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房凑四百万赴德抗癌，手术很成功，回国28天为何人财两空？

卖房凑四百万赴德抗癌，手术很成功，回国28天为何人财两空？

我男人走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

病房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雨丝飘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已经不在了，但嘴角是往上扬着的，像以前睡午觉时候的样子。我摸着他的脸，凉的，硬邦邦的，不像三天前还是热乎的。护士进来拔管子，看了我一眼，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出去了。走廊上有人在哭，不知道是谁家的，哭声闷闷的，隔着一道墙传过来。

我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他从头到脚被白布蒙上。四百万没了，房子没了，人也没了。从德国回来到现在，正好二十八天。

我们结婚那年，我二十五，他二十七。相亲认识的，介绍人说男方在机械厂上班，正式工，有房子，人老实。见面那天他穿一件蓝色的工装，手上有机油的黑印子，没来得及洗就来了。他搓着手跟我说：“厂里机器坏了，修到一半，不好意思。”我心想这人真傻，第一次见面你就不能请个假？

后来才知道他不会请假。在厂里干了十五年，全勤奖年年拿，一天假都没请过。我跟他说你傻不傻，请一天假能怎么的？他说厂里忙，走不开。

我们结婚第二年，女儿出生。他高兴坏了，抱着女儿在产房外面转圈，转得护士都晕了。他给女儿取名叫“安”，希望她平平安安的。他这个人没什么文化，高中毕业就进厂了，但他心眼好，实在，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富裕，但也不穷。他在厂里一个月拿五千多，我在商场卖衣服，一个月三千来块，加上年终奖，一年能攒个两三万。房子是结婚前他爸妈给的老房子，两室一厅，不大，但够住。女儿上小学，成绩不错，跟他一样老老实实的。

谁也没想到他会生病。

去年夏天，他开始咳嗽。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去药店买了止咳糖浆，喝了不管用。后来又去社区医院挂了几天水，还是一直咳。我说你去大医院看看，他说没事，可能就是抽烟抽多了，少抽点就行。他一天抽一包多，说了多少次让他戒，他嘴上答应，背地里照样抽。

咳嗽了快两个月，有一天他咳出来的痰里面带血丝。他拿纸巾擦掉了，没让我看见，但我洗衣服的时候在枕头套上发现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是牙龈出血。我不信，硬拉着他去了市里的医院。

拍了个CT，医生说肺上有个东西，建议做个增强CT再看看。我那几天心里七上八下的，老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他在我面前还是嘻嘻哈哈的，说医生就爱大惊小怪，一个咳嗽还做什么增强CT，就是想多收钱。

增强CT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我单独叫进了办公室。那个医生姓刘，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说话很慢。他指着片子跟我说：“你丈夫的左肺上叶有一个占位，大概三公分，形态不太好，我们高度怀疑是恶性的。”我问什么是恶性的，他说就是肺癌。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脚底下像踩了棉花。刘医生说了很多，什么分期、什么活检、什么淋巴结，我一个都没听进去。我就听见两个词：肺癌，要治。

出来以后我在走廊上站了好一会儿，把眼泪擦干了才进去找他。他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正在看手机上一个修拖拉机的视频，笑得前仰后合的。看见我进来，他说：“怎么样？没事吧？我就说没什么大事。”

我说：“嗯，没什么大事，但医生建议你住院，详细查一查。”

他愣了一下，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机收起来了。他没再问，我知道他看出来了。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不傻。我眼眶红没红，他看得一清二楚。

住了院，做了支气管镜，取了活检。等了五天，结果出来：肺腺癌，三期A，纵隔淋巴结有转移。刘医生说不能直接手术，要先做化疗和靶向治疗，把肿瘤缩小以后再评估手术的可能性。

三期，意味着什么我后来上网查了。五年的生存率，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看着他，他睡得很沉，呼吸很重，喉咙里发出一种嘶嘶的声音。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他才四十二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头上有了白头发，眼角全是皱纹，手上全是干活留下的老茧。我忽然想起来，我们结婚那天他穿着一双新皮鞋，走路一瘸一拐的，说是不习惯，后来才知道那双鞋是借他妹夫的，大了两码。

