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山河 源浚流长

　　巍巍阴山横亘，粼粼河湖交错，浩浩长风过野。

　　在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乌兰察布市静卧于时光的长河中，如同一部摊开的历史长卷。

　　绵延的阴山，支脉纵横，清泉细流悄然涌动，汇集于大黑河、洋河，向黄河、永定河奔流而去；浩瀚的高原丘陵，岱海如镜，黄旗海生波；乌兰哈达火山群与九十九泉，点缀在广袤的辉腾锡勒草原上，与夜空的星辰遥相呼应……

　　山岳雄浑，河湖灵秀，草原广袤，刚柔之间的灵动，奠定了这片土地苍莽而深沉的底色。

　　从旧石器时代的击石取火，到岱海先民的陶器创新，从拓跋鲜卑的鞍马铿锵到元代集宁路的青花瓷光，从“走西口”的晋商足迹到“集宁战役”的英雄壮歌…… 乌兰察布市厚重层叠的历史遗存，构建起了跨越万年的文化脉络。

　　这里，既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天然纽带，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交融的璀璨舞台。

　　当人类文明第一缕曙光洒向阴山之巅，乌兰察布市的文化长河便已悄然涌动。这片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赞誉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带着远古的星火，穿越千年烽烟，奔向生生不息的未来。

远古星火 鸿蒙初辟

　　早在万年前，乌兰察布的旷野上就燃起了人类远古文化星火。

　　在卓资县境内的灰腾梁上，发现了火石沟里和福生庄坤兑沟两处旧石器制造场。据专家考证，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石器以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石核等为主，其打制方法和石器组合与大窑旧石器制造场相似，属于大窑文化遗存。

裕民遗址。

　　初秋，走进化德县裕民遗址簸箕形缓坡上，三面山丘环抱，4根地层关键柱矗立在考古发掘现场，14座房址回填后依稀可辨，依坡状地势分布在冲沟两侧。

　　化德县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雪峰介绍，2010年他和同事在附近田野调查时，意外在冲沟中发现了几块陶片，后配合上级文保部门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到了37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

　　裕民遗址的黄土之下，埋藏着一场改写中国农业史的静默革命。用考古小铲拨开距今8400年至7600年的土层，土壤浮选物中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石磨盘与石磨棒的磨损痕迹里，似乎还残存着先民研磨谷物的温度。

　　“以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等为代表的裕民文化人群采取通过季节性迁徙获取多元食物和生产资料的生业模式。建筑有固定房屋所组成的聚落，人群流动是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反映出了狩猎、采集、原始耕种的生业过程。可以说，裕民文化是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研究馆员胡晓农说。

　　岱海湖畔，星火燎原。1982年，考古学家田广金率队揭开石虎山、王墓山遗址群的面纱，层层叠压的文化堆积，清晰勾勒出仰韶文化北进的足迹。他认为这应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走西口”。

　　王墓山遗址出土的陶火种炉。

　　当气候温暖湿润的“大暖期”降临，中原移民沿汾河、永定河北迁，在岱海南岸建造半地穴房屋，种植粟黍，制作泥质灰陶双耳罐。凉城县王墓山遗址出土的陶火种炉，燃着永不熄灭的希望，印证这里与中原“同根同脉、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系。

　　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展厅内，王墓山下类型彩陶盆、庙子沟泥质灰陶小口双耳罐等文物闪烁着史前工匠的智慧光芒，纹饰体系蕴含深厚的文化符码，既有半坡类型的写实鱼纹、庙底沟类型的抽象花叶纹，也有本地创新的几何网格纹、涡纹，而这些正是彩陶之路向北最壮阔的延伸，共同串联起北方草原与中原的文化基因。

　　乌兰察布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涛认为，通过彩陶文化传播、农业技术北传及人种基因融合，构建起史前南北技术共同体。这些深埋于黄土的陶器，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五千多年前的初曙时分便已然奠定。

　　气候的剧变，催化文明的进步。距今5500年，“寒冷期”突至，岱海农业文化南缩。先民以智慧回应挑战——老虎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300年），窑洞在老虎山、园子沟的山坡上鳞次栉比，石砌城墙巍然矗立。

　　老虎山文化三袋足斝式鬲。

　　“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是土房矮房，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则是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曙光。”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实地考察后认为，石头城墙、祭祀台、白灰敷壁、规范火塘，表明那时凉城已迈入“古国文明”阶段，技术水平领先同期文化。

　　特别是老虎山文化中三袋足斝式鬲和甗 的出现，改变了前一个时期完全以平底器、圜底器作为炊具的局面，显示了划时代的变革。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这支文化的影响力如草原长风，南下影响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兴盛，向东经张家口地区辐射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其首创的陶鬲，更成为商周礼器的器型来源之一，在中华文明殿堂中刻下乌兰察布的永恒印记。

