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十点我哥因为癌症去世了，年仅四十六岁。在铁路上班

我叫周小军，今年四十三。今天上午十点零七分，我哥走了。

我哥叫周大江，在铁路上干活，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是正儿八经在铁道边抡洋镐的养路工。他们那工种有个学名叫线路工，说白了就是修铁路的，风吹日晒，夏天铁轨上能煎鸡蛋，冬天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一样。我哥在那条铁路上干了二十三年，从二十二岁干到四十六岁，从毛头小子干到头发白了半边，直到上个月那张体检报告出来，他都没请过一次超过三天的假。

今天早上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九点多的时候我正开着出租车在市区里转悠，手机响了，是大嫂打来的。大嫂平时不怎么给我打电话，我们两家的走动不算勤，所以一看到她的名字在屏幕上跳，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接起来，大嫂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她说小军，你来一趟医院吧，你哥不太好。我说怎么个不太好，她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别着急，慢点开车。

干我们出租车这行的，什么急事都见过，但我当时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抖。我把车往路边一停，打了个双闪，坐在车里缓了半分钟才重新发动车子往医院开。路上经过一个铁道口，正好有一列火车过去，栏杆放下来，所有的车都在等。我坐在车里看着火车轰隆隆地过去，车厢一节一节的，晃得地面都在颤。我忽然就想起了我哥，想起了小时候他牵着我过铁道的样子。

我哥大我三岁，但从小他就像个大人似的管着我。我们家住在铁路家属院，出门走二百米就是铁道，我爸是个扳道工，从十八岁干到退休，一辈子跟铁路打交道。我们那一片的孩子，打小听着火车汽笛声长大的，枕着铁轨的震动睡觉，要是哪天晚上铁道上没动静了，反而不习惯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哥从小就对铁路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他十来岁的时候，放了学不回家，背着书包跑到铁道边上去看火车，一蹲就是一下午。货运车、客运车、绿皮车、红皮车，什么车次什么钟点经过我们家这段，他弄得一清二楚。我爸说这小子以后肯定也是干铁路的料。果不其然，他初中毕业那年铁路上招工，他没跟我妈商量就跑去报了名，回来的时候揣着一张招工登记表，脸上笑得跟捡了钱似的。

我妈知道以后哭了一晚上。招的是什么工？是在编组站扛枕木的活儿，说白了就是卖力气。刚去的时候我哥瘦得跟猴似的，个子是够高了，但浑身上下没几两肉，一根枕木二百多斤，两个人扛，一天下来肩膀磨得稀烂，血和衣服粘在一起，晚上回家脱衣服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我妈一边给他上药一边掉眼泪，说你换个活干行不行，你爸把你塞进去是有指标的，咱可以挑个轻省的。我哥说不换，我喜欢铁路。我妈说你傻不傻，这有什么好喜欢的。我哥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听见火车的声音心里踏实。

就为了这么一句踏实，他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

后来我哥从编组站调到了工务段，当上了线路工，手里的活儿从扛枕木变成了维护铁路。巡道、换轨、清筛道床、修护坡、掏涵洞，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一到夏天暴雨季节就得连轴转，雨越大越得往外跑，看铁轨有没有被冲坏，看路基有没有塌陷。有一回半夜里下暴雨，他刚巡完一趟回来，浑身淋得透湿，刚换了干衣服，对讲机又响了，说上游有山洪下来，挨着铁路的那段河堤得加固。他二话没说又套上雨衣出去了，等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浑身上下的泥浆子有半寸厚。

大嫂为这事没少跟他吵。大嫂姓宋，叫宋春梅，在县城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她是个好女人，这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她跟我哥过日子，确实不容易。我哥一个月挣那点工资，刚够一家人吃饭的，稍微有点什么事就得借钱。他们家住在铁路家属院一栋老楼里，六十多平的两居室，客厅小得转不开身，厨房里的橱柜门板掉了一半，用铁丝绑着凑合了好几年。我大侄子周浩上高中以后，开支更大了，大嫂跟我哥说让他换工作，哪怕去开个货车也比在铁路上挣得多。我哥不说话，低着头抽烟。大嫂急了，说周大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就这么喜欢修铁路吗，你修了一辈子铁路，铁路给你什么了。