他这一辈子，好像就没穿过合脚的鞋。

化疗开始了。一个疗程三次，三周一次。第一次化疗完，他开始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枕头、衣服、洗脸池全都是。他说剃了吧，我拿推子给他推光了。推完他照了照镜子，笑了：“还行，挺像社会人的。”我跟着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他说你哭什么，光头又不是绝症，等长出来又是一头好头发。

第四次化疗的时候，白细胞掉到零点八，发烧烧到四十度，在医院住了十天才稳住。他瘦了二十多斤，皮包着骨头，脸色蜡黄，嘴唇全是干皮。但他每次见到女儿来，都撑着坐起来，笑嘻嘻地说：“爸爸没事，爸爸就是吃坏肚子了。”

女儿那年九岁，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说。她给她爸剥橘子，一瓣一瓣地把白色的丝络撕干净了再递给他，因为他以前说过不喜欢吃那个白色的筋。他吃着橘子，眼睛红了，把脸转到一边去，假装看窗外的鸟。

化疗做了六个疗程，肿瘤从三公分缩小到一点五公分。刘医生说效果不错，可以评估手术了。那段时间我们又看到了希望，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排骨汤、鸡汤、鱼汤，他喝两口就喝不下了，但死撑着喝，喝了吐，吐了再喝。他跟我说：“我得活着，我闺女才九岁。”

手术安排在十二月份。开胸，左肺上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我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中间护士出来两次，每一次我都以为出事了。后来主刀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完整切除了，淋巴结清扫得也干净，术后再做几个疗程的辅助化疗，有希望长期生存。

我当时高兴得差点在手术室门口跪下。

他在ICU待了两天，转到普通病房以后，整个人又瘦了一大圈。胸口一道长长的刀口，缝了二十多针，引流管插在肋间，肺里一直在漏气，插着胸腔闭式引流瓶。他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但从来不叫唤，就咬着嘴唇硬扛着。我问他要不要打止痛针，他说不用，能扛。我知道他是怕花钱，那会儿已经花了十几万了，医保报了不到一半，剩下全是自己的。

有一天晚上我以为他睡着了，坐在床边偷偷哭，哭得很小声，但还是把他吵醒了。他伸手够到我的手，他的手跟以前不一样了，又干又瘦，指甲盖是青紫色的，因为化疗把末梢神经损伤了。他说：“别哭了，我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我把他的手贴在脸上，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术后一个月，他的状态恢复得不错，能下地走路了，也能自己吃饭了。病理报告出来了，切缘是阴性的，淋巴结里也没有发现癌细胞。刘医生说手术效果非常好，接下来再做四次辅助化疗，以后定期复查就行。

我们都很高兴，以为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想着等他好了以后，我要带他去北京看看天安门，他这辈子没出过省，最远去过两百公里外的市里。他说他想去长城，我说行，咱们去长城，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咱们就去。

但命运大概是不会让人如愿的。

术后两个月复查，CT显示肝脏上出现了一个低密度影。刘医生不敢说是转移，说可能是术后反应性的改变，建议过一个月再复查。那个月我每天活在恐惧里，上网查各种资料，越查越害怕。他倒是很平静，每天按时吃药、吃饭、下楼散步，还帮我拖地、洗菜。我说你歇着吧，他说医生说要多活动，不能老躺着。

一个月后复查，肝脏上的那个低密度影长大了，从一点五公分变成了三公分。穿刺活检，结果出来：肺腺癌肝转移。

那天我拿着报告单走出医院大门，十一月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在人行道上蹲了半个小时，站不起来，腿完全是软的。我想不明白，手术不是很成功吗？切缘不是阴性的吗？淋巴结不是没有癌细胞吗？怎么才两个月就转到肝上了？

刘医生跟我们说，这种情况临床上叫“术后早期远处转移”，说明癌细胞在手术前就已经通过血液跑到肝脏去了，只是当时太小，CT看不出来。他说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建议做全身治疗，也就是化疗加上现在比较新的免疫治疗，但免疫治疗一个疗程就要三万多，而且是自费的。

