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两次失去儿子的华人母亲，获得了2026年普利策奖

2026年5月4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普利策奖颁奖典礼的现场坐满了美国文化界的名流。当评委会主席念出"回忆录/自传奖——李翊云《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时，全场响起掌声。

镜头扫过观众席，找到了这位52岁的华人女作家。她穿着一件剪裁简单的黑色连衣裙，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她没有笑，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起身走向舞台。

在接过奖杯的那一刻，她的眼眶有些发红，但始终没有落泪。

"感谢评委会认可这本书。"她的获奖感言很短，"这是写给我儿子詹姆斯的。也是写给所有在黑暗中寻找光的人。"

台下的人不知道的是，七年前，她的大儿子文森特，也是在19岁这一年，用和詹姆斯一模一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同一个母亲。两个儿子。同样的年纪。同样的结局。

这是命运最残忍的玩笑。

北京童年：那个"不正常"的女孩

1972年，李翊云出生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核物理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母亲是语文教师，在一所中学教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意味着稳定、体面，也意味着对孩子近乎苛刻的期待。

李翊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永远名列前茅，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各种竞赛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墙壁。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奖状和分数，从来没能填满她内心的空洞。

"我从小就觉得，我和周围的世界隔着一层玻璃。"李翊云后来回忆道，"我能看到外面的一切，能听到人们说话，但总觉得那一切都不属于我。"

她的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是父亲书房的那个书架。那里摆满了父亲的专业书籍，也有一些被"没收"的文学书——《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

父亲不允许她看这些"闲书"，说会"影响学习"。但她总是趁父亲不在家时，偷偷把书拿出来，躲在窗帘后面一读就是一下午。

那些书里的世界，比她的现实生活要真实得多。

小学三年级的一个下午，她在一本旧杂志上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个早上醒来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让她第一次感到一种奇异的共鸣。

"原来有人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是个怪物。"她在日记里写道。那年她八岁。

从那天起，她开始写日记。不是那种记录日常琐事的日记，而是写一些奇怪的故事——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座会说话的房子，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鲸鱼。

她把日记本藏在床底下，用一把小锁锁起来。那是她最珍贵的秘密。

北大岁月：在期待与自我之间

1991年，李翊云以全省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父母希望她学理科，"将来好找工作"。但她偷偷把志愿改成了生命科学——至少，那还算是"科学"。

在北大，她依然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但她越来越感到一种窒息。

"周围所有人都在谈论GRE、托福、出国留学。好像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离开中国，去美国，拿绿卡，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李翊云回忆道，"但我不确定那就是我想要的。"

大二那年，她加入了北大的文学社。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和她一样"不正常"的人——他们写诗、读小说、讨论萨特和加缪，谈论一些"没用"的话题。

那是她大学四年最快乐的时光。

她开始用英文写一些短篇故事。不是因为她英文有多好，而是因为她发现，用英文写作时，她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中文对我来说承载了太多东西。"她后来解释道，"父母的期待、老师的评价、社会的规范……每一个词都有重量。但英文是轻盈的，我可以重新发明自己。"

1996年，李翊云从北大毕业。父母希望她去美国读博士，"将来当教授，体面又稳定"。

但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她要去爱荷华大学，学创意写作。

"你疯了吗？"母亲在电话里哭了，"写作能当饭吃吗？"

"我不知道。"李翊云说，"但如果不试试，我会后悔一辈子。"

她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向同学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

那年她24岁。她不知道，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她的一生。

爱荷华：从零开始的作家梦

爱荷华城是一个安静的中西部小镇，人口不到十万。

李翊云初到这里时，几乎不会说英语。她的托福成绩虽然过关，但真实的美国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听不懂教授的讲课，看不懂超市里的标签，甚至不敢去餐馆点餐，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服务员交流。

第一学期，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白天上课，晚上背单词、读小说、练习写作。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生词和语法笔记，厚得像一块砖头。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想放弃。"她回忆道，"但每当我想买机票回国时，就会想起母亲的眼泪。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那意味着她是对的。"