我哥还是不说话，把烟抽完了，站起来说了句，铁路上的活儿总得有人干。

这句话不是赌气的话。我后来才慢慢理解，他是真这么想的。那条铁路线从我们家门口经过了几代人，我爸扳道，他修路，沿线十几万人的出行全指着这条铁轨。春运的时候绿皮车一趟一趟地加开，几十万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挤绿皮车回家。我哥每年春运的时候都是最忙的，有一年大年三十他还在铁道上铲雪，年夜饭是大嫂用保温饭盒送到铁道边上给他吃的，零下十几度的天，饺子送到的时候都粘成一坨了。他蹲在铁轨旁边的一个小棚子里，就着一盏应急灯的光把饺子吃了，然后继续铲雪。我问他大过年的在铁道上铲雪什么感受，他说没啥感受，就是看见火车从跟前开过去的时候，心里挺舒坦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怎么会说，也不怎么会表达，心里头有什么话都闷着。我们哥俩这些年其实交流不多，各自成家以后走动得更少了。有时候我拉到他们家附近的活儿，顺道拐进去看看他，他大部分时候不在家，在铁路上呢。偶尔在家里碰上，他也没什么话，就是给我倒杯水，两个人坐着把一根烟抽完，我说哥我走了，他说嗯，路上慢点。

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拉着他去镇上买东西。路上经过一个铁道口，正好有火车过来，栏杆放下来。他坐在副驾驶上，摇下车窗，一直盯着那列火车看，从火车头看到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拐弯处。火车过去以后，栏杆升起来，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催我。我挂上档继续往前开，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你看这火车多好。我说好什么好，耽误我三分钟。他笑了笑没再说话，把车窗摇上去了。

我现在想起那个笑容，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剜了一下。

我哥的病是今年三月份查出来的。其实春节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舒服了，人一直瘦，吃东西没胃口，大便也不正常。大嫂催他去检查，他总说没事没事，就是胃不舒服，吃点健胃消食片就好了。他又拖了一个多月，直到三月初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忽然晕倒了，被工友送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一出来，全家都傻了。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大嫂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在跑车，把车停到路边，听完以后整个人都木了。那天晚上我去了他们家，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大嫂在厨房里给我哥熬粥，眼圈红红的。我大侄子周浩在他房间里没出来，不知道是写作业还是在哭。我哥坐在客厅里的旧沙发上，脸上的表情倒是平静得很。我说哥，咱去省城的大医院再看看，说不定是误诊。他说不用了，CT片子在那摆着，看也白看。他又说你不用担心我，我该咋的咋的，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够本了。我说你才四十五，有什么够不够本的。他说四十五还年轻啊，比我爸强，我爸走了都十年了。

接下来就是化疗。一轮一轮的化疗把我哥折腾得不成人形。头发掉光了，眼窝深陷下去，人瘦得跟一把干柴似的。铁路上的班肯定是不能上了，大嫂为了照顾他也把超市的工作辞了，家里两个收入来源全断了，就靠着之前攒的那点积蓄和亲戚朋友凑的钱撑着。我每个月给他们拿两千块钱过去，我哥死活不要，说你跑出租也不容易，我说你就别操我的心了，好好治你的病。他把钱收下的时候整个人沉默了好一阵，像是不甘心又无可奈何。

化疗做了三个疗程，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四月底的时候医生把我们家属叫到办公室，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和腹膜了，再化疗意义不大，建议我们考虑让病人回家休养，让他最后这段日子过得舒服一些。大嫂当场就哭了。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看着那张片子上一块一块的阴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了，疼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难的时候，大嫂一个人扛着太多太多了。照顾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有多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哥最后那两个月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大嫂就整宿整宿地守着他，给他揉背、喂止痛药、换弄脏的被褥。有时候半夜里我哥疼得受不住了冲她发火，让她走，让她别管他了，大嫂也不吭声，等他疼劲儿过去消停了，又端了一盆热水轻轻地给他擦身子。我跟她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守一晚。她笑了笑说我没事，你开车不能累，回去吧。