我问他效果怎么样，他说不好说，有效率大概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且免疫治疗起效慢，有些人做到三四个疗程才能看到效果。

他躺在病床上，听完刘医生的话，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医生，你给我开最好的药，多少钱都行。”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神跟刚确诊的时候不一样了。刚确诊的时候他眼睛里是害怕，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惧。但这次他眼睛里是别的什么，是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那种决绝。

回家以后我开始在网上查各种治疗肺癌的信息，加了好几个病友群，天天在里面看别人发的帖子。有一天群里有人转发了一篇文章，说德国有一种新的抗癌技术，叫光动力疗法加细胞免疫治疗，专门针对术后复发和转移的病人，效果特别好，有人做了以后肝上的转移灶完全消失了。

我把那篇文章看了十几遍，又去网上搜了很多相关的信息。德累斯顿有一家医院，专门做这个，全世界很多病人都去那边治。有人在网上写了治疗的过程，说那个技术不用开刀，不用化疗，副作用小，效果好。我越看越心动，觉得这就是救命的那根稻草。

但我没有马上跟他说。我心里清楚，去德国治病的费用不会少。我把家里的存折翻出来算了一下，这些年我们一共攒了不到五十万。房子是老房子，挂出去卖也有人问过价，开价一百二十万，但这种老房子不太好卖，挂了大半年还没脱手。

加起来不到两百万，够不够去德国治病，我一点底都没有。

那几天我睡不着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一躺下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我偷偷加了一个中介的微信，那个人专门做赴德就医的，说是可以帮忙联系医院、翻译病历、安排行程，全套服务下来服务费八万，这是不包含治疗费的。我问了他大概的费用，他说看病情，一般光动力加细胞免疫一个疗程二十到三十万人民币，一般要做两到三个疗程，加上生活费、机票、翻译这些，准备四百万左右比较保险。

四百万。

我看了那个数字，一整个晚上没合眼。我们的家底加起来不到两百万，还有两百万的缺口。房子卖了也才一百多万，加上存款不到两百万，离四百万还差一半。

我想过去借。我娘家那边亲戚不多，条件也都一般。我有个弟弟在镇上开修车铺，日子紧巴巴的，能拿出来两三万顶天了。他那边，他爸妈年纪大了，退休金加在一起三千来块，攒了一辈子也就十几万。朋友什么的更不用说了，人到中年，谁家不是上有老下有小，谁能借给你几十万？

但我不想放弃。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德国、光动力、细胞免疫。我觉得那就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去试试，这辈子都会后悔。

我瞒着他开始打听卖房的事。我们的房子虽然老，但是地段好，楼下有菜市场、公交站、小学。我把房子挂到中介，一个礼拜就有人来看房了。一对年轻夫妻，在附近上班，想买学区房给孩子上学用。他们开价一百一十万，我咬咬牙降到一百零五万，当天就签了合同。

交房的日子定在一个月以后。我跟他说房子卖了，等过户完我们就搬到对面租的那套小房子里去。他没说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我：“卖了多少钱？”我说一百零五万。他又沉默了很久，说：“治病要多少钱？”

我没瞒他，把去德国的想法跟他说了。他听完第一反应是不去。他说：“四百万，就为了治我这个病？万一治不好呢？你跟安安以后怎么办？房子卖了，钱花了，人没了，你们俩喝西北风去？”

我说：“万一治好了呢？”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他很少哭，结婚这么多年我见他哭过两次，一次是女儿出生，一次是现在。他说：“你傻不傻？你拿四百万去赌一个万一？”

我说：“我愿意。”

那段时间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很多次。他不肯去，说不治了，就在国内做化疗，能活多久是多久，别去浪费那个钱。我说你才四十二岁，安安才九岁，你舍得吗？他说他不舍得，但他更舍不得让你们两个背上四百万的债。

