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看见新地球村

赵月枝

在刚过去的五一期间，义乌成了不少国内外游客的最后一站。他们拖着旅行箱，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进货”为旅途收尾。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从小商品市场到国际商贸城，从县域经济到全球贸易网络，今日的义乌似乎是一个由市场效率、产业集聚和外贸体系共同造就的商业奇迹。如果深入走进义乌就会发现，义乌经验的深层意义同时关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正在这里悄然生长：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新地球村”。

几十年前，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面对电子媒介兴起时曾预言：新的传播技术将把世界重新压缩为一个“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因此消弭。这个预言充满了对技术的乐观想象，唤起了一种“村落共同体”的意象，却并没有关心第三世界的发展与现实中千千万万个具体村庄的命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麦克卢汉的预测在信息流通层面得到一定印证，但在现实发展层面，态势恰恰相反：全球化进程所制造的不平等，正持续加深着国家之间、城乡之间、南北之间的鸿沟。

在义乌，伴随着商品的流动，世界正以一种日常化、生活化和基层化的方式融入这里。国际商贸城是世界看见义乌的重要窗口，但如果只从市场大厅、摊位数量、订单规模和物流通道来理解义乌，便很难真正把握这里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事实上，支撑这种样本意义的深层结构，远比贸易数据更为丰富。

义乌常住外国人超过30万，大约每6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外国人；来自全球逾100个国家的商人汇聚于此，用不同的语言砍价、合作、生活，在同一条街边撸串、喝咖啡。在商贸城的展厅外，乡道上、村社旁、田野间，类似的日常也在时刻发生。支撑义乌“世界超市”的深层结构，是一个由城市、村庄、商户、创客、外来青年、外国创业者和基层干部共同构成的“新地球村”。这个“新地球村”展现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城市吞并乡村逻辑、以平等参与为内涵的新型全球化想象，也是中国县域现代化进程中真实生成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交往空间。

义乌的发展，始终是城与乡之间、内与外之间的双向激活。例如义乌的李祖村，以“国际文化创客村”为定位，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统一运营，吸引各地创客聚集，先后招引逾60家创客入驻，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这里没有宏大的资本运作，有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主动创造联结的意志。

附近的下华店村更是雄心勃勃，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外商的聚居地。不久前，该村的村书记拄着拐杖，专程赶赴缙云寻访，只为交流一个村子的发展思路。拄杖赴约，浓缩了基层干部主动谋划、积极作为的精神。这种干劲，既是义乌经验中“尊重首创精神”的微观基础，也是任何经济学模型都难以测量的东西。之所以要用“经验”而非“模式”来描述义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这种能动性本质上难以生搬硬套，它必须在地生长，并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情境下激活。

义乌的“新地球村”意义，还体现在中国经验如何通过商品和人员的流动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塞内加尔商人苏拉初到义乌时从事五金贸易，近年来他从义乌街头的新能源车中看到新的机会，采购中国新能源汽车回到达喀尔，创办了当地首家新能源出租车公司。这看起来是个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故事，但内核其实是一场中国技术和发展经验的跨国转译。进入非洲城市的不只是作为商品的新能源汽车，还有绿色出行理念、充电设施选址、网约车运营模式、平台化调度方式和城市交通组织经验，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文化想象。商品成为了一种中介，把中国制造、中国市场经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组织方式，带入另一个国家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义乌展示出一种更深层的开放形态：它不仅把商品卖向世界，也通过普通商人的跨国流动，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全球南方社会中获得了可传播、可在地化的形态。

‍今天的义乌，已无法仅以“世界超市”来定义或概括。它正在从商品流通的全球节点，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县域如何拥抱世界的重要叙事现场。在这里，村庄连着市场，市场连着世界，世界又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和创业重新进入村庄。这样的义乌，激活的不只是小商品走向全球的商贸网络，更是一种属于中国、也属于全球共同未来的现代化图景和新型全球化想象。（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