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田野志 | 北马其顿有另一部巴尔干剧本

编者按：本文是文汇报国际部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中东欧田野志”专栏的第一篇。在许多作家笔下，北马其顿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巴尔干国家的独特气质。多元文明在此交融，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同面貌。置身于这样的背景，北马其顿人是否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这里又是否会演绎出不同版本的巴尔干故事？

提起巴尔干，脑海中不免浮现血腥与暴力的印象。从萨拉热窝刺杀到南斯拉夫解体，残酷的历史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宣告半岛的命运。然而，当视角移到半岛中部，在马其顿平原上，同样的故事却有着不同的演绎。

多元文明的征服与融合

走在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的街道，你感受到的并非近代战争的创伤，而是多元文明的印记。矗立在马其顿广场的不同雕像——亚历山大大帝、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沙皇萨穆埃尔，以及斯拉夫文明奠基人圣西里尔和圣美多迪乌斯，瞬间让你感受到马其顿平原的文明碰撞与交流。

腓力二世在位时，大兴改革，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马其顿王国于是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疆域在其子亚历山大时期达到顶峰，并开启了希腊化的时代。随着远征途中的各种经历，同时为了稳固马其顿帝国的疆域，亚历山大逐渐改变以希腊人为尊的观念，认为所有民族应该和睦相处，推动了早期民族融合。亚历山大去世后，帝国分裂成马其顿、塞琉古和托勒密。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帝国吞并了这三个国家，并设立为马其顿行省，大致包括今天北马其顿的马纳斯蒂尔（今比托拉）、奥赫里德等南部城市。随后，斯科普里等北马其顿北部城市也逐渐纳入帝国版图。如今，在这些城市，还能够看到曾经罗马帝国时期的马赛克图画、圆形剧场、古罗马浴场等遗址。

斯科普里马其顿广场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

7世纪，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地区后，与当地人通婚，并逐渐开始建立斯拉夫人的国家。这一阶段，马其顿地区分别被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塞尔维亚帝国统治。1371年马里查河战役、1389年科索沃战役和1422至1430年的塞萨洛尼基之围后，整个马其顿地区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被划分在鲁米利亚行省，后期被划分在马纳斯蒂尔行省。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帝国实行米利特制度，按照宗教信仰划分社群。彼时的北马其顿，主要由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组成，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由保加利亚东正教会或希腊东正教会管理，穆斯林则更多作为地方行政和军事阶层管理城市。出于帝国穆斯林身份的优越性，以及部分基督教地区的反抗势力被帝国镇压等原因，部分北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主动或被动地改信伊斯兰教。

19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在半岛内兴起。1903年，伊林登起义在马纳斯蒂尔行省爆发，在此背景下，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马其顿地区被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一分为三。希腊占领了南部的爱琴马其顿、保加利亚占领小块东北部的皮林马其顿、塞尔维亚占领了瓦尔达尔马其顿，即北马其顿全境。一战后，瓦尔达尔马其顿被纳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命途多舛的国名与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铁托领导的队伍解放了南斯拉夫全境，瓦尔达尔马其顿被设立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六个共和国之一，叫做“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早在这时，希腊政府就已经对“马其顿”这个名字及其敏感。从斯科普里机场前往酒店下榻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希腊对于“马其顿”名字的问题和南斯拉夫有过多次交涉，并表示只要“马其顿”在南斯拉夫之下，不作为独立国家的名字出现即可，否则希腊绝不接受。这一强硬的态度被历届希腊政府继承。

斯科普里的铁托雕像（外文仅有马其顿语）。

1991年9月17日，马其顿独立，改国名马其顿共和国。然而，由于认为马其顿是古希腊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腊对这个名字表示强烈不满。1993年，为了顺利加入联合国，马其顿共和国临时改名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截至2018年，由于希腊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道路上持续对这个邻居加以掣肘，前南马其顿不得不与希腊妥协，签署了《普雷斯帕协议》，正式更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除了国名，同样曲折的还有北马其顿的国运。20世纪末，南斯拉夫解体引发了其共和国之间、共和国内部一系列的战争。1998年，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爆发了惨烈的民族冲突，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严重对立，科索沃战争就此爆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科索沃大量阿尔巴尼亚难民涌入北马其顿。其中还包括科索沃解放军的部分部队。难民涌入后，由于北马其顿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要求和马其顿族享有同等地位，因此双方爆发了冲突，并主要在西北部城市泰托沃展开对抗。最终，双方于2001年6月11日达成停火的共识，约占北马其顿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族获得了和马其顿族同样的权利——拥有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党，开设教授阿尔巴尼亚语的学校等等。

时过境迁后的和谐共处

从那以后，历史似乎戛然而止，北马其顿境内有关阿族人和马其顿族人的冲突也鲜有发生。25年过去，当重新漫步在首都斯科普里和泰托沃，是否还会记起曾经的血腥和暴力？

来到斯科普里老城区，阿尔巴尼亚人大多居住在瓦尔达尔河北岸的老城区，居住地以清真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走在老集市（Old Bazaar），石板路旁的金银首饰店几乎都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意。阿尔巴尼亚国旗、民族服装照相馆等也随处可见，与马其顿广场以南，明显是马其顿族人社区的城市风景形成鲜明对比。最能让人体会到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场景，莫过于新月和十字架的跨河相望。尽管斯科普里居住着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土耳其人，但他们对于自己“斯科普里市民”或者“北马其顿国民”的身份是完全接受且内化了的。