吵到最后他妥协了，因为他看见了我把房子卖掉以后存折上的数字。那个数字不只是钱，是我砸锅卖铁也要救他的决心。他知道如果不让我试试，我这辈子都会活在遗憾里。

接下来就是筹钱。房子卖了只有一百万出头，加上存款还差将近三百万。我把能想到的所有办法都想了。我去银行问了贷款，人家说没有抵押物贷不了那么多。我弟弟把他店里的流动资金八万块全给了我，我爸妈把养老钱五万块拿了出来，他爸妈把一辈子的积蓄十二万也拿了出来。

我还差两百多万。

最后是公公把老家的宅基地卖了。那个宅基地在乡下，一亩多地加三间瓦房，卖给了同村的人，卖了二十八万。我公公拿着那二十八万给我，手都是抖的。这个地是他们家留给孙子辈的，现在卖了，以后再想回去就回不去了。

再加上我找同学朋友东拼西凑借了十几万，我跟亲戚们编了个谎话，说我们要做一个小生意，差一点周转资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是去德国治病，我怕他们觉得借了钱打水漂。

全部加起来，不到三百万。离四百万还差一百多万。

我想过去网上众筹，写了一个稿子，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还是没有发。我觉得丢人，以前看别人在朋友圈众筹治病，我多多少少都会捐一点，但轮到自己头上，我发不出来。我从小就好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过得不好。

就在这时候，公公又来了，拿了一个纸包，里面是一沓一沓的现金。他说他去找了一个远房亲戚，借了四十万，月息一分五，一年还清。加上之前那些，三百万出头了。还差将近一百万，他让他老婆打电话去跟娘家人开口，他娘家的嫂子借了二十万，他妹妹借了五万。

我跟中介说了我们的情况，问能不能少一点，节约着花。中介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那边医院的收费是固定的，省也省不了多少。我说那就先进去做一个疗程看看，有效果再做。

最终我们凑了三百万出头，定了一月底出发。

走的那天是腊月十八，离过年还有十几天。安安放寒假了，跟着爷爷奶奶回了乡下。我把她抱在怀里，她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你要把爸爸带回来。”我说好，妈妈一定把爸爸带回来。

她把脸埋在我肩膀上，不撒手，她奶奶把她抱下去的时候，她趴在奶奶肩膀上看着我，两只大眼睛里全是眼泪。

我们坐飞机从上海转机，飞了十几个小时到法兰克福，再坐火车去的德累斯顿。他身体很虚，坐了那么久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腿都是肿的。我又花了两百欧元叫了一辆专车，从法兰克福直接开到德累斯顿，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他在车上睡着了，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得跟纸片一样。

到了德累斯顿，中介安排了一个翻译和一个护士来接我们。翻译是个中国留学生，姓王，学医的，很热心。他帮我们办了住院手续，把国内的病历翻译成德文交给医生。

第二天见了主治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老头，头发全白了，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很慢，英语带着很重的德语口音，我一句都听不懂，全靠小王翻译。医生说他的病情比较明确了，左肺癌术后肝转移，目前肝上那个病灶三公分，是孤立性的。他们这里可以做光动力联合细胞免疫治疗，先做光动力把肝上的病灶处理掉，再用细胞免疫来全身扫荡残留的癌细胞。

医生还说了很多专业的东西，什么CD34、什么树突状细胞、什么T细胞，我完全听不懂。但他说了一句话我听得懂：这种治疗方式对于部分病人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效，个例差异很大。

我问他有效率大概是多少，他说针对术后寡转移的病人，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病人可以获得疾病控制，其中一部分病人可以出现病灶完全消失。

一半。五成的机会。比刘医生说的国内免疫治疗有效率高了将近一倍。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有没有水分，是不是中介为了拉生意故意往高说的。但那一刻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比国内高就行，哪怕高一点点都行。人命关天的事情，多一分希望就多一分。

办理住院交了费用，一个疗程光动力加细胞免疫，医院报价五万八千欧元，折合人民币四十五万左右。加上之前的服务费、机票、住宿、生活费，花了五六十万了。我看了看卡里的余额，还剩下两百四十几万，还能再做四五个疗程。

