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银信：《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女性与文化记忆

南洋银信既是跨越山海的汇款与家书，也是联结海外华侨与原乡社会的重要情感纽带。作为珍贵的历史遗存，它们不仅记录着华侨家庭的生计往来，更是串联起“一家两国”的日常生活与绵延不断的亲缘牵挂，沉淀出代代相传的家族记忆。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这样一部以南洋银信（又称“侨批”）为线索串联起来的移民故事。影片通过淑柔与南枝之间的侨批书写，呈现出留守原乡与海外女性的多重处境与细腻情感，展现她们在家庭维系与日常劳作中的坚韧、担当与无声付出。

《给阿嬷的情书》海报之一，以信件为元素

可以说，影片以侨批为载体，向我们呈现了长期以来在移民研究中被忽视的女性声音，这种独特的性别化叙事进一步推动了华侨史的情感转向，呼应了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后殖民理论：底层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文章将从情感、文化记忆和性别三个维度，分析女性作为移民社会的底层，是如何在侨批这一媒介作用下“被看见”，且在影片和导演的叙事策略下“被赋权”（empower）。

一、“离而不散”：侨批中的日常联结与情感转向

近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男性劳工远赴南洋等地谋生，其父母、妻子与子女多留守故乡，由此形成一种地理空间分离却关系持续的跨国家庭结构。侨批正是指海外华人移民通过民间渠道寄回侨乡、附带家书或简短留言的汇款。关于侨批的研究，早期多集中于侨汇体系与侨批业的运作机制。进入21世纪，随着侨批资料的持续发掘、整理与出版，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侨批中的华侨书信，关注其文化价值、海外华人社会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正是这些书信文本，使我们得以进入普通移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从而更具体地理解华人移民与故土之间复杂而持续的联系。另一方面，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学者开始关注移民如何在迁入地与原乡之间维持着社会联系与情感纽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侨批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媒介：它既承担经济往来的功能，也维系着日常沟通与情感联结，使分处两地的家庭得以在长期分离中保持“离而不散”的关系。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这种通过书信展开的情感联结被具体化、可视化。侨批中所承载的，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更是连绵不断的情感流动：既有父亲焦急而直接的呼告：“见信切切，赎回吾女”，也有爱人间含蓄而悠长的思念：“行至江心，明月正好，抑制不住对你的思念。”这些文字原本散落于私人书写之中，而经由影像的转译，使得多年后的我们仍旧清晰地感知到这些浓烈的情感。

电影剧照

在笔者自己的研究中，此类情感的具像化可在《麦保尔捐赠侨批档案（二）》中收录的黄坤保家庭的侨批窥见一二。

“拜别慈颜，倏经数载，思念殊深。欣悉玉体康泰为慰……兹逢邮局之便，寄之港币五十元。”寥寥数语表达的是初到新加坡的儿子对母亲的思念。侨批在这里，既是报平安、寄家用的日常安排，也是对母亲深切却克制的牵挂。

图1 黄坤保侨批 来源：《麦保尔捐赠侨批档案（二）》

图1 黄坤保侨批 来源：《麦保尔捐赠侨批档案（二）》

正如电影中所呈现的，侨批的书写往往并非完全出自寄信人亲笔，而是借助“写批人”完成。这些写批人不仅具备良好的书写能力，也善于倾听，将寄信人的口语表达转化为相对规范的书面文本。也正因如此，同一寄信人寄出的侨批，有时文辞工整、近乎书面，有时又夹杂方言与口语，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中所承载的情感却始终真切而浓重。

与从南洋寄回国的侨批相对的，是从原乡寄往南洋的“回批”。在现有的博物馆侨批的保存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从海外寄回的侨批，大抵是因为其保存在国内侨眷手中，更容易被研究者收集。而回批往往散落在海外，大多由私人家庭保管，很多已经遗失。因此，关于某一家族或家庭保存完整的、“有来有回”的侨批书信是较少见的。这一史料的局限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历史学者对侨批的利用，因为学者往往只能通过一方寄回的侨批来讲述一个信息不全的故事，这也使我们对侨批的理解长期偏向“单向”的情感表达。恰恰是学术界的“无能为力”，让影像叙事显得尤为迫切。导演和团队通过在原乡和东南亚两边搜罗一手资料，口述采访等形式，成功弥补了历史学家的缺憾。换言之，导演通过整合原乡与海外的资料，在影片中呈现了南枝与淑柔如何以一来一往的书信为纽带，构建起情感的双向流动。跨国情感的维系，往往便依托于这样的往复过程。不断累积与加深。寄出的思念，需要得到回应才会更为绵长和持久。