　　从旧石器时代的零星火光，到新石器时代裕民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的相继繁荣，一处处遗址遗迹散布在乌兰察布大地上，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民族奔涌向前的文化长河之中。

　　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不断创新，发展农业，驯养家畜，改进工具，营造居所，缔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乌兰察布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一颗耀眼的北方之星。

辉越千年 璀璨华光

　　阴山的层峦叠嶂间，金戈铁马与驼铃商队曾反复穿梭。

　　这里，既是狼烟四起的古战场，也是商旅不绝的贸易线；既是民族迁徙融合的大舞台，也是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大熔炉。

　　乌兰察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雄踞于农牧交错带，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北上的重要通道和中原王朝经略北部边疆的重要区域。

　　从夏商周的晨光熹微，到秦汉帝国的金戈铁马，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再到元明清王朝的边疆风云，数千年的岁月在这片土地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凉城县蛮汉山南麓发现的毛庆沟墓地，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氏族公共墓。出土的青铜短剑、动物纹牌饰、陶器等，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此地的交融。人骨研究显示，墓主人包含古华北类型与古中原类型的混合人群，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农牧交错地带的人群互动与文化融合现象。

　　航拍赵长城。

　　公元前307 年，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改革，并在乌兰察布南部修筑了最早的“赵长城”——这段西起乌兰察布卓资县，东至河北省张北县的夯土长城，虽历经2300余年风雨，至今仍有数段残垣矗立在荒野间。

　　绵延三千里，跨越六朝代。乌兰察布境内拥有自战国至明代六个朝代修筑的长城遗址，总长度达1528公里，是内蒙古长城保存里程最长、时代最多、形态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秦汉时期，乌兰察布地区先后隶属于云中郡、定襄郡等，是中原王朝与匈奴等游牧民族交往的前沿地带。

　　2010年，在察哈尔工业园区白家湾村发现的匈奴金器窖藏，出土了包括虎咬鹰、虎咬马金牌饰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这些器物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其时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是南北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相继在乌兰察布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大量古城址、古墓葬等丰富的历史遗迹。

　　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其建立的北魏王朝，与乌兰察布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今兴和县境内的长川古城、东木根山、于延水等地，是拓跋鲜卑南迁至内蒙古中南部早期的主要活动中心。

　　考古学者李兴盛等人编写的《乌兰察布史迹汇考》一书文稿记载，自东汉晚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来到乌兰察布地区，先后在此活动了400年左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檀石槐军事大联盟”“参合陂之战”等都是在乌兰察布地区演绎。应该说，鲜卑在这里休养生息、发展壮大、最后逐鹿中原。

　　北魏王朝为了拱卫都城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和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北部边境设立了著名的“六镇”，其中抚冥镇、柔玄镇即位于今乌兰察布地区。后来发生的对北魏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六镇起义”，也与此地密切相关。

　　考古工作者在乌兰察布市发现了多处北魏时期的城址、长城遗迹以及大量的鲜卑墓葬群，这些发现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鲜卑文化的独特印迹和北方地区的历史变迁。

　　1956年，凉城县小坝子滩村发现一处窖藏土坑，坑内共出土金银器13件，包括“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以及“猗陀金”铭文牌饰等珍贵文物。

　　内蒙古博物院程鹏飞副研究员认为，窖藏中所见的鲜卑和乌桓印章共出的情况，体现了西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民族间的交融互动和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

　　元代是乌兰察布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期，特别是集宁路古城的兴起，使其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金代的集宁县在元代升格为集宁路，隶属于中书省，被视为元朝的京畿腹地。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釉里红玉壶春瓶。

　　集宁路古城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出土完整瓷器500余件，可复原瓷器标本7800余件，以及其他各类珍贵瓷器标本上万件，涉及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定窑、耀州窑、建窑等7大窑系。其中釉里红玉壶春瓶、钧窑香炉、景德镇窑青花高足杯、青花盏等尤为引人注目。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曾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内蒙古博物院名誉院长、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陈永志曾任集宁路古城考古工作队队长，他用“草原庞贝城”来形容集宁路古城。当时，元朝陆路贸易的发达程度不亚于海上贸易，而集宁路古城即是欧亚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枢纽与桥梁，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起点。

　　这片土地不仅是草原丝绸之路之路和张库大道的商贸枢纽，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走西口”的核心承载地之一。从明末清初一直到民国时期，当晋陕冀的移民背井离乡穿越杀虎口、得胜口，踏上这片苍茫草原，他们的足迹不仅改变了乌兰察布的地貌，更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肌理与精神内核。