光动力治疗是在入院第三天做的。先注射一种光敏剂，等两天药物在体内分布到合适的浓度以后，再用激光照射肝脏上的肿瘤部位。医生说这个技术的好处是精准、创伤小，不会像化疗那样全身都是副作用。

他做完光动力的当天晚上，精神很好，还在病床上跟我视频聊天，让安安看看爸爸。安安在视频那边哭了，他就哄她：“别哭别哭，爸爸过两天就好了，好了就回来陪你过年。”

做完光动力第二天，他开始发高烧，烧到三十九度五。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是免疫系统被激活了，对治疗来说是好事。但是他烧得很厉害，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说胡话，一会儿叫安安的名字，一会儿叫他妈的名字。我守在旁边，一晚上没敢合眼，用湿毛巾给他擦额头、擦腋下、擦脖子，一遍又一遍。

烧了三天才退下去。退烧以后，开始做细胞免疫治疗。这个比较复杂，要先从他身上抽血，提取出免疫细胞，在实验室里培养扩增，再用一种特殊的物质去激活它们，最后再回输到他的体内。整个过程下来大概两个星期。

那十几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每天去医院报到。他的状态好了一些，能出门走走了。德累斯顿的冬天很冷，下了很大的雪，他站在旅馆门口看着雪花往下飘，忽然跟我说：“等好了以后，带安安去堆雪人吧，她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我说好，到时候咱们一家三口一起来。

细胞免疫回输那天，他有点紧张，手心全是汗。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用。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但握得很紧，像以前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他牵着我的手那样。

回输的过程很快，就跟输血一样，点滴打进去，一个多小时就好了。打完以后我们在医院观察了两天，医生说一切顺利，可以出院了，两个月后回来复查。

出院那天，翻译小王帮我们办手续，医生过来跟我们说，从影像上看肝脏上的病灶有明显缩小，初步判断治疗是有效的，但最终效果要看两个月后的复查结果。他建议我们回国以后继续做两到三个周期的细胞免疫维持治疗，或者口服一些靶向药物。

我高兴得快哭了，我觉得我们赌对了，那四百万花值了。

从德累斯顿飞回国内，我们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他精神状态很好，一路上都在规划回去以后的生活。他说要把房子赎回来，虽然可能一时半会儿赎不回来，但可以攒钱再买一套小的，够三个人住就行。他说回去要好好上班，不能在厂里混了，得多挣点钱把债还了。他还在飞机上写了一个计划表，一个月的工资多少，能攒多少，大概多少年能把借亲戚的钱还完。

我看着他写计划的样子，觉得以前那个他又回来了。那个人会在笔记本上记下每一笔开销，会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走三站路，会把所有的发票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抽屉里。

他这辈子，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只有治病的钱是糊里糊涂的。

回到国内，我们没有回城里，直接去了乡下老家。安安在村口等我们，远远地看见我们的车就跑了过来。他下车以后把安安抱起来转了三圈，安安搂着他的脖子哭，他笑着说：“哭什么哭，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那几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几天。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公公烧了一桌子菜，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他喝了半杯酒，说这是他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酒。吃完饭我们看春晚，安安坐在他腿上，他给她讲了一个特别无聊的笑话，安安笑得前仰后合，他也笑，我也笑，全家人都笑。

我以为日子就要好起来了。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他说头疼。我摸了摸他的头，不烫，以为他没睡好，让他再躺一会儿。躺着还是疼，是那种胀痛，后脑勺一突一突地疼。到下午的时候他开始呕吐，吃什么吐什么，连水都喝不进去。

我慌了，大年初一乡镇卫生院没人，我给刘医生打电话，刘医生说尽快来市里医院，做个头颅CT排除一下。

我连夜叫了一辆出租车，从乡下开到市里，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他在车上一直说头疼，眼睛闭着，手死死地抓着车坐垫，指节发白。

到了市医院急诊，做了头颅CT，结果出来的时候，值班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屏幕上的几个白点跟我说：“颅内多发转移瘤，最大的这个在枕叶，大概两公分，周围有明显的脑水肿。”

