简直是奇迹，按大舅这个年纪这个病情，一般人能恢复到坐轮椅就不错了。

大舅出院那天，二舅来接他。大舅拄着拐杖站在住院部一楼大厅里，看着二舅那张平平淡淡的老脸，忽然把拐杖往旁边一扔，直直地跪了下去。

二舅一把架住他，没让他跪实，把他整个人硬生生从地上扥了起来。当年在讲台上喊了几十年起立的嗓子，这会儿压得低低沉沉的，还是那种老夫子的腔调：“你干什么你，腿还没好利索，跪什么跪。”

大舅抓着二舅的胳膊，哭得浑身发抖，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喉咙里挤出来：“老二，哥这辈子对不起你，哥就是个傻子，你打我骂我都行，你别对我这么好，我受不住……”

二舅架着他的胳膊，看了他一眼，目光从老花镜的镜片上方透出来，额头上挤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