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秘书和培元，被誉为青年哲学家，可惜在延安溺水而亡

1941年7月28日午后两点，延河岸边的柳树一动不动，热浪像罩子一样扣在宝塔山上。三名年轻人快步走向河滩，其中一位戴着深色圆框眼镜，正是被延安人称作“小和老师”的和培元。谁也没想到，短短半小时后，延河会带走他的生命，并把他的名字永远定格在32岁。

沿着时间往回推，和培元1910年出生于河北内丘，6岁识字，12岁能背《孟子》，师长都说这孩子“记性好，问得多”。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北平满街抗日宣传，他却常在图书馆埋头读康德、黑格尔，笔记密密麻麻，像蚂蚁爬过纸面。

毕业后，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教国文。张中行后来提到这位同事时，用了两个词——“考究”“痛快”。和培元个头不高，常着灰色长衫，但谈起德国古典哲学，眼睛像灯泡般亮。不少同事偷偷学他在讲台上用粉笔勾勒辩证法三角，结果却只画出一堆弧线。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彻华北。和培元放下教案，南下西安，再转陕北。从保定到延安，先是火车、后是大卡车，最后一段路靠双脚。到枣园那天已经深夜，他睡在窑洞外的窄板凳上，第二天见到毛主席，第一句话是：“想留在这儿讲点有用的课。”

延安缺枪也缺书，但更缺懂哲学的教员。毛主席拉起一个6人学习小组，成员中除艾思奇之外，最年轻的就是和培元。毛主席当面评价：“小和年纪轻，却能把矛盾讲透，这是难得。”这句肯定，让延安许多机关干部跑去听他讲课，窑洞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有意思的是，陈云也想组织中组部干部听哲学，向毛主席提出“请个老师”。毛主席抬手指了指门口正递文件的年轻人：“不用找了，就让小和去。”一句话，决定了一批高级干部的“哲学启蒙”。从此，每到晚上，陈云、李富春对着煤油灯抄笔记，以致手背熏得乌黑。

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多是前线指挥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和培元备课总要写两份教案，一份专门列例子。他讲“实践”，不过三分钟，便抛出“学游泳得先喝几口水”这句通俗小例。教室里先是一愣，随后哄堂笑声，记住的人却最多。张铚秀后来回忆，唯物辩证法被他浓缩成五句话，短短25字，掉书包的味道全无。

除了讲学，他还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清晨五点抄稿，中午在窑洞口读新闻，夜里再回枕头边翻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延安电灯少，油灯烟呛眼睛，他就把帽檐剪成小条贴在灯罩，将燃烧的油烟引到一旁，省事又省油，这点“小发明”连炊事员都跟着学。

1941年盛夏，高温持续。延河成了天然的“公共浴池”。那天，中午的收音机播完新闻，他合上笔记本，拍拍同屋柳浞的肩膀：“去游两圈，冲冲脑子。”柳浞笑着答：“你先下，我可不敢游太深。”两人再加上警卫张仲实，顺着石阶下到河边。

河水比往日涨了半尺，表面平静，暗处却有暗流。和培元下水后很快游到河心，一阵浑浊水波翻起，他在浪里挣扎。柳浞水性平平，只能高喊：“快来人！”张仲实奔向驻地，求助的脚步踉跄，尘土飞扬。等十几名战士赶来，河面已恢复平静。费了不少力气，把人捞上来时，他胸口一热一冷，仅剩微弱气息。

有人骑马飞回枣园报告，毛主席闻讯当即指示：“立刻叫车，去医院，把最好的医生带上！”延安那时仅有一辆菲亚特旧车，尘头卷着砂石一路狂飙。当医生抵达河岸，心脏早已停止跳动。此刻，太阳斜挂，河面闪着金光，却像在为他布满了蜡黄的纸钱。

消息传到各个机关，许多人怔坐半晌。毛主席连夜召集值班人员，低声说：“多好的苗子，说没就没了。”此后几日，他翻看和培元留下的讲义，眉头紧锁半天不语。窑洞墙上挂的煤油灯，光亮微弱，映出一行行遒劲的墨迹，字字犹在，人已远去。

延安文艺工作者殷白心痛地写下纪念文章：“他总说，无产阶级文艺要有理论，更要有作品。”短短一句，成了许多人继续写作的动力。艾思奇整理出他的课堂笔记，编入《哲学学习手册》；陈伯达则把他未完稿的翻译交给了教科书编审组。那些纸张上泛黄的铅字，成了后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珍贵注脚。

若干年后，延河两岸再没有当年的喧闹。当时学习过他的学员，有人成为共和国将军，有人成为高级干部。他们谈起“小和老师”，无不惋惜。假如命运稍微偏转，或许新中国的哲学词典里，会多出一个重量级的名字。

与其说他是秘书，不如说是思想的播种者。他将辩证法的种子抛向黄土高原，未经修饰的道理，在粗粝的土地里发芽；而那个盛夏的浪头，则把他永远封存在延河的水声里。这段故事，像一行被时间冲刷的脚印，只留给后人静静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