我站在那个办公室里，跟几个月前刘医生说肺癌的时候一模一样，脚底下踩了棉花。我不是不相信，我不是不痛苦，我是已经麻了，好像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拎起来摔下去，摔到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我说：“可是我们刚从德国做了细胞免疫治疗回来，医生说效果很好的，肝脏上的病灶都缩小了。”

值班医生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在医院里见过很多次了，是那种想说点什么但又不忍心说的眼神。他沉默了几秒钟，说：“这种情况确实会有，免疫治疗对一些部位的病灶有效，但对另一些部位可能没有效果。而且大脑有血脑屏障，细胞免疫治疗很难透过这个屏障，所以颅内出现转移是比较常见的。”

我不懂什么血脑屏障。我只知道我花了四百万去德国治病，肝脏上的肿瘤是小了，但脑子里又长出来了。就跟打地鼠一样，你把这个按下去，那个又冒出来，永远打不完。

我们住进了市医院的肿瘤科，还是刘医生管床。刘医生看了德国的病历和影像资料，说那边的光动力和细胞免疫治疗从技术上讲是先进的，对肝脏的病灶也确实有效果，但是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太强了，治疗后出现了耐药克隆的富集和脑转移，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不懂，但我听懂了最后一句话：“这种情况预后很差，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

我们选择了全脑放疗。医生说放疗可以暂时缓解症状，控制脑转移灶的进展，但远期效果不好，而且副作用很大，会损伤正常的脑组织。

他做了第一次放疗以后，人就开始糊涂了。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的，一会儿以为自己是年轻时候在厂里上班，说机器坏了要修；一会儿以为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说要找他妈妈。安安来看他的时候，他盯着安安看了半天，问：“这是谁家的小孩，长得真好看。”安安哭着叫爸爸，他愣了一下，好像忽然认出来了，伸手摸了摸安安的头，说：“安安乖，爸爸没事。”

但过不了几分钟，他又不记得了。

那几天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算了一遍。从德国回来，卡里还剩下一百八十多万，加上后来东拼西凑借的那些，按说还有不少，但光是德累斯顿的医院后来又补收了两次费用，加上机票、住宿，陆陆续续又花了六七十万。到住进市医院的时候，卡里还剩一百多万。每天在全脑放疗、甘露醇降颅压、各种营养支持、人血白蛋白，一天下来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

我跟刘医生说能不能用好一点的药，刘医生说在这种疾病终末期，用药的差别已经不大了，安慰我们更多是心理作用。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虽然有时候糊涂，但清醒的时候他还是清醒的。有一天下午他忽然很清醒，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哭。他说：“那四百万，你拿去再买一套房子吧，别花在我身上了，不值。”

我说：“你值。”

他又说：“安安以后要上学，要花钱，你把钱留给她。”

我说：“安安要的是爸爸，不是钱。”

他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顺着太阳穴流到枕头上。

那天晚上他疼得厉害，头疼、骨头疼、全身都疼。止痛针从一支加到两支，从两支加到三支，打到最后护士说不能再打了，再打怕呼吸抑制。他就咬着枕头硬扛，嘴唇咬破了，枕头上全是血。

我趴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他握得我很疼，但我不敢出声，我怕他听见了会松手。我就让他握着，疼到骨头里我也忍着。他握了我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松开。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跟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我要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能听见。他说：“我想回家。”

我说好，咱们回家。

但他没有撑到家。转到县医院以后又住了三天，三天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醒过来，也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安安来了，站在床边叫爸爸，他的眼皮动了一下，但没有睁开。

五月六号那天下午，他忽然睁开了眼睛，看了我一眼，看了安安一眼，又看了看天花板，然后慢慢闭上了。

心电监护的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滴滴滴的声音响了三声，护士进来关了机器。

我从医院出来，坐上一辆回老家的中巴车。车上人很多，闹哄哄的，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嗑瓜子，有小孩在哭。我抱着一个帆布包坐在最后一排，包里是他的衣服和病历。一沓厚厚的病历，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五月，少说有几十万字，每一页、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的路。