斯科普里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

第二天，我坐车前往曾经冲突的核心地带——泰托沃。如今，它可以称得上北马其顿最大的“阿尔巴尼亚城市”。

在斯科普里车站买完车票，我遇到一位泰托沃大学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或许是对方对亚洲文化感兴趣，我们从兴趣讲起，聊了许多。他喜欢中国武打片，从小看到大。李小龙、成龙、李连杰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影星。后来我们聊到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看法。他觉得生活在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人很激进好斗，不如科索沃地区和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温和。好奇心驱使下，我继续追问他原因。

泰托沃大学（外文阿尔巴尼亚语在上，马其顿语在下）。

1991年，南斯拉夫在内战时，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剧变。之后一段时间，虽然阿尔巴尼亚走上了较为顺利的转型之路，甚至成为西巴尔干地区的佼佼者，但在1997年，阿尔巴尼亚被庞氏骗局击垮，国家经济崩溃，监狱和军火库失守，引发了全国性武装动乱。道路被侵占、人们无法工作、政府无法运行……这场痛彻心扉的灾难，给阿尔巴尼亚人带去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这不是自由”，他最后说到。

这位青年对冷战时期的巴尔干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从他的言辞中，我能感受到他反对暴力的坚定，和打心底对动荡的抵触。或许只有战争中的人才知道和平的不易，或许只有矛盾焦点的双方才更期待和谐的降临。

到达泰托沃后，我又遇到了一群游学的小学生。他们开始和我用日语打招呼，我示意他们过来，用阿尔巴尼亚语说，你们打招呼的内容这是日语，中文打招呼是“你好”。男孩子们比较大胆，有的直接坐在我身边，女孩子害羞一些，一直在观看，但会时不时把我们之间说的话重复给身边的朋友。聊了一会儿，他们的老师也加入到对话中。相同的语言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因为我们同样说着阿尔巴尼亚语，这位老师从一开始的警惕到对我产生好奇。她好奇我为什么会来到泰托沃、她好奇我为什么会坐在清真寺旁、她好奇我为什么会说阿尔巴尼亚语等等。一问一答，逐渐拉近了我他们的距离。我见到的笑容越来越多，他们听得也愈发认真。在北马其顿，用“他们”的语言，我们交流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和历史。

泰托沃的彩色清真寺（Šarena Džamija）。

我对几个男孩子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们好奇我的眼睛为何与他们不同，我告诉他们：世界上有你这样的眼睛，就会有我这样的眼睛，还会有我们都未曾见过的眼睛。但当你闭上眼睛，当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你便不会在乎我有什么样的眼睛。他们看过李小龙的电影，喜欢“wing ceon（咏春）”，我邀请他们长大来中国亲自看“wing ceon”。最后，他们想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好奇我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但遗憾我的行程紧迫，只能和这几位好朋友道别。

“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的母语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在泰托沃，我并未期待过会遇到这些孩子。他们的出现，不仅给我的旅途，也给我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美好的回忆。他们善良、纯真、淘气、有礼貌、懂分寸，散发着美好的未来的气息……

随着太阳逐渐西沉，我前往车站。本以为已经告终的旅途，在最后又给了我一丝惊喜。眼看发车时间将近，车站内的车迟迟不动，也不见司机踪影，我便向前和同样等车的一位大叔询问情况，我们也借此机会谈论起来。谈及我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的经历，他询问我是否能听出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阿尔巴尼亚语和泰托沃阿尔巴尼亚语之间的区别。于是盖格语（阿尔巴尼亚北部方言）和托斯克语（阿尔巴尼亚南部方言）成为我们显微镜下的世界。地拉那及其北边的阿尔巴尼亚人讲的盖格语和阿尔巴尼亚中部城市爱尔巴桑的标准语相差较大，萨兰达、佩拉特等南方人讲的托斯克语相对好懂一些。不过，两种方言不仅听起来也相差很多，连语法也是各有千秋。

相谈甚欢之际，一位马其顿族老奶奶走了过来，用马其顿语询问这位大叔前往斯科普里大巴的情况，大叔用马其顿语回复了她。这一过程太过自然，以至于恐怕与一些人刻板印象中的巴尔干主义（落后、野蛮、分裂、暴力等刻板印象）格格不入。他们没有互相确认身份，没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小心试探，有的仅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交集——

“她说的是马其顿语吗？”

“对，马其顿语。”

“您也会说马其顿语？”

“是的。”

“阿尔巴尼亚族都会说吗？”

“也许吧，不好说。”

“说明大家关系很好，愿意去学对方的语言。”

“也许吧。”

他看向正前方、微微颔首，眼神有些空洞，犹豫着从嘴缝里飞出几个字，“gjuha është gjuhë（语言是语言）”。我看着他，试图从他身上找出任何潜台词。我失败了，虽然我的确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最终也还是没能明白他确切的言外之意。他想说些什么呢？他究竟想和我传达什么呢？司机的到来打乱了我的思绪。“上车吧。”大叔对我说到。微笑回应后，我坐在了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享受着这段旅途最后的一段宁静。远处是房子，更远处是山，我在车里，车在路上。他们到站了，他们双双回头看向我，他们向我举起手告别，他们向我说了晚安（natën e mirë）。

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历史赋予过巴尔干辉煌，也将它推落至谷底。有人说巴尔干是“火药桶”，有人说巴尔干被污名化了，有人说巴尔干的冲突导致了世界大战，有人说冲突的来源显然在巴尔干之外。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界定巴尔干性质本身似乎成了一组二律背反，形形色色的人用形形色色的案例支持自己的论点。

我想，巴尔干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巴尔干研究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