　　食物也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晋蒙交界处的丰镇市，260年前“走西口”浪潮中由山西人带入的面食制作技艺，在炉火中蜕变为传奇的丰镇月饼，成了多民族共同捧起的团圆图腾。

　　丰镇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薛韬说，丰镇月饼是在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相互融合过程中，诞生的一种美食，兼具多民族饮食文化特点，深受大家喜爱。

　　从中原王朝的长期经略，到拓跋鲜卑的崛起，再到辽金元时期草原丝路的繁盛，直至明清之际移民潮涌与茶道驼铃，乌兰察布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成为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

　　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每一次人群的迁徙，每一次商路的开辟，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为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承古开今 生生不息

　　古韵悠悠，厚积薄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出了红色文化、黄河文化、草原 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等文化形态。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景观。

　　乌兰察布是一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红色是这座城最炽热的底色。这里爆发的红格尔图战役打响了绥远抗战第一枪，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影响力最大的战役之一的集宁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集宁战役纪念馆前的雕塑。记者 韩晓宇 摄

　　在集宁区白泉山上，占地15.5万平方米的集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庄严肃穆。其庄重的建筑群落与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这座精神地标。

　　据《集宁战役》《集宁战役·修订版》一书作者任致中先生介绍，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电文和谈话中，曾上百次地提到了当时还鲜为人知的集宁及其周边地区，当时国共双方投入兵力逾200个团20多万人，贺龙、聂荣臻、胡耀邦、李井泉等共和国200多位开国将帅和高级干部参与其中，其战略分量可见一斑。

　　八十年光阴流转，集宁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入历史云烟。今日老虎山战壕弹痕犹在，面粉公司大楼的炸痕无声诉说着战斗惨烈。集宁战役纪念馆年接待游客超 50万人次，一代代后人在此深切缅怀英烈，通过铭记历史，汲取前行的力量。

　　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江河——它从历史的深处奔涌而来，在多民族的交融中汇聚成川，在新时代的浪潮里激荡出新的浪花。

　　近两年来，乌兰察布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脉搏交织成一幅绚丽的文化长卷。

　　从红色基因的赓续弘扬到非遗技艺的传承，从文艺精品的匠心雕琢到文旅融合的澎湃动能，乌兰察布正以文化自觉与创新实践，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光彩。

　　围绕讲好各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故事，乌兰察布市以当地历史上所经历的“胡服骑射”的革新、“秦汉长城”的雄壮、“昭君出塞”的和合、“太和改制”的辉煌、“隆庆和议”的繁荣等民族融合故事为背景，以境内绵延的长城遗址和红格尔图战役、集宁战役等近现代的红色记忆为重点内容，制作推出一系列精品电视、短视频和访谈节目，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有形有感有效地将传统文化故事和红色故事传播到千家万户。

　　乌兰察布市的文艺精品创作彰显着匠心。集宁区乌兰牧骑的原创音乐剧《人民楷模都贵玛》，通过草原母亲都贵玛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大爱情怀，巡演足迹遍及北京、长春等地，那段“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佳话再次震撼人心。商都县东路二人台剧团推陈出新，《驿站明灯》以张库大道百年商贸史为蓝本，用高亢的唱腔演绎驼队商旅的悲欢离合。这些扎根地域的创作，如同草原上的蒲公英，将文化自信的种子播撒四方。

　　火山地质公园。

　　文旅融合为乌兰察布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该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精心策划5条自驾游精品线路，将红色纪念园、非遗工坊、火山地质公园等景点串联，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超154亿元。

　　乌兰察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创新姿态绽放时代光彩。3项国家级非遗、33项自治区瑰宝，正在各个传承基地与非遗工坊中抽枝散叶。从察哈尔毛绣的锋毛到东路二人台的唱腔，从火山脚下的非遗工坊到城市街区的文化盛宴，非遗不只是“遗产”，更是可感、可赏、可品的鲜活生活。

　　苏木山森林公园。张俊德 摄

　　集宁师范学院教授欧军说：“乌兰察布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交融之地，形成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今后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乌兰察布文化品牌建设。”

　　山河形胜今犹在，古今文脉韵长存。

　　辉腾锡勒草原。

　　今日乌兰察布市，早已超越地理意义上的边疆的概念。当“北京向西一步”的城市品牌随高铁疾驰，当“乌大张”金三角抱团融入京津冀，当“绿电”风机与大数据中心在草原共舞，这座沐浴着文化之光的塞外名城，正以开放包容、自信昂扬的姿态，书写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新时代篇章。

来源：内蒙古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