中巴车开在乡间的公路上，两边的麦子快熟了，风吹过来，麦浪一层一层的。我忽然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他还没生病，我们一家三口来过这片麦田。安安在田埂上跑，他在后面追，我在后面喊他们慢点。那天太阳很好，他的影子很长，安安的影子很短，两个影子在麦田里晃啊晃的。

我想他，我想得心口疼，疼得弯下了腰。旁边一个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姑娘你是不是晕车了，要不要开窗户。

我摇了摇头，把脸埋在他的衣服里，那上面还有他的味道，洗衣液的香味和淡淡的烟味混在一起，是他特有的味道。我把鼻子埋在里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把这辈子的想念都吸进去了。

窗外，麦浪还在翻滚。太阳要落山了，把半边天染得通红。

中巴车拐进了村口的那条水泥路，路边站着一个老人，是公公。他佝偻着背，手里拄着一根棍子，站在路边张望着每一辆经过的车。司机停下来，我下了车，公公站在那里看着我，没说话。

我把包里的骨灰盒递给他，他接过去，两只手捧着，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微微颤抖的肩膀，忽然想起他卖了宅基地那天的样子，手抖着把二十八万块钱递给我的样子。

走到家门口，婆婆站在门槛上，一看见那个骨灰盒就说了一句“我的儿啊”，腿就软了，旁边有人扶住了她。我看见安安站在堂屋的门后面，两只手扒着门框，指甲扣在木头里，脸上全是泪，但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

我蹲下来，把她抱进怀里。她忽然大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说：“妈妈，你不是说爸爸会回来的吗？你不是说手术很成功的吗？爸爸怎么变成一个小盒子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想告诉她，手术是很成功，德国的治疗也是很先进，但是癌细胞这个东西不讲道理，它会躲、会藏、会跑到你想不到的地方。我想告诉她，这世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努力了就会有结果，不是花了钱就能买回命。

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我就抱着她，让她哭，我自己也哭。婆媳两个抱着一个孩子哭成了一个团，哭声从堂屋里传出去，惊飞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的麻雀。

晚上所有人散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灵堂里，看着他黑白照片上的笑脸。公公端了一碗面进来，放在桌上，说吃吧，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端着那碗面，热气蒸到脸上，眼泪又下来了。我忽然想起来件事，他从生病开始就没吃过一碗舒心的面。化疗那会儿吃什么吐什么，去德国那会儿吃不惯西餐天天啃面包，回来以后颅内转移开始呕吐，连水都喝不进去。他到最后，连一碗面都吃不了了。

我把面放在桌上，推到他遗像前面，说：“你吃吧，这回没人跟你抢了。”

公公在旁边听见了，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后面的日子里，我开始清算那些账。亲戚朋友借的钱，七七八八加起来六十多万，公公借的高利贷四十万，月息一分五。银行卡里还剩不到四十万，加上农村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零零碎碎加在一起，大概有五十多万出头。减去那些债，不够，远远不够。

卖房子的钱、借的钱，加在一起四百万出头。一个疗程的光动力加细胞免疫四十五万，做了两次，加上后续的一些检查费、药费、住院费，光医院就花了一百三十多万。机票、住宿、翻译、生活费杂七杂八加起来又是三四十万。回国以后放疗、住院、营养支持，又是一笔。林林总总加起来，离四百万不远了。

我把这些数字一个个列在一张纸上，加了一遍又加了一遍，每次得出的数字都不一样。不是算术不好，是眼睛总是被眼泪糊住，看不清。

后来有一天，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从他平时背的那个旧书包里翻出一个信封。信封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给老婆”三个字。我打开来看，是一封信，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的，有些地方被水湿过的痕迹，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信不长，大概只有几百字。

“老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想跟你说三件事。第一，谢谢你。这些年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最后还让你背了一身债。第二，对不起。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把你跟安安扔下了。第三，你别太难过。人都有这一天，我只是走得早了点。你把安安带好，等我走了以后，你遇到合适的人就再找一个，别一个人扛着。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你，下辈子我还想娶你，就是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老公。”

我拿着那封信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哭到哭不出来，干呕，呕到胆汁都出来了。婆婆在门外听见了，推门进来抱着我，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成了两个泪人。