她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完成的。那是一个关于北京的故事，关于一个年轻女孩和她沉默的父亲。

她把稿子交给导师时，手都在发抖。

一周后，导师把她叫到办公室。"你有天赋。"他说，"但你需要学会诚实地写作。不是写你认为别人想看的，而是写你真正想写的。"

这句话，李翊云记了一辈子。

2003年，她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毕业。那一年，她31岁。

文坛崛起：那个"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

2004年，李翊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她的短篇小说《不朽》被《纽约客》杂志选中发表。这是一个关于北京一个家庭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如何在政治运动的阴影下成长。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轰动。评论界惊叹于这个"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她的英文如此地道，却又带着一种独特的东方气质；她写的故事如此中国，却又触及了普世的情感。

"你是怎么做到的？"有记者问她。

"我只是写了我熟悉的东西。"李翊云说，"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恐惧。那些东西是真实的，所以它们能打动人。"

此后二十年，她出版了十几部作品——长篇小说、短篇集、回忆录。她获得了包括麦克阿瑟"天才奖"在内的无数荣誉，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但在中国，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我早期的小说，担心会被误读，所以没有授权中文译本。"她解释道。她的作品里有很多关于中国政治和历史的隐喻，她担心国内的读者无法正确理解。

直到2023年，在出版人彭伦的不懈努力下，她才同意让《我该走了吗》在中国出版。这是一本关于老年、记忆和死亡的小说，被认为是她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看到，一个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她说。

第一次崩塌：文森特的离去

2017年2月，李翊云的大儿子文森特16岁。

他是一个聪明、敏感、热爱音乐的少年。他在学校成绩优异，会弹吉他和钢琴，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作曲家。

但在那个看似平常的月份里，文森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消息传来时，李翊云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里批改学生的作业。她接到电话后，整个人僵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那一刻，世界停止了。"她后来写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车回家的。我只记得，当我走进文森特的房间时，他的吉他还靠在墙角，床上的被子还保持着早晨离开时的样子。好像他只是出去了一会儿，随时会回来。"

但文森特再也没有回来。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李翊云完全无法写作。她甚至无法阅读——那些曾经给她安慰的文字，现在都变得毫无意义。

"你会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如果那天我做了什么不同的事，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她在后来的书中写道，"这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但你还是会一遍遍地问。"

她的婚姻也在那段时间破裂了。丈夫和她一样痛苦，但他们无法互相安慰。最终，他们选择了分开。

"失去孩子后，你变成了另一个人。"李翊云说，"而你的伴侣，也变成了另一个人。有时候，你们无法再认出彼此。"

在深渊的边缘，是写作拉了她一把。

2019年，她出版了《理性终结之处》。这是一本奇特的书——母亲与死去的儿子对话，在想象中延续他们的交流。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她说，"但写作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如果我不写，我就会彻底迷失。"

这本书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质疑她"消费"儿子的死亡，有人觉得她"应该保持沉默"。

"我不怪他们。"李翊云说，"除非你自己经历过，否则你无法理解。写作不是为了'治愈'，因为有些伤痛永远无法治愈。写作是为了'见证'——见证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见证生命的脆弱与坚韧。"

第二次崩塌：詹姆斯的离去

2024年2月16日，一个寒冷的冬日。

李翊云的次子詹姆斯，在普林斯顿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他19岁，和七年前死去的哥哥文森特一模一样。

当警察打来电话时，李翊云正在家里写作。她放下电话，静静地坐了很久。然后，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崩溃。"她后来写道，"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深渊是什么样子了。这一次，我只是再次走了进去。"

詹姆斯和文森特很像——同样的聪明，同样的敏感，同样热爱音乐。但他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更喜欢电子音乐，梦想着成为一名DJ。他性格开朗一些，朋友也更多。

"我一直以为，詹姆斯会不一样。"李翊云说，"我以为，如果我们更小心、更关注、更爱他，历史就不会重演。但我错了。"

