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腊月,奶奶走了。
走的时候六十三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躺在堂屋那张老藤床上,眼睛闭得紧紧的,嘴唇也是。我爹跪在床前哭了半宿,哭到最后没声了,只是肩膀一耸一耸地抖。那年我九岁,不太懂死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奶奶再也不会给我烤红薯吃了,不会坐在门槛上拿蒲扇给我赶蚊子了。
我爹是长子,丧事由他操办。1968年的乡下,什么都缺,粮食缺,布票缺,连烧纸的纸钱都缺。我爹和我娘翻箱倒柜,把我奶奶攒了二十多年的旧衣裳全翻出来,挑了几件好的给她穿上,其余的撕成布条,给来吊孝的亲戚扎孝带。棺材是老早预备下的,柏木的,是我爷爷在世时打的。我爷爷1951年死在朝鲜战场上,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奶奶当天晚上就去镇上木匠铺订了这口棺材,说“等他回来”,结果等了十七年,自己先进去了。
停灵三天,按老规矩办的。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来给奶奶洗脸、梳头、穿寿衣。五婶给奶奶穿鞋的时候嘟囔了一句:“这脚怎么这么硬,掰都掰不动。”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人走了都这样。
第三天出殡。
那天天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低低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抬棺的杠夫是村里八个壮劳力,都是我爹提前拜请好的,每人一条“大生产”香烟外加一顿席。队长赵大个子掌杠,他干这个二十多年了,从来不出岔子。
吉时到了,鞭炮一响,唢呐一吹,我爹摔了瓦盆,一群人哭哭啼啼地往外走。
棺材被抬起来的瞬间,赵大个子的脸色就变了。
他扛着前杠,腰往下沉了一下,眉头拧了个疙瘩,没吭声。走出院门,拐上村道的时候,棺材忽然往左边一歪,后杠那个叫刘三的年轻人一个趔趄,差点跪在地上。赵大个子低吼了一声,“撑住!”八个人咬着牙重新找平,把棺材稳住了。
又走了不到五十步。
棺材又一次歪了,这回是往后坠,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后面往下拽。八条汉子脸涨得通红,青筋暴起,杠子在肩膀上压出了深深的槽,可那口柏木棺材就是纹丝不动,像是生了根一样扎在路上。
“不行了赵哥,”前面副杠的李大柱喘着粗气,“这棺材不对,死沉死沉的,比刚才重了不下一倍。”
赵大个子把杠子从肩上卸下来,铁青着脸围着棺材转了一圈。棺材还是那口棺材,捆棺材的麻绳还是那几道麻绳,看不出任何问题。他蹲下来看了看抬杠的绳索,没有断裂,没有松动。他又让人把棺材从杠子上卸下来,叫了四条最壮的汉子试了试——四个人咬牙抬,棺材纹丝不动。
这就邪了。
出殡的队停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下,送葬的人都慌了。有胆小的媳妇开始小声嘀咕,说什么“老太太不想走”“有怨气”。我爹急得满头大汗,拉着赵大个子到一边商量。赵大个子蹲在树根底下抽了根烟,站起来说:“要么是路没选对,要么是老太太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你得找个明白人问问。”
那个年代,破四旧,立四新,神汉巫婆都批斗了,上哪儿找明白人去?我爹急得团团转,眼看着日头偏西,再不把奶奶送上山,今天这事儿就办不成了。按乡下的规矩,出殡不能隔日,隔日不吉利。
就在这时候,人群外面忽然传来一阵笑声。
那笑声尖利又含混,像是砂纸在玻璃上蹭,听得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一个脏兮兮的老头趿拉着两只不一样的鞋走进来了。
这人大家都认识,是常在镇上晃荡的一个疯乞丐,姓什么没人知道,都叫他“老疯子”。六十来岁,一头灰白色的头发像鸟窝一样支棱着,身上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军大衣,油亮油亮的,夏天也不脱。他平时在镇上的垃圾堆里翻东西吃,谁给半个馒头就跟谁走,从来没跟人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可是今天,这老疯子的眼睛不一样。
他走到棺材跟前,没有嬉皮笑脸,没有手舞足蹈,就那么直直地盯着棺材看。他瘦得颧骨高耸,两只眼睛陷在眼窝里,却亮得出奇,像是两颗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
“老疯子,你走远点,这办丧事呢。”有人上去推他。
他没动。
推他的人反而被他震了一下,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老东西今天推不动。
“你认识我奶奶?”我爹问了一句。
老疯子没答话,围着棺材走了一圈,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算盘上,在算计什么。走到棺材头部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伸出手,干枯发黑的手指头在棺材盖上轻轻叩了两下。
“咚、咚。”
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她手里还攥着东西。”老疯子说。
他的声音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平时他说话含混不清,像舌头短了一截,可这句话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带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笃定。
“攥着东西?”赵大个子皱眉,“什么东西?”