我哥有一天精神稍微好点，靠在床上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嫂子。我没说话，坐在床边低着头削苹果。他把头转向窗外，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又说了一句，要是有下辈子就好了。

七月十二号，我哥住进了临终关怀病房。那是一个四人间，另外三张床上躺着的也都是差不多情况的病人，整个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哥被安排在最靠窗的那张床。那几天他已经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了，全靠营养液吊着一口气，人也开始迷糊，时昏时醒的。醒着的时候还能认人，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说小军你来了。昏睡过去的时候呼吸特别重，胸腔里像是有一台老旧的机器在呼哧呼哧地运转，随时都可能停下来。

今天上午我是九点半到的医院。大嫂坐在病床边，眼睛肿得不像样子，一看就是哭了一整夜。周浩也在，这孩子自从他爸住院以后一下子懂事了不少，天天在医院守着，给他爸擦脸擦手。我走到床边看了看我哥，他睡着了，呼吸比昨天更弱了，嘴角有一点干涸的唾液。我拿纸巾给他擦了擦，他没有反应。

九点五十多的时候，我哥忽然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浑浊了很长时间了，但那一刻忽然清亮了一下，像是有一层雾散了。他看了看大嫂，看了看周浩，最后把目光落到我身上。他嘴动了动，想说什么。我把耳朵凑过去，听到了他沙哑的嗓子里挤出来的一句话，声音轻得像风里的纸片。

他说，周浩……把周浩……供完。

我说你放心，有我在。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但已经没有力气了。

上午十点零七分，监护仪上的那条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大嫂趴在床沿上嚎啕大哭。周浩站在床尾，眼泪哗哗地往下淌，手攥成拳头杵在腿侧，指甲抠进了肉里。我站起来，走到走廊里，靠着墙慢慢地蹲了下去。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子从我身边经过，有人在打电话，有人拎着饭盒，世界照常运转，没有人知道刚刚有一个在铁路上干了二十三年的人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可能五分钟，可能十分钟。后来护士过来跟我说要办手续，我站起来，两条腿都是软的。办完手续回来，殡仪馆的车已经到了。两个穿黑衣服的工作人员把我哥从病床上抬到推车上，用一块白布从头到脚盖住。大嫂被人搀着跟在后面，哭声在走廊里回荡，就那样被推着走了。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个盖着白布的推车消失在走廊尽头的电梯里。

处理完医院的事已经快下午一点了。我开车往回走，又经过了那个铁道口。这次没有火车经过，栏杆敞开着。但我还是把车停在了路边，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我平时不怎么抽烟的，今天特别想抽。

我坐在车里，看着那条铁轨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阳光照在铁轨上，两条亮闪闪的平行线透着光。铁道边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的，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没一会儿，一列货运火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车厢一节接着一节，大地都在震动。我坐在车里，在那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里落下泪来。

我想起去年秋天我哥坐在副驾驶上看火车的样子，想起他说的那句你看这火车多好，想起他说听见火车的声音心里踏实，想起我爸退休那天在铁路边上站了很久才回家。

我们周家两代人，把一辈子都搁在了这条铁路上。今天我哥走了，他修了二十三年的铁路还在那儿，明天还会有火车从上面开过去，后天、大后天、往后无数个日子，都会有人坐着火车回家或者离家。那些人不会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周大江的线路工，在他们脚下这条铁路上顶着日头铲过碎石、冒着暴雨巡过道丁、大年三十在铁轨边上铲过雪。但他们经过的每一米平稳的铁路，都刻着他的名字。

晚上我回到家，翻出了一个旧相册。里面有一张我哥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候他刚进铁路没两年，戴着一顶工作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站在铁轨旁边笑得很精神。我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翻过来，背面是我哥的字，歪歪扭扭的，就写了一行话：今天巡道八公里，脚磨了俩泡，但是挺高兴。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在旁边坐下来，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下去。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那声音隔着城市的喧嚣，隐约而固执地响着，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哥，走好。

你的铁路，还响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