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船工冒死助红军过大渡河，19年后中央点名找他

1954年6月，中央发电报至成都，请地方配合寻访一位“协助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老船工”。电文简短，却让西南军区、四川省委如临大敌。档案里只留下模糊的只言片语：性情豪爽，安顺场人，曾冒死送第一船。除此之外，再无线索。沿河几十个乡镇被翻了个底朝天，始终打听不到确切的名字。直到一位高龄老乡拍着胸脯说：“你们找的，八成是老帅。”

工作组顺着线索，沿安顺场逆水而上。避开新修的公路，只能循着当年的羊肠小道。七月初，在一处竹林深处的吊脚楼，他们终于见到那位皮肤黝黑、满脸沟壑的老人。听说是解放军来找自己，帅仕高猛地放下锄头，追着问：“是不是我那些红军弟兄有什么消息？”

握手那一刻，时间仿佛倒流到1935年。长征刚进入川西，追兵咬得紧，毛主席提出“抢渡大渡河”，这是生死攸关的一跳。安顺场只有十三条木船，且多被地方民团收走。敌人已在对岸架起机枪，只要紅軍登船，子弹就往船篷上泼。当地人说：“河里浪头像屋脊，掉下去就是万劫不复。”多半船工摇头，一则怕水，二则怕被报复。就在这时，帅仕高站出来，简单一句：“我识水性，我来。”

他的家境清寒，靠摆渡糊口，家中尚有老母病弱、妻子怀胎。可他认定，红军讲理，不欺贫苦，值得相助。深夜，他悄悄摸回码头，找来三位同伴，藏好唯一完好的“九篙子”木船。次日拂晓，第一批17名突击队员登船。子弹擦着水面，“啪啪”溅起水花。帅仕高一跺脚，硬是把船横渡出去；浪头掀来，他骤然转桨，船身斜冲上岸。战士们跃下舱板，扛枪就地卧倒，随即展开火力，保护第二船靠岸。

有意思的是，岸上国民党守军被这股猛劲吓住，竟愣了片刻。红军抓住机会，一昼夜接连冲出十余趟，三千多人先后登陆。第三天拂晓前，二万余红军全部过河，紧接着北上强攻泸定桥。至此，大渡天堑被撕开，长征从绝境闯出一线生机。渡口旁的竹筏早已破碎，帅仕高的双手却因长时间握桨磨得血肉模糊。红军卫生员要替他包扎，他笑着推开：“来不及，先紧着你们战士。”

红军走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严查“为匪助逆者”。安顺场多位船工被抓，帅仕高趁夜进山，靠采药渡日。他在山里熬过了兵荒马乱，扛过了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也没出过四川一步。村里人都知道他做过大事，可外界却无人知晓，他也从不张扬。1954年的那封电报，把他淡去的名字重新拉回公共视野。

“当时害怕吗？”工作人员问。老人抿了口茶，回答很轻，“怕啊，可是更怕看着人家好人被欺负。”这句平白话，正是那代人的底色。后来有关部门为他记一等功，安排他进省城疗养，他却只提出两件小事：给村小学添几套课桌、修一条通往渡口的石阶。批文很快落实，小学孩子们第一次坐上了有靠背的木椅。

1961年春，彭德怀元帅重访安顺场。同去的军区参谋提醒：“那位老人就在前面。”彭老总大步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老哥，你当年的那一桨，可救了我们的命！”话音未落，二人早已热泪盈眶。村民们夹道鼓掌，那情景，如同当年惊涛中的呐喊。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大渡河畔。1987年，杨得志上将邀请帅仕高赴京参观。老人第一次坐飞机，起飞瞬间，他攥紧靠椅扶手，小声嘟囔：“这玩意儿比我的木船快多了。”抵京的第二天，他在天安门广场久久伫立，望着五星红旗升起，嘴里只说了一句：“这风，真有劲。”

1995年秋天，85岁的帅仕高在家中安详离世。生前，他始终未向国家提出过个人要求，只留下一句嘱托：“要让娃娃们记得那段日子，记得红军好。”如今，安顺场的渡口已被拦河大坝改貌，旧木船陈列在纪念馆内，船舷上斑驳的斧痕仍在。每逢有人问起，船工的后人总会说：“爷爷那一下船桨，划开的不仅是江水，更划开了生路。”

大渡河仍涛声如故，岸边树起的石碑记录着1935年的惊心动魄。人们常感慨红军的勇猛，而那支撑战士们突围的，还有无数像帅仕高一样默默无闻的百姓。长征胜利的图景，正是这些碎片拼合而成；细看之下，每一笔都是血与火，也是信义与担当。

在安顺场老街，茶馆里挂着一张旧照片：年轻的船工赤脚立于船头，远处浪花翻滚。老人没留给后人丰厚家产，只留下两行字：“帮人过河，不问回报。”他的两个孙子，后来先后参军，穿上了军装。提起祖父，他们只说：“他渡过的是河，我们要守的是国。”

这段往事过去近九十年，名字或可被尘封，功绩却长存。大渡河水东流，带走硝烟，也见证了信仰的重量。若问那一舟十七人如何改变了长征的生死分界，或许可以这样回答：有人在急流中挺身而出，才有后来漫山遍野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