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

中文互联网上，猜测、指责、谩骂铺天盖地。有人说她"克子"，有人说她"控制欲太强"，有人甚至说"两个儿子都被她逼死了"。有人翻出她的小说，逐字逐句地分析，试图找到"她作为母亲的失职"的证据。

面对这一切，李翊云选择了沉默。

"我理解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解释。"她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说，"如果指责我能让某些人感觉好一点，那就让他们说吧。但有些痛苦，是没有原因的。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她取消了所有的公开活动，把自己关在普林斯顿的家里。朋友们担心她会再次崩溃，但她没有。

"这一次，我知道我必须活下去。"她说，"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詹姆斯。为了文森特。为了所有爱我的人。"

深渊里的光

第二次丧子后，李翊云再次拿起笔。

《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是一本更私密的回忆录。她写下了那些最黑暗的日子——如何在清晨醒来时忘记儿子已经死了，如何在超市里看到某个背影时心跳加速，如何在深夜里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

她也写下了那些"众生百态"。

有人送来真挚的慰问，说"我无法想象你的痛苦，但我在为你祈祷"；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分析"她的家庭，说"也许你应该看看你们家的基因"；有人甚至问她"你什么时候写下一本书"，好像她的痛苦只是创作的素材。

"我记录这些，不是为了表达愤怒。"李翊云说，"而是为了传达一个观点：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可以也应当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最好的安慰不是话语，而是陪伴。最好的帮助不是建议，而是倾听。"

在这本书里，她也写下了自己的"顿悟时刻"。

那是在詹姆斯去世几个月后，她在普林斯顿的树林里散步。春天来了，树木开始发芽，鸟儿在枝头鸣叫。她突然意识到，生命依然在继续——不管她愿不愿意，世界依然在运转。

"我活在自己的人生里，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中的人生里。"她在书中写道，"我不能控制别人怎么看我，不能控制命运给我什么。但我可以控制的是：我如何面对这一切。"

这种"全然的接受"，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更艰难的勇敢。

写作即生存

很多人问李翊云：经历了这一切，你为什么还能继续写作？

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写作是我唯一知道的生活方式。"

在她看来，写作不是为了"治愈"伤痛——有些伤痛永远无法治愈。写作是为了"见证"：见证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见证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见证一个人在深渊边缘如何继续活下去。

"我的工作就是潜入到人物的头脑里，替他们活一次。"李翊云说，"也许，这也是我在替我的儿子们活着。通过写作，我可以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2025年10月，她的小说《鹅之书》在中国出版。这是一个关于两个13岁女孩的故事——一个尖锐好动，一个安静内省，她们在二战后的法国乡村结成了复杂而坚不可摧的友谊。

"你不能用苹果切开苹果。"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

也许，这就是李翊云对生命的理解：有些连接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无法被分割；有些痛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被消解。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活下去，依然要爱，依然要创作。

尾声：活下去的理由

获得普利策奖后，李翊云宣布，她会把奖金捐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

"我知道我的儿子们不会回来了。"她说，"但如果我的书能帮助某个正在挣扎的孩子，帮助某个正在痛苦的父母，那这一切就有意义。"

现在的李翊云，依然住在普林斯顿。她每天依然写作，依然教书，依然在树林里散步。

有时候，她会梦见文森特和詹姆斯。在梦里，他们还活着，还是少年的样子。他们会和她说话，会笑，会弹吉他给她听。

然后她会醒来，发现枕头上是湿的。

"我不会说我已经'走出来'了。"她说，"你永远无法'走出来'。你只能学会和悲伤共存，学会在深渊边缘继续走下去。"

在《自然万物只是生长》的最后一页，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活在自己的人生里，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中的人生里。这不是叛逆，也不是骄傲。这只是——真实。因为唯有真实，才能让我们在最深的黑暗中，依然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这就是李翊云的故事。

一个母亲的故事。一个作家的故事。一个关于失去与寻找、痛苦与救赎、黑暗与光明的故事。

不是为了被理解，不是为了被原谅。

只是为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