二、从咸猪肉到木棉花：侨批的物质性与文化记忆

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国通信形式，侨批的首要功能即在于汇款，以维系原乡家庭的基本生计。在跨国家庭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移居海外，家庭经济来源随之转移至侨批所附款项。海外华侨将劳动所得定期寄回，用于赡养父母、供养妻儿以及维持日常开支，侨批由此成为支撑家庭运转的关键渠道。陈达在对闽粤侨乡的调查中指出，华侨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南洋汇款：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间，华侨家庭平均每月所得南洋汇款为53.9元，占家庭总收入的81.4%。可见侨批在支撑华侨家庭经济开支中的重要性。

除现金汇寄外，海外移民还常随批寄送各类物品回乡，这就是侨批的物质形态。《给阿嬷的情书》片尾的一幕曾令许多观众动容：南枝问淑柔“给你寄的猪肉收到了吗”，“收到了，好吃”，“好吃我就再给你寄”。几句平常的对话，却勾勒出跨越海洋的牵挂。影片中，南枝不仅寄去咸猪肉，还寄回一辆自行车，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些来自南洋的物品无疑属于难得的“洋货”。从涨肚的药方，到价格不菲的自行车，影片所呈现的这些具体而可感的物件，也让跨国流动不再只是抽象的金钱往来，而是落实到日常的方方面面。

从现存侨批资料来看，华侨寄送回乡的物品种类颇为丰富，既包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品与日用品，也包含具有南洋特色的物品。食品类中，除腌制肉类、罐头、饼干等较为耐储存的食物外，还有胡椒、咖啡、糖等南洋特产，日用品方面，则常见针线、肥皂、布料、成衣等，这些物品可能往往比本地产品更为精致或耐用，还有如金耳环、金手镯等更为昂贵的物品。

这些跨海而来的物资，实际上参与了原乡社会的日常运作。一方面，它们直接缓解了家庭的生计压力，使留守在乡的父母与妻儿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些物品也在无形中改变着侨乡社会的物质面貌。例如，南洋寄回的咖啡与饼干成为待客时的新式食品。可以说，这些物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也构成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使南洋经验以具体可见的方式嵌入原乡生活之中。

近年来学界逐渐将目光从单纯的经济史或制度史研究，转向对侨批及其所承载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经验的细致考察。有许多家族有成批的侨批，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家族的集体记忆与家貌家风。例如陈遗恩家族的侨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后代教育乃至女性后代教育的高度重视，信中，陈应传极力鼓励其妹妹继续求学，支持她去读女子师范学校。除了从精神上支持她继续深造外，还从物质上进行鼓励:“真：很久没有谈话过，现在接了信，知道你有读书，兄是多么欢喜啊，先生叫什么？学生多少人？你读第几册？同级多少人？希望你以后要努力读，勿再和先前一样贪玩，将来若是时局安定，兄有能力一定给你受高深教育，好自己求自立，免依靠别人，现在寄二元给你买文具用，若是成绩能在七十五分以上我再奖你。”

这些物品的意义并不止于其实用价值。正如影片中木生随信附上的木棉花干，它们同样承载着细腻而具体的情感表达。有的华侨会随信附上几粒南洋胡椒、一朵干茉莉花，甚至一小包咖啡粉，也有人特意挑选某种食品或物件，使物品成为情感的媒介，它们不仅传递味道与气息，也传递记忆与关系。在长期分离的情况下，这种“以物寄情”的方式，使抽象的思念得以具体化。

侨批所保存的并不只是个人记忆，而是一种依托家庭关系延续下来的共同记忆。哈布瓦赫谈到集体记忆时，强调记忆并不会脱离具体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在家庭、亲属、地方社群等社会框架中被反复唤起。对于跨国家庭而言，侨批、汇款和随批物件正是这种社会框架的具体媒介：它们让远在南洋的生活、留守原乡的等待，以及两地之间的牵挂，能够在一代又一代的保存和讲述中延续下来。

