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乐舞：丝路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瑰宝

（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韩小燕

高昌乐舞是丝绸之路上的经典文化瑰宝，承载着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特质，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互动的重要纽带，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原乐舞文化发展，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当代高昌乐舞的传承发展与民族文化凝聚

20世纪60年代起，高昌乐舞走出国门，在中亚多国及地区展演，以兼具中原底蕴与西域特色的风格，成为展现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新疆歌舞剧院成立“高昌乐舞剧团”，系统开展高昌乐舞的史料挖掘、动作整理与艺术复原，为这一文化遗产的传承筑牢根基。1990年，中乌签订民间文艺交流协定，高昌乐舞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内容。新疆歌舞剧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文化艺术协会深度合作，联合组建高昌乐舞交流舞团，共同开展艺术研讨与巡演。2017年6月，联合舞团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丝路丝路》纪念演出暨国际巡演；2018年12月，双方携手开展“丝路·高昌”中亚巡演，先后在塔什干、比什凯克、杜尚别演出，搭建起丝路沿线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2019年8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研讨会以丝路文化交融为核心，将高昌乐舞作为重要研讨议题，为其当代传承提供了学术支撑。

高昌乐舞是丝路多元文化交融的典型现象，艺术内核兼具中原韵律与西域特色，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促的成果。当代高昌乐舞的传承传播，始终立足多元交融视角，深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海内外展演中不断凝聚民族文化认同，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贡献着文化力量。

高昌乐舞的历史融合与民族交往交流互鉴

唐代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鼎盛时期，开放的民族政策与繁荣的丝路贸易，推动了西域与中原的深度文化互动，高昌乐舞借此迎来发展黄金期，流传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唐代宫廷与民间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西域乐舞融入中原文化的代表。作为西域乐舞核心流派，高昌乐舞从多方面为唐代乐舞发展注入活力。例如，羯鼓、曲项琵琶、筚篥等西域乐器经高昌传入中原，与琴、瑟、笙、箫等中原传统乐器融合，形成唐代多元乐器体系，其奔放的旋转、腾跃等动作元素，融入唐代乐舞编排，丰富了表演形式。同时，胡旋舞、胡腾舞等西域经典舞蹈与高昌乐舞同入中原，与中原乐舞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了唐代绚烂的乐舞文化图景。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中道要冲，自汉代起便纳入中原王朝管辖，是经营西域的重要支点。唐代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对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地区实施有效行政管理，进一步推动了中原与高昌的政经文化融合。在持续的文化互动中，高昌乐舞既吸收中原文化养分，又向中原传递西域艺术特色，成为中原与西域民族交往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纽带。

高昌乐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践价值

高昌乐舞的形成与流变，本身就是一部民族文化交融的活态史。其舞蹈动作中的旋转与腾跃，既有西域胡旋舞的奔放特征，又在节奏处理上吸收了中原雅乐的含蓄节制；其伴奏乐器中，曲项琵琶与羯鼓来自西域，而琴、瑟等中原乐器也参与其中，这种“混编”在唐代宫廷乐部中并不罕见。正因如此，高昌乐舞所体现的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一种深层的融合——各民族在共同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彼此欣赏、相互借鉴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早期实践。

从历史进程来看，高昌乐舞的传播并非单向输出。隋唐时期，西域乐舞大量进入中原，与此同时，中原的礼乐观念也反向影响着西域乐舞的编排与审美。高昌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恰好成为这种双向互动的前沿。敦煌莫高窟中的乐舞壁画、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舞俑，都印证了这种交融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可以说，高昌乐舞之所以能在唐代宫廷与民间同时获得广泛接受，恰恰因为它承载了不同民族都能理解并认同的艺术语言。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互动中，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得以深化，为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官方与西域的交往一度受阻，但民间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大量中原民众避乱西迁至高昌。高昌由此成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核心区域，南迁汉人与西域各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既保留传承了汉文化，又吸收了西域文化特色，创造出多元的地域文化，高昌乐舞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成为汉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唐代推行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打破了民族间的文化壁垒，大量少数民族文化元素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各民族相互尊重、包容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一思想不仅推动了唐代社会繁荣，更深刻影响了后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而高昌乐舞作为文化融合载体，成为传递民族包容、促进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让各民族在文化互动中增进情感联结，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回顾高昌乐舞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官方交往时断时续，但高昌地区的民间文化互动反而更加活跃。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高昌集中了大量来自河西、陇右的汉人移民，他们与当地各族居民共同生活，在生产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乃至艺术审美上相互影响。高昌乐舞正是在这种日常的、非制度化的交流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这说明，文化的融合往往在民间交往中自然生长。

唐代以后，高昌乐舞虽逐渐融入更宏大的宫廷乐舞体系，但其“基因”并未消失。如今，新疆歌舞剧院的复原演出、中亚各国的联合巡演，其实都是古老文化基因的当代延续。值得留意的是，当代的高昌乐舞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了其原有的交融特质——依然能够跨越民族与国界，成为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昌乐舞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什么”，更在于它“能做什么”。高昌乐舞以自身的历史证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封闭自守，而在于开放与交融。这种经验，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仍有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本文系2025年度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文化润疆专项委托招标课题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高昌乐舞文化交融研究》（批准号：ZK2025W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