老疯子歪着头,像是在听什么,过了一会儿说:“你不让她带走,她就不走。”
我爹犹豫了一下,叫人去把棺材盖撬开。按规矩,棺材钉死了是不能开的,可眼下这情况,不开也不行了。几个年轻人拿铁锹和羊角锤,七手八脚把钉子起了,棺材盖“吱呀”一声被掀开。
奶奶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她的脸已经灰白,嘴唇发乌,但神情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坚定,像是正在跟谁较着劲。我妈第一个发现了不对,指着奶奶的右手喊了一声:“你们看!”
奶奶的右手是攥着的。
五个手指头蜷得紧紧的,像是死死地抓着什么东西。死人入殓的时候,入殓师会把手摆平,手指捋直,可奶奶的右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攥上了,攥得比入殓时还紧,指节都有些发青。
我爹伸手去掰奶奶的手指。第一根掰开了,第二根掰开了,掰到第三根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棺材沿上。
奶奶手心里,躺着一枚军功章。
已经褪色了,表面的红漆剥落了大半,边角磨得发亮,但中间那颗五角星还隐约可辨。那是爷爷的军功章——1950年从朝鲜寄回来的,最后一枚。在那之后不久,爷爷就牺牲了。
奶奶把这枚军功章攥了十八年。
白天别在贴身的小褂子里,夜里放在枕头底下,下雨天拿出来擦,过年的时候对着它说话。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枚军功章的存在,但所有人都知道,爷爷走后,她床头那个小木匣子从来不让任何人碰。
她是要带着它走的。
我爹把那枚军功章从奶奶手里取出来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他把军功章重新别在奶奶的衣襟里面,贴着心口的位置,然后把她的手轻轻合拢,放在身体两侧。
“娘,你带走吧,没人跟您抢。”他哭着说。
棺材盖重新合上,钉子重新钉死。
赵大个子招呼八个杠夫各就各位,一声“起——”,棺材应声而起。这回不沉了,不光不沉,比早上刚出门的时候还轻,轻得像抬着一副空棺材。赵大个子后来跟人说,那感觉就像有人托着棺材底往上送,他扛了大半辈子棺材,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棺材稳稳当当地上了山,下了葬,堆了坟头。
鞭炮响过之后,我爹想起那个老疯子,转身要找,可人群里哪还有他的影子?有人说是走了,有人说是钻了玉米地,还有人说得更玄——说那老疯子镇上都待了七八年了,从来没人见他跟人说过一句囫囵话,更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他像一阵风一样地来,又像一阵风一样地走了。
后来有人去镇上找过那个老疯子,想给他送点吃的穿的。可镇上的人说,就在我奶奶下葬那天的傍晚,那老疯子忽然就消失了,再也没人见过他。有人说他去了别的镇子,有人说他死在了哪个桥洞里,也有人说——
说那老疯子,就是我爷爷。
这个说法我爹是不信的。他说爷爷1951年就死了,烈士证还挂在堂屋墙上呢。可寨子里总有人嘀嘀咕咕,说那老疯子的背影跟爷爷年轻时留下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虎背熊腰,走路外八字。说爷爷其实没死,是受了重伤脑子坏了,不敢回家,在外头流浪了十七年,最后回来送奶奶最后一程。
也有人说,那老疯子压根不是什么爷爷,就是一个游方的道士,看穿了我奶奶手里攥着东西,所以才点破的。
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清。
我只知道,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怕过鬼。
每年清明给我奶奶上坟的时候,我都会多摆一双筷子。
一碗饺子,一双筷子,搁在坟头左边。
风吹过来的时候,筷子偶尔会动一下。
我就当是我爷爷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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