而这些跨海而来的物品，也与一封封侨批一道，沉淀为家族内部可以被反复回忆与讲述的共同经验，逐渐构成跨越代际的集体记忆。它们既是某一历史时刻的生活痕迹，也是家庭成员彼此联结的具体凭证：被保存下来的信件、用过的物件，都会在日后的讲述中不断被唤起，使“南洋”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空间，而成为嵌入家族记忆之中的一部分。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论是随批寄送的咸猪肉、咖啡与布料，还是被反复翻阅的信纸本身，都不只是单纯的“物”或“文本”，而是在长期流动与积累中，转化为承载记忆与关系的媒介。它们既见证了个体的迁移与家庭的维系，也为我们后来者理解那段跨越海洋的生活经验，提供了可以触摸与感知的入口。

三、“被看见”的阿嬷们：女性作为侨批的书写者

尽管侨乡社会中的女性往往承担着照料家庭、抚养子女、侍奉长辈等大量具体事务，但她们的声音却长期被遮蔽在华侨历史叙事之外。在传统侨乡社会中，侨批不仅是经济往来的媒介，也延续着原有的伦理与父权秩序。学者杜式敏在研究《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所收录的493封侨批时发现，从收批人的身份与性别来看，侨批多以家中男性长辈为主要对象，女性所占比例极低。即便女性作为收批人，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祖母在，则不寄母亲；母亲在，则不寄妻子。相比之下，儿孙、侄儿等男性后辈，有时反而比妻子更享有“收批”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即便女性出现在侨批内容之中，其形象也往往被限定在“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之内。海外移民在信中仍体现出传统的“男尊女卑”等观点，把女性定位为以依附、被动、服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妇女角色。他们经常在批中反复叮嘱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必须谨遵传统伦理道德。这种书写方式，也使女性长期处于侨批叙事的边缘。

也正因此，《给阿嬷的情书》的意义显得尤为特别。影片并未延续传统侨批中以男性移民为中心的叙事逻辑，而是将镜头与书写主体转向淑柔与南枝两位女性。她们不再只是“被提及的人”或等待消息的侨眷，而是真正进入书信往来的中心位置。影片通过她们之间持续的侨批互动，展现女性如何在异国或原乡坚韧独立的生活，也让那些原本被压抑、被忽略的女性经验重新浮现出来。

事实上，现存侨批资料中并不乏女性参与书写的痕迹，只是由于数量相对有限，加之长期以来研究视角多聚焦男性移民，这些女性声音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例如，在潮州清晖楼侨批文化馆中，就保存有女性作为寄批主体的侨批：

义双亲大人金安：

敬启者，久未率候，抱疚良深。维祝大人玉体平安，诸事如意为颂为祝！兹奉上大洋五元，到时查收，以为茶果之敬，务希哂纳。是荷。闻国内多事X（日本）军侵凌，闻之痛心！但愿吉保佑，国土平安，使人民免涂炭之苦也。

专此。敬请

金安不一

女郑阿莲七月初十日敬言

图2 郑阿莲侨批 来源：潮州清晖楼侨批文化馆

这封信中既有女儿对双亲身体安康的牵挂，也有寄送钱款的实际行动，同时，还流露出对国家局势的忧虑与关切。在“闻之痛心”“愿国土平安”这样的字句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一位身处海外的普通女性对于战争与故土命运的情感投射。她所关心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也包括动荡时代中的国家处境。寥寥数语之间，既包含跨越海洋的亲情，也折射出战乱年代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

这些零散而珍贵的女性侨批，也提醒我们：女性并非只是侨批中的被动接受者或等待者。无论是在原乡操持家庭、书写回批，还是在外谋生、主动寄批，她们始终深度参与着跨国家庭关系的运作。而《阿嬷的情书》所做的，正是将这些长期隐没于侨批背后的女性经验重新呈现出来。影片没有停留于男性移民“下南洋”的传统叙事，而是把目光转向那些曾被忽略的女性——她们如何牵挂、如何在漫长岁月中独自承担家庭责任，又或者如何在异国他乡独自打拼，又如何通过一封封书信维系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结。那些原本散落于侨批纸页之间、细微而微弱的女性声音，也因此被重新放大，从私人记忆走向公共视野，成为理解华侨历史与跨国家庭经验不可忽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