安安放学回来，看见我们俩在哭，也哭了。但她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去厨房给我们倒了杯水，端过来的时候小手还在抖。她才九岁，但我总觉得从那天开始她就长大了。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我把乡下的老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安安住下了。城里的房子已经卖了，租的那套小房子也退了。我开始学着种菜，在屋后那块巴掌大的地里种了青菜、萝卜、辣椒。刚开始什么都不会，辣椒种死了，青菜被虫子吃光了，萝卜只长了鸡蛋那么大。隔壁的刘婶笑话我，说你这个城里人回乡下什么都不会，她手把手地教我浇水、施肥、捉虫。

我还在镇上找了一份工作，在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四。公公婆婆心疼我，说你别干了，在家里带好安安就行，他们两个老人的退休金加一起三千多，够花。我说不行，我要还账。六十多万的债，利滚利的高利贷，我一天不还，一天就睡不踏实。

超市的班是三班倒，早班七点到下午三点，晚班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夜班太晚了我不上，因为安安一个人在家我会担心。我跟店长说了我的情况，店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听完以后眼圈红了，说行，你只管上早班和中班，夜班我找别人。

发第一个月工资那天，我给公公婆婆买了件衣服，给我弟弟转了八百块钱，给我闺蜜转了五百，这些是当初他们借给我的。她们都没收，闺蜜打电话来骂我：“你是不是有病？我现在又不缺钱，你拿那个钱给安安买点好吃的。”我说你不收我心里不踏实，她说那你先踏实着，等你有钱了一次性还我。

我没有一次性还的本事，所以我给每一个借钱的人都开了个账户，每个月还一点。哪怕两百、五百，我也还。我不想欠人家的，更不想让人觉得我男人走了，我就赖账。

有时候我想，他说的那句话也许是没错的。那四百万，拿去再买一套房子，或者留着给安安上学，是不是更好？可我又想，如果我不花这个钱，不做这个努力，他一辈子都会活在“可能去德国就能治好”的遗憾里，我也会的。因为做过了、努力过了，所以我不后悔。

我只是心疼他。心疼他受的那些罪，心疼他最后的日子连一碗面都吃不下，心疼他临死前还在惦记我和安安以后的日子。

前几天，安安在做作业，忽然跑过来问我：“妈妈，爸爸去德国的时候，看到的好不好玩？他说要带我去堆雪人的。”

我说：“好玩，雪很大很白，你爸爸还说下次带你一起去。”

安安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妈妈，我知道爸爸回不来了。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去德国的时候是不是很疼？”

我蹲下来看着她，她的眼睛跟她爸爸一模一样，又大又圆，里面全是清澈的光。我说：“不疼，爸爸走的时候一点都不疼。”

安安点了点头，回去继续写作业了。她写的是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她写了满满两页纸，作文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爸爸去德国治病了，他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太累了，他想休息了，所以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以后，妈妈哭了，奶奶哭了，我也哭了。但是我没有哭出声，因为爸爸说过，安安是最勇敢的女孩子。”

后面的字被眼泪洇湿了，看不清了。

我把安安的作文本合上，走到院子里。夕阳刚好落在西边的屋顶上，把整个院子照得金灿灿的。院子墙角里，他去年种的丝瓜秧已经枯了，干枯的藤蔓还缠在竹架子上，风一吹，哗哗地响。

等春天来了，我要在那里新种一架丝瓜。

等他回来。

不，不等了。他回不来了，我知道的。但是日子还是要过的，安安还要长大，债还要还，生活还要继续。就像那架枯了的丝瓜藤，风一吹就散了，但来年春天，种子还会发芽，还会长成新的藤蔓，还会开出黄色的花，还会结出青青的丝瓜。

生活就是这样，打碎了，黏起来，再打碎了，再黏起来。黏到最后，满身都是裂缝，但还是一件完整的器皿，还能盛水，还能装饭，还能过日子。

那四百万没了，房子没了，人也没了。但我还有一个安安，还有一条路要走，还有一辈子要活。