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延安七大：七百余人冒险赴会，多人牺牲在路途上

一场全国代表大会，从最初动议到正式开幕，中间隔了十四年。期间会议日程被推迟了八次。有的参会人员为了准时报到，提前五年就收拾行李出门。更反常的是，很多人走出门后，再也没能活着走到会场。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召开。按照正常程序，下一次大会本应在几年后举行。一九三一年，中央曾计划在江西瑞金召开七大。当时国民党军队正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展开围剿。

前线战事密集，红军主力频繁调动。根据地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原定的会议只能搁置。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启战略转移。长征路上，部队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或作战，根本找不到固定场所集中开会。

红军到达陕北后，全面抗战爆发，诸多城市相继被占领。一九三九年，延安方面决定筹备七大，向各地发出选举代表的通知。南方各省的代表接到指示后，陆续启程向大西北集结。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在安徽茂林地区遭到伏击，损失严重。紧接着，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大举推行扫荡。根据地面积被据点和公路大幅分割，交通线频繁切断。延安不得不再次下达延期指示。

交通断绝导致已抵达延安的代表只能就地参与劳动和学习，未出发的代表则在原地待命。从全国各地的敌占区前往陕北，是一条死亡率极高的路线。日军在华北、华东修筑了密集的公路网和碉堡。

长江、黄河的渡口有日伪军巡逻艇监控。代表们赴会，必须徒步穿过津浦铁路、陇海干线等多条被敌军控制的交通动脉。华南地区的代表在路上耗时最久，他们于一九三九年冬从广东境内启程。

为了避开敌军岗哨，队伍放弃主干道，化装成难民或商人，在广东、江西、湖南等省交界山区隐蔽穿插。经过一年零一个月的长途徒步，这批华南代表才在一九四零年底分批抵达陕甘宁边区。

选择海路或强行穿越平原的代表，遭遇了极大的伤亡。一九四三年三月，新四军第三师一批高级干部奉命赴延安。陆路被切断，他们从江苏北部登上一艘木制帆船，计划经黄海前往山东再转赴陕北。

船只航行到连云港以北海域时，遭遇日军蒸汽巡逻艇拦截。敌舰使用机关炮对木船进行火力压制。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第八旅旅长田守尧等十六名干部，在甲板上与日军交火，全部中弹身亡。

陆路突围同样伴随着高伤亡。一九四零年五月，冀南区委代表鲁贲在穿越平原封锁线时，遭遇日军机动分队。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地带，鲁贲与护送人员被敌军火力覆盖阵亡。

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副旅长段焕竞与妻子李珊也是赴会代表。一九四三年，他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从江苏东台出发，行程长达半年。他们在夜间伺机穿越津浦铁路，在探照灯扫射间隙钻过铁丝网。

有一次穿越敌占区，队伍被日军扫荡部队合围。段焕竞拔枪带领突击队突围。夜战中妻女失踪，李珊抱着婴儿滚入泥泞水沟。她将身体浸在泥水里捂住女儿嘴巴，躲避日伪军搜查，次日才重新汇合。

高级干部转移也面临极大风险。刘少奇当时在华中局主持工作。一九四二年，延安要求他返回筹备会议。电报连用三个“须”字，强调必须配备强有力保卫人员。他化装成商人，保卫人员扮成挑夫动身。

队伍经过山东、河北、山西，沿线地方部队接力护送。进入太行山区后，队伍深夜遭遇沙尘暴。向导在狂风中失去方向，刘少奇递给向导水壶让他冷静。向导通过观察岩石青苔生长情况找准了隐蔽山道。

这趟行程总共走过了一百零三道封锁线，从春季走到冬季，路程长达三千余里。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年底才抵达延安。而此时，距离会议正式召开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这座建筑是延安职工在缺乏钢筋水泥的情况下，就地取材用砖石木料一块块垒砌起来的。

走入会场的正式代表有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当时全国一百二十一万名党员。这些坐在粗糙石砖地面上开会的人，是从各地日伪军封锁区里活着走出来的幸存者。

段焕竞夫妇凭借贴身保存的两张代表证进入会场。由于长途行军和长期战地恶劣环境，李珊身体机能严重受损。会议结束后，她随大部队返回华东前线，一九四六年在山东病逝。

提前出发却未能抵达的人，永远停在了半路上。对生者而言，把生命拴在裤腰带上走大半年去开会，有悖于安全常理。当一个普通人背着婴儿面对机枪扫射的铁丝网时，到底是什么让他觉得那张通行证比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